中国古代妇女的贞操观念是一直到明清才被加强到高峰，这是常识。只是这类贞操叙事往往都被一味当成统治阶级对妇女的压抑迫害，这个角度当然也没问题，而且自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清朝就成为首当其冲被攻击的封建王朝，都怪清朝拖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习惯于想象清朝妇女都过着猪狗一般的悲惨生活。
重点不是上述观点到底对不对，而是那些观点背后透露的是一种什么意图：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流行的进步史观影响到中国，认为现代化就意味着人类走向一个更自由更平等更开放的单一线性的未来，与此同时也巩固了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大人教育（吓唬）小孩时常用的话术就是，你知道古代人过得有多惨吗？你要感谢现在的美好生活。网友点评任何带有保守倾向的言论（尤其是针对女性穿衣自由、性解放等等）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是：大清亡了。
大清成了给当代中国人垫背衬托的存在，反正说到大清就是腐朽落后封闭一句话盖棺定论。但这显然会让我们错过更生动的历史细节，反而是像本书作者这样的西方汉学家会更善于站在“反西方”的角度去真正接近中华帝国。
实际上，对于中国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大事只有国家的稳定，贞节牌坊从雍正朝才开始集中爆发在中华大地，并不是说雍正一拍脑门觉得女人就是要守节！就是见不得女人淫乱，并不是出于这种纯粹的道德教化的目的，突然就开始广撒银子立牌坊表彰贞妇，没必要啊，既然女人只是猪狗只是物件，又何必花心思去引导？要知道中华民族是最早世俗化的民族之一，确立了严格的父权制基础，雍正更是以其理性著称。
在雍正之前，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传承的是身份等级制，良民和贱民被严格区分，贱民的性生活并不被法律约束，也就是说，只要身份低贱的人不侵犯到良民，随便你内部怎么搞都没事，不被法律约束的内在逻辑是“你不配”。娼妓是合法的，只要她并非良民女子。
贞节牌坊在元明已经出现，但还没有成为后来那么显耀的一种光荣。就像我上面说的那样，重点不是贞节牌坊到底对不对，批判两句是很容易，重点是要看到，自宋代以降，商业的发展以及人员流动性的加强，全社会的淫逸风气已经越来越盛，以至于朝廷要亲自出马去嘉奖那些历来被现代人视为无足轻重的古代妇女。
这样的社会发展到了雍正朝，官员们已经分不清谁是良民谁是贱籍，很多贱民事实上已经过上了和普通百姓一样的日子，如果再不用法律约束他们，整个社会就会面临崩溃的风险，于是这才有了雍正的改革，所谓“开豁贱籍”，把贞节的标准推向所有女子。在作者就算是以往被看作身份最卑贱的女子也会因为反抗强奸获得旌表，有赏银，有牌坊，进祠堂。
在整个漫长的封建王朝时期，女子的第一要务是顺从丈夫，除了保持绝对的忠诚以外，被打被骂都是司空见惯的，还有丈夫当皮条客，让妻子卖娼，这都是自古以来的常见之事，官府都不闻不问（对贱民）。但是到了雍正朝，纵容妻子卖娼的丈夫将被法律严惩，同时，抵抗被卖娼的妇女同样会获得贞节牌坊的嘉奖。
清朝的寡妇拥有了古代妇女中前所未有的独特自主权。只要她能够保持贞操，她就可以合法获得夫家的主理权，管理全部的财产和儿女。关键是夫家和娘家都不能逼迫她再嫁，否则也会遭到刑罚，反抗逼嫁的寡妇则同样会因为忠贞受到表彰。
这也就意味着，女子要顺从丈夫的那种延续千年的妇德标准也不是一味颠扑不破的了，女性面临的这种生命经验割裂性可能会反向地促进个体意识的部分觉醒。
丈夫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丈夫，而是一种标准的父权制家长模范代表。这种权力首先要求丈夫不能主动戴绿帽，如果丈夫没能守护住身为一个丈夫应该保障的利益，那他也将被官府褫夺夫权。
因此，身份等级的展演逐渐演变成了社会性别的展演。比如“从良”在过去指的是贱民脱离贱籍成为良民，这是一个很客观的被登记在册的身份改变，贱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虽然长期遭遇污名化，但也不会被施加期待，官府对待他们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就像一个都市有繁华璀璨的部分，也必须要有阴暗的水沟疏通，那些从事低贱行业的贱民就是水沟一样的存在，古代统治者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唯独到了清朝，“从良”几乎成了娼妓告别皮肉生涯的代名词，被推广到全民，完全变成了改过自新的道德意味，娼妓行业被全面禁止，贞节牌坊爆发式增长……统治者做这些举动并不意味着清朝成了一个彻底存天理灭人欲的世界，更不会像网友口中“大清亡了”的那种刻板意义上的大清。恰恰相反，禁娼反而让卖娼风气更蔓延，以前娼妓被合法圈定在一定范围内，现在一被禁，结果是产生了大量卖娼的灰色地带，地方官员衙役也会借此收取保护费，暗中勾搭皮条客。还有守贞寡妇获得前所地位的背后事实是，在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之下，固守封建社会秩序的普通百姓生活越来越面临崩溃边缘，众多相关法律案例多集中在小农阶层，也就是说，这部分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走上卖娼之路。
不应该把封建社会想象成铁板一块，仿佛所有平民都是统治者的工具人，事实证明到了清朝，朝廷已经无法通过强制手段阻挡女子改嫁，丈夫卖妻之风，这才不得不转而嘉奖节妇，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的代表。
一切手段都是出于现实考量，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另一套发展路径，妇女长期地位低下也是事实。但如果单纯套用西方模式下的解放妇女论，便会损失这一丰富细腻的历史细节，弘扬贞节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进一步压迫妇女。
在相关案件审理过程中，官员会具体考察女子反抗的细节以及是否被阳具插入下体来评判女子被旌表的等级。当事女子本人和证人们常常不得不声情并茂地描述出一个相当真实的反抗强奸的场面，以此证明自己的忠贞。这不禁会让人想起福柯的性经验史，基督教提倡禁欲，严格限制做爱的体式，人们在神父面前忏悔，不断地诉说自己的淫乱经历，在这种充满细节的诉说之中，看似是在压抑性，其实反而愈发生产出更多关于性的话语。可见，在当时整个社会被淫逸之风笼罩的氛围之下，清廷不得不出手来显示自己的态度，通过禁止淫逸来参与淫逸，最要紧的是权力的展演，卖娼却是越禁越多的。对于那些放浪之徒来说，一面贞节牌坊反而能让侵犯妇女的快感加倍。
很多时候当事女子已经自尽，自尽是反抗的最高形式。这里清代官员是把忠臣对明君的节烈观放到女子对丈夫的身上。使得那个时代女子也拥有了一份间接的主动性。当然，这样的主动性是建立在阳具中心主义的基础上。从前统治者最担心的问题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侵犯，后来随着身份等级制度的名存实亡，最直接威胁到朝廷的是那些徘徊在主流家庭制度之外的“光棍”，光是这个“棍”字，显示出的就是一种阳具的威胁，光棍们对良家妇女的侵犯便是威胁到王朝统治秩序的最基本形式，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这一形式的高峰体现。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之下，是那些普通小农家庭的平民妇女被推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最前线，贞节牌坊的表彰绝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是朝廷需要这些女性的力量巩固父权制基石，就像将士守卫边疆一样。
看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一下子理解了，为什么处女贞操之说在当代中国还如此有市场，为什么各种古装影视剧还在孜孜不倦表现女性的守贞情节，明明真实的大清可能要比现代人想象得要淫乱得多。很多时候甚至是女性自己在主动进行贞节展演，以流行的现代女权理论为包装，大力宣扬纳入式性行为的危害，“性解放”是一场针对女性的骗局云云，或者是更简单粗暴说“不要沾男”；对性病传播的担忧也成了舆论关注的重点，也有人采取折中策略：谈恋爱前要男方展示传染病检测报告。这些行为都会被视为明智的，染上女权色彩的光辉表现。
当然，把上述行为归结为“贞节展演”可能也不妥，至少这些女生绝不会认为自己是“大清人”，但无论以什么样的理论面貌出现——女权也好，拒绝恋爱脑也好，对传染病的担忧也好——毋庸置疑的是，一种保守性的意识形态正在生成，但并非是这些女生真的有多保守，还是那句话，这种政治正确越是在抨击什么禁止什么，我们越是要看到背后。
事实上是经济下行，后疫情时代下，这些女生面临了如同当年大清女性一样的生命经验割裂。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起的奋斗、努力，妇女顶起半边天，家庭和事业两手抓的主流信念越来越站不住脚。越来越多的女性出于生存不得不选择回到传统的那种家庭主妇的角色里，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固化之下，“小三”“捞女”现象也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靠脸吃饭的女网红扶摇直上成了最被羡慕又最被批判的，承载着最多话题的当代女性身份。
农村在凋零，男女性别比进一步失衡，大量光棍的出现显然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古老的阳具中心主义始终在这片土地上释放力量，在这个节点之上，普通女孩的恐惧和上位者对于社会失序的担忧在无形之中同构了，再一次，是这些普通女孩站在了维护中华大地的最前线。“女权”便是新时代的牌坊，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众多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小粉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