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没有“同性恋”的概念，也没有迫害同性恋的历史。西方同性恋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旗帜鲜明的群体是因为基督教严格规定性交是一男一女因爱结合而采取固定体位进行的繁育活动，最高的神是上帝，男女之爱来自上帝的见证，这是唯一被许可的爱情，性别在这里成了关键问题，同性恋会污染了男女之爱的纯洁性。
而中国经历了商代神鬼崇拜的腥风血雨之后早早确立了以父权家长为中心的宗族制，最要紧的是以宗族为基础进行传宗接代，中国人担心的只是孩子跟谁姓，老婆生的是不是自己的种。所以男同性恋的存在自然就无关紧要了，生不出孩子，反而让男同性恋活动变成一种消遣和娱乐。至于女同性恋就更是不值一提，在史书里几乎是空白的存在。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熟悉的只是“断袖之癖”“龙阳之好”这种被上层社会引为风雅的典故，现在清朝大量的法律案例我们能一瞥古代社会的底层男同性恋（他们不会有这个概念，这里为了方便先用这个标签称呼他们）的生活，因为从清朝开始，男同性恋的“鸡奸”行为正式被法律禁止。
在这里，我们又很容易掉进西方的性少数解放叙事，认为清朝统治者就是要迫害同性恋，但法律案例显示，几乎没有上层社会的男同性恋牵扯其中，同治和乾隆都有喜好男风的传闻，明末清初的大量狎邪小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男风盛行，诸如公子哥与戏曲名旦的爱情故事屡见不鲜。“反同”的法律并没有影响到这部分人，更懒得去管女同性恋，那么这条法律究竟是在针对什么人呢？
这里又不得不从清朝之前说起，经典的古代中国男同性恋叙事，是基于阳具中心主义的身份等级制，一个贵族男子和他的臣仆，前者扮演插入对方的角色，当然不是说臣仆就没有插入主人的可能性，只是这种颠倒不会进入到主流的男同性恋叙事中，因为阳具和权力必须紧紧绑定。
到了清朝，商业发展和人口流动性加强，已经使得过去的那一套身份等级制不合时宜了，以世族大家为主角的社会变成了中央集权下，由众多的小农家庭构成的社会。在过去的世族大家里，臣仆与主人的男男性行为完全不会影响社会秩序，明清中央集权下的小民社会里，公子哥和戏曲名旦的男男之爱也不会影响社会秩序。
让清朝统治者真正担忧的，乃是当时徘徊在传统家庭秩序之外的社会边缘男性。俗称“光棍”，一个非常阳具中心的词，光棍的力量不可小觑，光棍一多起来，就足以集结成一股颠覆朝廷的势力。
“鸡奸”的治罪被类比成了一般的强奸罪，遭到生殖器插入的一方被看作“女性”，这是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女性”，体现在具体案例中则是遵纪守法的普通小农家庭里的年少子弟，他们被清朝官员认定为是柔弱、正派，和普通良家妇女一样需要被保护的对象，是组成大清帝国之最小细胞组织——家庭里的中坚力量。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阳具威胁。
决定官员判决的重点是被鸡奸的那一方足够弱小，除了像被强奸的女性一样需要展示自己的伤痕、陈述反抗凶徒的细节之外，年龄成了被考察的关键点。也就是说，只有年龄够小的男性才会被官员认为他在社会性别的属性上约等于女性，假如他和凶徒年龄相近力量相当，官员则会质疑他反抗不够，是不是诬告。
并不是说年龄更大的一方就不会被强奸，如果查证属实，年龄小的凶徒也会被治罪，只是那偏离了大清官方构建的男男同性性行为叙事，会遭遇官员的更多查问，他们预设年龄更大更有力量的男人不可能被强奸。
身份等级也不再重要了。徘徊在传统家庭秩序之外的不仅仅只有底层光棍，也包括一些沉迷男风的贵族，他们肯定不会没有妻室，因此他们的同性性行为就更是被当成无耻的行径，假如闹到法场之上也是会被剥夺官衔爵位并治罪的，只是他们拥有的特权让他们很难走到被告的位置上。
至此，可以把中国男同性恋生活简单粗暴地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熟悉的，上层社会男子狎玩戏曲演员、奴仆或者其他低微身份男子的风气，我们并不能确定这里面有没有爱情，或者说，当权力关系在这里远大于其他情感关系的时候，讨论爱不爱的已经不重要了，顶多可以说这里存在一种承袭自断袖分桃的传统文人风雅，带着等级制烙印。西式的爱情能够达成双方对等是基于上帝之下，没有谁对谁拥有超然的地位。就算那些低微行业的中国男子想拒绝某个上层男子的求爱，想必也是困难重重的事情，这要取决于那个上层男子的道德，更多的人恐怕是为了生存才不得不出卖色相，舍弃了自己的“阳刚之气”。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大清已经可以让一个普通底层男子也能拥有娶妻生子的可能，清朝禁止鸡奸，也意味着清朝把“阳刚之气”赋予了每一个拥有阳具的男人。所以断袖分桃的叙事依然会存在，但多少已经有些过时了，市民阶层崛起，男风佳话从皇帝大臣“降级”到公子花旦就是明证。
另一种就是这些鸡奸案的背后呈现出来的：传统专制社会下农耕文明渐趋崩溃，大量无家无产的社会边缘光棍无法融入到主流的家庭秩序之中，他们已然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了相当普遍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大都也是出于生存需要，就像当代人所说“结个搭子”。有的人会模仿异性恋一夫一妻的家庭模式，类似于现在的“夫夫”，但实际上仍然是社会性别上的“夫妻”，男男结合对他们来说显得像是因为无法娶妻的退而求其次。也有人会实践一种朴素的“多元”模式，三口之家五口之家，多性伴等等，反倒能在这种模式里看到一丝丝平等爱情的意味。
只是这种男性之间的平等爱情和女同一样，从来不是官方关心的，官方不会去主动迫害他们，他们也注定只能活在主流社会的阴影之下，因为只要他们一走出来，就会被无处不在的阳具中心主义浸染，变得格格不入了。
这套阳具中心的男男同性性行为叙事影响深远，以至于在普罗大众心中也建立起了同性性行为中“攻方”和“受方”的刻板印象。到现在1和0仍然是男同社群中的话语核心。
在大清官员的想象中，最容易被侵犯的是柔弱清秀的普通良家小男孩。如今的中国男同圈也同样拥有最高的性幻想天菜——必须是直男（基于社会性别意味的直男感），拥有着肌肉身材、高学历、体面社会地位、金钱、俊朗面孔等等优质要素。
和大清不同的是，天菜可以是0也可以是1。前者跟“普通良家小男孩”容易被侵犯的逻辑有点类似，用现在的话叫“反差萌”，只是天菜不再拘泥于年龄小、普通良家。范围已经扩大到所有社会阶层，只要他处于一个稳定的直男身份状态中，这种稳定的直男身份就是“阳刚之气”的代表。
天菜是1的话，外在条件就可以放宽一些，大叔、体育生、熊都可，“器大”是最重要的。而幻想他们的0更多是把自己当成“良家小男孩”的角色。
这里就又得引用王尔德的那句，性是一切，唯独不是性本身，性是权力。无论谁当1谁当0，本质上都是阳具中心的男男性行为叙事的一遍遍展演。
正是因为中华帝国晚期的“阳刚之气”已呈现出不可阻挡的颓势，朝廷才不得不出马立法禁止鸡奸，若不是封建社会失控到一定地步，中国统治者才不屑于管理这档子和菊花打交道的事。这跟西方迫害性少数的历史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后来的大清发生了什么我们也知道了，现代化大潮闯进中国，军阀割据，新中国重新实现统一，在建国初期为了整治社会秩序也立过“鸡奸罪”，80年代后经济飞速发展的30年是中国重新获得“阳刚之气”的时代，我的意思不是说，这30年中国就不存在男同了，而是说，男同问题不是这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因为本来就阳刚，所以无需重申阳刚，中国重新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崛起，“阳刚之气”对于具体个人的发展是匹配的，没有破坏的必要。新中国的“阳刚之气”结合了工业化和劳动奋斗的概念，是进化了的“阳刚之气”，阳具在这里只是因为它的坚硬性质成了一个重要象征物，“阳刚之气”不再和阳具紧紧相依，尽管父权制仍然有重要存在感，尤其是在农村，但它被装上了社会主义的新铠甲，所以能顶半边天的女性也被允许参与到这套新式“阳刚之气”的构建工程中。
这个30年最好的电影是《霸王别姬》，张国荣是时代偶像，他的男同身份无损于他那份中式文人的儒雅，中华帝国鼎盛时期的断袖风雅在此时重现风光，但只是作为附属和点缀出现。
不过封建社会花了两千年的进程，新中国几十年就走完了，当代男同站上时代舞台的过程是和经济增速放缓同时进行的，越来越多的男性跌落到“阳刚之气”的模版之外。大清的社会边缘人是无法成家的男子，当代的社会边缘人则是无法进入到单一线性的奋斗叙事的男子，成家只是奋斗的一部分。
至于西方性少数文化的融入，一开始并不为官方所注意，影响力也有限，只在少数精英群体中传播，但后来竟然发展成了值得警惕的“境外势力”，媒体开始大谈特谈“阳刚之气”，推特网黄群体崛起，又如同虎门销烟般被集中抓捕，男同也常常和性病联系到一起，足见新时代的男风已经蔓延到各个社会角落，这些不再相信“阳刚之气”的边缘男子正试图重建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