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花了将近五百页的篇幅证明了三件事：第一，散打评书应用于小说这一套行不通，至少在这本书里行不通；第二，四川作家对于方言的运用能力被CDC的说唱歌手无情殴打，想知道写词写不过马思唯是什么感觉吗？我读了三百多页愣是脑补不出来平乐县（平乐你个头，不就是郫县吗）是什么样子，《我在郫县》四句副歌16个字，郫县的街娃儿已经在向我打招呼了。第三，颜歌这个作家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英格兰诺维奇的Miss Yan Ge。
我无法想象一位以故乡方言进行写作的小说家，居然对自己的故乡抱有如此的敌视态度，甚至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需要反复确定：这真的就是她的本意吗？真的不是我小人之心了吗？然而事实证明，她就是这个意思。在她2023年出版的英文小说集Elsewhere中，她谈到自己的写作是“关于中国的小城镇，居民们难以启齿的本性、八卦、斗嘴、偷窃和私通。基本上就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沉溺于他们的小的罪中”。问题在于，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共通点吗？你居然还真觉得这是小镇人的劣根性了？
她好像还真就是这么认为的。国内的城乡二元体系造就的恶果，就是让许多小镇青年错误地将自己少年时代的匮乏（物质上或是精神上的）归咎于自己的故乡，而当他们费尽全力逃离后，城市的丰富给予他们震撼的同时，又强化了他们内心的卑微感，户口制度又让他们不得不去极力证明自己“配得上”城市。在这套叙事手段下，城市的繁华与先进，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本来”就有着较高的素质，或是由于那里的高度竞争“淘汰”了不够优秀的人，而小镇自然是竞争下的失败者，或是负面形象的代言。
所以李诞在接受许知远采访时，才会反复强调自己童年生活的丰富，甚至连矿区能吃到海鲜都要拿出来说，因为这对于一个小镇青年来说太重要了，李诞靠着自己的天赋改变了命运，但他依旧需要用“小时候就能吃到海鲜”这件事去证明自己配得上城市生活。更加极端的例子就是郭敬明（出生于自贡市富顺县，豆花超好吃啊超好吃），凭借天赋更加彻底地改变了命运后，他依旧需要无数的奢侈品来维护自己“城市人”的身份。
作家们当然会受到少年时代经历的影响，但他们同样有义务反思这一切。作为小镇青年的代表（以及究极进化形态），奈保尔花了一辈子来探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幽微之处，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那些人的厌恶与鄙夷，但他又同样清楚，自己也是那些人的一员，曾经是，现在是，未来也将是，他用了六十年时间试图回答“我究竟是谁”和“我们为什么成了这样”两个问题，当然最终两个问题都没找到答案，但他找了一辈子。当他三十岁时对于牙买加的描写被牙买加作家反复引用时，这种寻找也就显现出了力量。
颜歌没有去找，甚至于我认为她根本就不屑于去寻找，她压根就不认为自己属于郫县——她曾经属于，但郫县只是她走出去的跳板，一旦她离开了那里，郫县的生活经历就成了她的污点，或者是可以贩卖的经历。这甚至不同于当代东北作家群对于家乡的刻奇化描写，就算是已经为了赚圆子毫无节操的班宇，也在试图赋予自己的故乡尊严，而颜歌对于郫县的叙述，除了自己的臆想之外，已经别无他物。
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傅丹心的性格与经历，根源是十五岁时与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谈恋爱，被女方母亲以“猥亵幼女”的罪名起诉。且不说这种情节设计合理性到底在哪儿，根据他的设定，傅丹心的老爸傅祺红是个执拗的知识分子，在县政府工作，这种人物，对于名誉的珍视超过一切，他根本不可能花几万块钱私了，而是会不计成本地正面硬刚到底，只为了自己的清白——我儿子跟他家女儿是正常恋爱，凭什么说他是“猥亵幼女”？就算真的败诉，傅丹心从此背起了“流氓”的名声，他父亲居然让他在本地继续生活，而且一家三口没被嚼过什么舌根？当然小说里也写了，傅祺红一向作风正派，然而在一个小镇里，“作风正派”本身已经是极强大的道德力量，哪怕傅祺红不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作风正派”的评价足以让他抵挡所有流言，甚至一开始对于傅丹心的控告都不会成立：“作风正派”的傅祺红怎么可能有一个流氓儿子？
我甚至只是在凭记忆写，还没有深入细节，但整本书的根源已经站不住脚了。须知倘若没有此事，傅祺红会是县政府的红人，傅丹心可能早早到成都（书中是永安市）的高中（可能是七中，我的个乖乖，成七啊）去读书，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小姑娘的命运呢？小姑娘的家长为什么非要如此鱼死网破，宁可自己的女儿背上“被猥亵过”的担子度过一生？小姑娘之后的生活是怎样的？还是说，颜歌只是把这个人物当成一个用完即弃的棋子？
颜歌将傅丹心设定成（是的，这是她设定出来的，她这本书中的人物是挂满了标签的玩偶，而非活生生的人）不满足于现状，却又志大才疏，最终被耍得团团转的人。行吧，当我欺负一下你，曹禺《北京人》中的江泰跟傅丹心相比，那简直就是人渣中的战斗渣，傅丹心无非就是动用老爹给他买房的钱去胡乱投资，江泰干脆就是吃喝嫖赌抽无恶不作，最后还骗了家里的救命钱出去买酒。但最后一幕中，酩酊大醉的江泰在曹禺笔下是怎样的形象？在那个瞬间，他成了看透一切却无力改变的先知，是玩世不恭的智者，是面对时代无能为力，只好放浪形骸的预言家，那句“要塌！要塌！”仿佛对时代的盖棺定论，又仿佛先知用最后的魔力施下的诅咒。曹禺水平其实挺一般的，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头铁，他在人性的幽微之处毫不畏惧地钻探，最后全剧最反面的角色迸发出了最多的光彩。颜歌意识到傅丹心也在竭尽全力对抗环境了吗？她真的明白傅丹心在想什么吗？傅家的父子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傅丹心这个角色自始至终都毫无魅力（根据设定，他可是个大帅逼哟），这到底是颜歌刻意为之，还是笔锋无力的结果呢？
最终傅祺红死了，傅丹心废了，只有陈地菊跑出去了。我现在充分怀疑，陈地菊就是颜歌本人的化身，她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肯定自己的行为，整部书中，陈地菊是唯一得到成长的人物，也是唯一逃离郫县的人物，她通过自己的交友圈得到了许多机会，而傅祺红的朋友都在互相算计，傅丹心的朋友则是一群狐朋狗友。我们其实经常在男性作家的笔下看到对自我的剖析与忏悔，或者是强词夺理的辩驳，这种自我书写经常被女作家视为油腻和无耻，但颜歌在本书中的行为，我只能说油腻不分性别，甚至于男作家还要更清爽一点——就算最后总是反思出各种千奇百怪的结论，但至少他们真的在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而颜歌，她好像觉得现在的自己根本没什么问题。
在此我想引用一段豆瓣网友对于本书的评论——“颜歌作为深居学院的小说家，选择在中文写作中进行一场逃逸。用自己的智力与写作技巧完成一次成功的白描。极致喧闹、工整的笔法，是稍显僵硬的《繁花》沪转川笔调。颜歌放弃了她的思想，选择一种完全立足于行动的写作，她在小说里留下的是她的肉身，她那些不再生长的记忆。假设中文写作只是让颜歌乐于投射更加安全的自我，那期待颜歌在英语文学中徜徉，用密集的自白张开见解，并且不必再回来。”
我想说这位网友真的太客气了，那个来自于四川郫县的小说家颜歌如今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游历海外十几年，嫁了爱尔兰老公，定居在英格兰诺维奇的worldwide华人小说家Miss Yan Ge，说郫县的岁月是她的污点或许有些过分了，但对于她来说，那段经历是可以随时拆开了零售的商品，她丝毫不在乎自己的故乡被异化，相反，她可以安全地躲在“平乐县”的壳子里，坦然面对他人的指责，毕竟平乐县不是郫县。
她还真的不如马思唯，至少马思唯的豆瓣酱真的在郫县开了厂，Higher Brothers也真的在努力把四川方言推向世界（虽然没太成功），马师和谢老板也在想方设法提携四川的音乐人。成都是他们离不开的故土，是只要一提起就昂起头颅满脸骄傲的家乡，他们的作品和艺术根植于那片土壤，谢帝用纯正的成都北门方言谈论着自己对于社会的看法，Psy.P开着豪车满成都找好吃的面馆，Gai的歌词也完全根植于民间曲艺（成名后那些鬼东西不算），还有Kenrobb，还有五人组。你们也别笑话人家中专说唱，《恼火remix》萝卜那段，Miss Yan Ge再过二十年也写不出来。她根本不屑于理解其它阶层的生活。
而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散打评书不假思索的挪用（要是她能有李白白那两下子也就罢了——作为单口喜剧表演者，李白白的语言和节奏都是超顶尖的），刻意凸显的方言写作（一个受过教育的四川人是不可能用方言来写日记的，他们用的一定是漂亮的书面白话文），毫无必要的叙事者（你要是真想把叙事者显出来，你就得让它有自己的声音，成为单独的一轨声道，现在这个说书先生叙事者就是写不动了出来过渡一下，等于在给作者顺气口，这又何必）。但如果把这些都抽走呢，《平乐县志》还剩下什么？
可能就不剩下什么了。
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毕竟她已经不是颜歌了。她抛弃了自己的故乡，背叛了自己的母语，将自己生存的土壤和血脉当成商品零碎地卖掉，在Elsewhere里，她不是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吗？对于一位英格兰小说家Miss Yan Ge，我又能做怎样的评价呢？
不知道，我从未阅读过她的作品。
而且我很确定，今后也不会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