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性，诗意的，碎片化混乱的叙事手法和各种意象隐喻通感，满篇的深刻回忆与恐惧，罗马尼亚集权社会的独裁统治，家庭的阴影，工作的不顺，警察的监视，朋友的疏离，社会的孤立，“心兽”与“国王”，工厂，幼儿园，个人(孤岛）…掺杂着语言体系的控制、洗脑、破坏、摧毁、重建，已经无法用话语来抒发“我”的感受与这份暴力(同时我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这本书的喜爱），也没人相信，毁灭和麻痹自我落入疯狂，但表达的欲望依然存在，个人的即政治的，忘不掉，写下来，不断书写这份痛苦与恐惧，书写受伤最深的土地。
“齐奥塞斯库时代”(1945—1989年间共产党执政)
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1945年至1989年)，1955年，37岁的齐奥塞斯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乔治·德统治的接班人。从1965年齐奥塞斯库成为总统以后，罗马尼亚正式更名为“社会主义共和国”，标志着正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
齐奥塞斯库在经济和外交上坚持格德独立统治和自主发展的基本路线，捍卫罗马尼亚的经济独立，1967年，不顾苏联的反对，罗马尼亚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70年代成为第一个承认欧共体的国家，享受待遇，没有加入反华斗争，与中国合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罗马尼亚便很快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最重要的事件没有支持参加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参加华沙条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而是公开谴责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对此演讲后受到民众崇拜，鼓掌。
但是渐渐不再听从意见，变得独裁专制，过分掌控权利，导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道路畸形发展。走上了个人极权，将政党大权集于一身，言论控制，个人崇拜达到顶峰，其家族也渐渐掌控着权利，形成腐败权利滥用。
80年代，西方开始压制，为了还清贷款，经济领域崩溃，民不聊生。
1989年12月，曾经带领罗马尼亚走向辉煌的齐奥塞斯库，被新势力判处死刑。罗马尼亚成东欧剧变中唯一一个处决红色政权领导人的国家。社会主义在齐奥塞斯库的手中走向终结，转变并向着资本主义路线前进。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消亡。
所以书中不断的去书写这种集权式的压迫和恐惧，慢慢腐蚀群众，疯狂
“为父的沉迷于酒精，母亲沉湎于丈夫酗酒的痛苦，弃自己的女儿于不顾，外公守着他永远的发票和表格，外婆手里总是举着阵亡儿子的照片和经书。”
【 劳作使语言生锈 ，词语已不能表达我的思想】
>> 埃米尔·齐奥朗曾说，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最接近真实的存在。追寻意义的瞬间，精神发烧，情绪冷战，都发生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追问粗暴地抨击庸常，从“平常”时刻闪烁而出。我无须忍饥挨饿，也不用赤脚行走，夜晚躺在熨得沙沙作响的干净床单上，关灯之前，外婆会为我唱“主啊，入眠之前，我要将我的心献上”的催眠曲……然后，床边的壁炉化为村口爬满野葡萄藤的水塔。 【平常：没有寒冷饥饿，外婆在暖炉旁唱摇篮曲→击败了虚无 】
>> 我咀嚼叶子和花，希望舌头与它们成为同族，希望自己像花和叶一样通晓生命之道。我用通行的名字和它们打招呼。“奶飞廉”，是一种花茎里有奶液的带刺植物，但它并不认可，对这个名字没有反应。我试着叫它“刺肋”或“针颈”，不用“奶”或“飞廉”之类的字眼，此时，在正确的植物面前，所有错误名字的谎言中，面向虚无的缝隙打开了。我只是大声自言自语却不和植物对话，真是丢脸。 【“奶飞廉”我不认可人们赋予它的名字，可能它自己也不认可，这个名字与它的客观实在不符合，我试图与“奶飞廉”讨论这个问题 】
此时，在正确的植物面前，所有错误名字的谎言中，面向虚无的缝隙打开了。我只是大声自言自语却不和植物对话，真是丢脸。
>> 每列火车驶过之后，我都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更犀利地看清自己，也更厌恶自己。彼时，山谷的天空是一片巨大的蓝色垃圾，草地是一块巨大的绿色垃圾，而我是它们中间的一小块垃圾，毫无价值的一小块垃圾。方言中没有“孤独”这个词，只有“独自”，读“allenig”，听起来像“wenig”（少）。我，就是这样少，微不足道。
>> 我厌恶执拗的田地，它们吃掉野草和野物，只为了喂饱蔬菜和家禽。每一块耕地都是无边无际的死亡形式的陈列馆，是绽放的尸体盛宴，每一片风景都在执行着死亡。
>> 我知道，庄稼养育我，只是为了将来吃掉我，它时时处处都在提醒，我们只是未来的死亡陈列馆的候选人。我不明白，大家怎能安心将自己交给这样的地方。 【田地就像家乡，我不能背叛它 】
我的行为无法说服自己，思想不能令他人信服，已然是彻底的失败。我须将这样的瞬间撕开，口子大到人力所及之物无法填充。我挑衅赤身迎面而来的无常，却无力找到可以勉强自己顺应世俗的尺度。
>> 并非所有事物都存在适合它的表达，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我就是例证。
>> 内心的疆域无须言语的覆盖，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却总在旁流淌。西方人认为，说话可以解决大脑的迷惑，但说话既不会打理玉米地里的生活，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日子。不能容忍无意义的事物，我也只在西方看到。
说话能做什么？如果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失常，词语也会失落。我看见我曾拥有的词语失落，可以肯定，那些我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词语，也会随之一起失落。不存在的和已存在的一样，终会陨落。我永远不会知道，人们需要多少词语才能完全覆盖额头的迷失，而当我们为它们找到合适的词语时，迷失又匆匆离它们而去。哪些词，须以何种速度备用，随时与其他词汇轮流交替，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本来就是两码事。 【词语不能表达我的迷失我的思想】
尽管如此，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如果不是一直拥有这样的愿望，我不会想到要为奶飞廉取名，好用正确的名字去称呼它。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我也不会因适应环境的尝试失败而将自己陌生化。
>> 在我看来，诗歌处于一个被空气包裹的巨大空间，它比词语直接表述的内涵更广，更能打动人。
>> 我一直以为，人们对词语的倾听不够重视。倾听是在为说话做准备，时候一到，话语会自动从嘴里涌出。
忽然有一天，罗马尼亚语就变成了我自己的语言。不同的是，当我并非情愿不得不用德语词汇和它们比较时，罗语会睁大了眼睛。它的纷杂具有一种感性、调皮、突如其来的美。
【罗马尼亚二战期间加入轴心国，为德国提供了军事和资源支持，但两国关系逐渐恶化，最终导致罗马尼亚背叛德国。】
>> 我爱自己的母语，从来不是因为它更好，而是因为它与我最亲密。
遗憾的是，对母语本能的信任有时会遭受彻底的破坏。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保罗·策兰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
>> “语言即家园”。
>> 多少中国人、古巴人、朝鲜人、伊拉克人从未在他们的母语中找到家园。萨沙洛夫被囚禁在家中的时候，他在俄语中还能找到家园吗？ 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错了，词语也会失落。所有专制政权，不论左派右派，无神论的还是宗教的，都会将语言作为自己的工具。 【我们的语言是被控制的 】
>> 独裁统治下，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处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与羞辱之间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潮，不留情面才能引人入胜，绽放言语的光芒。
有些人能把任何事变成笑话，他们口若悬河，敏锐俏皮，通晓变形和组合手法，是训练有素的幽默老手。但很多笑话在长期的实践中流于低俗的种族主义，消遣着歧视。
>>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无时无处不是政治的范畴，因为它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语言总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因此我们每一次都要凝神谛听，探询言语之下暗藏的深意。在与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一句话可能容易接受，也可能难以接受，也许美好也许丑陋，或好或坏。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话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
【我不能说“国王”对我们的集权统治和思想控制，只能说这个意向，只能说周围的亲朋好友的自杀，只能说小市民的死亡，只能说母亲情绪体现在给我扎头发的好坏和那个理发师，只能说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心兽”。 】
>> 常常有人问，为什么我的作品中总出现国王，却很少看到独裁者？那是因为，“国王”听起来比较柔和。又有人问，那经常出现理发师又是什么原因？因为理发师丈量头发，而头发丈量生活。
>> 我知道，目光因恐惧而放大，不论说话还是写作，大脑的迷失离所有现存的语词远去，但有关两个朋友的死，我还是有义务写点什么。像当年在宽广而碧绿得放肆的山谷为奶飞廉取名一样，我也为我们共同拥有的恐惧寻找适当的词。我想告诉大家，在今晚、明早或是下个星期，当生命的存在不再理所当然之时，我们彼此赋予了怎样的友情。
>> 生长于内心、抵御所有外部形态的生命欲望也是王，一个难以驾驭的国王。我了解他，所以从来没有尝试用词语去表达，我把他的名字藏了起来。后来我为他想出了一个词叫“心兽”，这样可以不必直接说出就能称呼他。多年后，当这段时光离我远去，我才从“心兽”走到那个真正的词——“（国）王”。
>> 在这些鹅卵石脑袋里，个性被剔除，光头下的骨缝里坐着可怜的大脑，凭权力欲的心血来潮调动身体。把身体交给本能，成为攻击他人的工具。我找到的有关国王的最早的剪报诗中，有一首这样写道：一只手中，站着国王。坐在雨中，就是这样。我走进去，不为遇到。另一只手中，站着国王。他失败了，就是这样。我走进去，头被剃光。还有两件重要的事与国王有关：一、祖父不再理发。他带着一头浓密的白发走进棺木。二、祖父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教会我下象棋。他怀疑我的理解力，我也懒得解释。我从未对他说过，我是多么害怕又多么喜欢国王。我知道大家会说：我的脑子装得太满，已经没有空间了。
【《心兽》开头和结局的一句话，在专制政府的死亡威胁下我们只能选择沉默，如果我向朋友讲述有关的一切，也没有言语能去表达、去解释这发生的，为了不产歧义也只能选择沉默，我和朋友是不同的道路，她把我的感情献给了国王，家庭一直都是被破碎的，被摧残的神经永不复原，撕裂践踏着我，想要大海将我吞噬，只有写下来，只有写作才能记录一切，创造新的词语描述现实。】
>> 沉默使我们令人不快，说话让我们变得可笑沉默不是说话过程中的一段停顿，而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我所熟悉的家乡的农人，没有把使用词语变成一种习惯。如果不谈自己，就没什么可说的。一个人沉默的能力越强，他在场的影响力就越大。
>我从同室而居的家人身上，学会了用面部的纹路、脖颈上的血管、鼻翼的抽动，或用嘴角、下巴和手指的示意，来代替对词语的等待。一群沉默的人，彼此注视着他人各怀心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
>> 在专制政府的死亡威胁触及我之前，我习惯了在平常生活中看到死亡——我常常想到它，它就会来找我。
>> 知道我怀了孩子，却不想把他生下来，因为不愿给他这样的狗屁生活
>> 表面看来，写作和说话很类似，但实际上，写作是一种独处。落在纸上的文字之于经历的事件，相当于沉默之于说话。我将经历转化为句子时，一个幽灵般的迁徙开始了。事实的内脏被打包进词语，学着跑步，跑向迁徙开始时还未知的目的地。为了停留于这样的意象，我在写作时，仿佛在森林里支了张床，苹果中放一把椅子，街上跑来一只手指。或者相反：手提包变得比城市还大，眼白比墙大，手表比月亮大。经历中有地点，头顶和大地之上有天空，或晴空万里或乌云密布，脚下有柏油路或地板；经历中有时间环绕，眼前是光明或者暗夜；对面有人或物。事件有开端、过程和结束；皮肤能感觉到时间的长短。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因词语而发生。
>> 人们阅读时感受到的一半内容无法诉诸文字，它们在头脑中引发迷失，开启诗意的震撼，这震撼我们只能在无语中思考着，或者说，感觉着。
>> 我故意拖延时间，在阁楼上耽搁很久才回厨房。把火腿和刀交给母亲时，发现母亲毫不在意甚至漠然。除了切火腿，她不会想到会有别的事发生。她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拿着刀去了那么久。
>> 人们轻松地称作历史的东西，从纳粹时期到五十年代，在我的家族也体现为咽喉的阴暗面。每个人都被历史传唤过，作为被告或是受害人。历史将他们释放后，没有一个人完好如初。父亲在酒精里麻醉着他在党卫军的那段历史，母亲与她流放时半饥半饱剃光头的日子纠缠不清，外婆礼拜着阵亡儿子的手风琴盒子，外公沉浸在自己的发票表格里。原本彼此无关的事物在他们头脑中相遇。这些缺失给亲人们带来的伤痛，在我陷入同样的绝境时才能理解。
这时我才理解，神经被摧残后永远不会复原，它在以后的岁月中将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甚至会追溯到从前。它改变着后面的，也改变着前面的事物，这些事物与生活的裂痕本无关，假如没有这些裂痕出现。
>> 大海是一块浓密得要漫溢的草地，和我熟悉的一望无垠与天相接的绿色牧场一样，平缓辽阔，远远地就能看到来人。这样的一览无余，让人们在无以遮蔽中首先看见的是自己，从脚趾到手指透明到几乎让天空整个吞噬。大脑会崩溃，但脚下不会有危险。
可能是出于对草地的信任，我走进深深的海水，完全忘了自己不会游泳。土地渐渐消失，向高处漫溢的草地逐渐变成向下沉没的水域，我根本没有试着游起来，只想着大海会将我吞噬。
>> 我的生命如果没有遭受过践踏，我还是很喜爱它的，现在已然如此，拿走也无所谓了。
>> 我想起一位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们正在讨论罗马尼亚语的话题。他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啊，竟然连水尸这个词都没有。”被那个家伙威胁之后，这句话成了我的安慰，我想：既然罗语中没有水尸这个词，那他们根本不可能淹死我，我不可能成为他的语言中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罗语词汇表的这个无语之处成了我逃生的洞口。希望来真格儿的时候，我可以藏进去，消失在没有词语的地方，让他们找不到我。我向朋友讲了喝水和领带的事，但没有提起倒掉瓶里的剩水、扔玻璃杯的事，更没提那个可以让我逃遁的洞。
夏末的一天，我在穷人墓地看到一具年轻女人的尸体。它打破了我以为水尸这个词不存在就不会被淹死的幻觉。她带给我震惊，我送她两颗樱桃。 【新的词语】
>> 这世界疯了，朋友断言，庄重的睡衣被年轻女人买走，而淫荡小衫则进了白发老妪的衣柜，她大概期待着一场迟来的爱情。殊不知正如社会主义不允许性爱一样，她的期待注定不会实现。
>> 我的神经已经崩溃，我不得不偷，至少得偷点国家的衣服夹子和面条之类，因为它偷走了我的整个生活。
>> 从她们的行为方式上，我无法判断谁更不自信，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生人面前吃东西会是什么样。我仔细观察她们，是在她们处理面包屑的动作中寻找意义，还是说明我对自己缺乏了解，坐在别人对面缺乏自信，总希望在琐事中找出对与错？
【被监控的生活，被虚构的语言。母亲与削土豆形成共生关系，赫塔的名字来源于母亲饿死的朋友。 】
>> 将陌生的目光归结于接触到陌生的环境是荒谬的，其反面才合理：陌生的目光来自熟悉的事物，只是其中的理所当然之处被抽离了。
>> 最难的是，理所当然在离去时不是单个地、有数地将人遗弃，而是一下子大量抛弃与它不再协调的东西。此时会生出这样一种感觉，不停地飘，不断地跳。这不间断的自我感知与外界乱伦，与自己通奸。我们能感受到身体里一根根过度紧张的神经，却无法摆脱。我们既厌恶自己，又不得不爱自己。
那几年总是处于类似的状态，我曾希望自己疯掉，这样不必干掉自己就能将自己遗弃。我期待疯狂能带给我另一种理所当然，它不再需要我，因为我已面目全非。
>> 去过精神病院之后，我不再想疯掉了，努力保护着自己的理性。我不应该把身体送给疯狂，即便不认识自己，也不再折磨自己。
认为通过修辞训练和语言理解能获得陌生目光的人，不知自己能逃离陌生的目光该有多幸运。
>> 有时我对自己说：“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如果这句话没用，我就给自己讲一个笑话：
一个老人坐在房前的长凳上，邻居走过时问他： 哎，你在干什么呢？坐着想事？ 老人回答：不，我只是坐着。
这个笑话是对理所当然的最简洁描述，我知道这笑话已经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一直和老人并肩坐在长凳上。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真正相信他。 【即使是20年也过不去。】
◆ 红花与棍子
【这篇我真的感触很深，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没有娃娃和积木、诗意与雪花，只有领袖崇拜和歌颂，只有棍子和规训，从幼儿园抓起的意识形态，个体已不存在，甚至等待着被殴打才能体会到融入集体。】
>> 我接到通知时心想，幼儿园应该还好，这个国家的孩子应该还拥有童年，不至于像学校被意识形态空洞而稳定的破坏力影响到，那里肯定还有积木、娃娃和舞蹈之类。我接受这个职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当时已经一文不名，每个月还得支付债务和房租
>> 听觉与视觉对诗意画面的欣赏，即便有时让人害怕，令人伤感，却依然能带给我们庇护和力量。但这些体验全部远离了孩子。每个人眼中飘落的雪花应该有不同的美，在这个国家却不能成为主题。国家已经游离于感情历史之外，像“小白裙”“住在云中”这样形象化的语言，禁止灌输到孩子们的脑袋里。雪之歌对这些幼年就已踏上歧途的孩子来说，太过安静。 【文明国家抹杀个人 】
他们的感情冲动需要在立正和吼叫中体现。文明社会对个性的培养，从个体出发去理解自身及周围的事物，在这里不存在。
这正是国家所需要的——软弱性格的培养要在皮肤还稚嫩的时候开始。将来要想克服自己的软弱，唯一的办法就是巴结权势，否定自我，委曲求全，惟其如此才有机会。无须逃避的自我意识，不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
>> 这些孩子有时逼着我满足他们被殴打的需要，好像不挨打就是被抛弃，让他们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空虚状态。棍棒下的哭泣是他们唯一能感觉到为人的方式，将他们从集体中突显出来。
【个人(孤岛）与国家(孤岛的桥梁）的关系，外逃，制度的崩塌，岛与岛的联系，外界对岛群的观察和桥梁的窥视与控制舆论。)
>> 一个靠武器和猎狗维持边境的国家，就是一座孤岛。人们随身携带的秘密之一就是逃跑的想法。他们心里没有岛之乐，只有逃离的愿望，不论代价多大，都要远离岛屿。既然别无他法，就只能拿生命冒险。
>> 很多干部都用“上台”作伪装准备逃亡，他们最终能够定居国外并非偶然，是长期努力的结果。他们自嘲地告诉别人，外逃是他们人生最大的奢侈，他们都曾是“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众多高官逃跑后恐怕得重新定义政治觉悟这个概念了：社会主义觉悟的最高发展形式就是逃往资本主义。高干的外逃和普通老百姓绝望的逃亡不能同日而语，那是一种保险的交易，死亡风险为零。
>> 一旦意识到自己刚才“如此幸运”，人们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幸福”的反面，因为它是无耻的、放肆的、从生活的外在设计中逃离的幸福。
>> 我们在通俗书籍中，在那些朴实的描述、详尽的分析和客观的评论中查对我们自己的悲惨生活，在诗歌和小说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中见证这些悲惨之处。两种读书方式都为我们带来精神支持，因为它印证了我们的处境，使我们不再孤独沉默。书并不能改变什么，它只是告诉我们，如果无法为自己创造幸福是一种什么状态。这就足够了，我没有指望一本书能带给我们更多。
>> 爱不是他乡，它就在脚下和头上，天天要面对的周围的一切。爱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一点，在监督国度的被忽视与被折磨之中，感到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也正因如此，爱成为自由缺乏症的替代疗法。
我没见过哪个国家的人们会对爱如此饥渴。我工作过的工厂和学校，无论哪个阶层，到处是婚外关系，男人女人像磁铁一样彼此吸引，工作岗位的艰辛使他们对任何环境都能处之泰然，在工厂的某个隐秘肮脏的角落体验被爱的快乐，能让流水线上或写字台边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结果是，这里的男女关系中充斥着谎言、诡计、伪善和自我谴责，家庭暴力、婚姻破裂和被遗弃在铁轨上的孩子，比任何国家都多。拥有疲惫神经的人是无法获得“心灵幸福”的。
>> 尽管如此，对西方知识分子来说，“得上岛”还是充满了个人自由，他们既不被岛也不被得所激恼，他们用一个以非自由为前提的句子来追问自由的选择。他们脑子里装满了书，没有一本让他们对非自由有点滴的领悟。
【我不断书写这份痛苦。满篇的痛苦 】
>> 也许日本的玩具公司可以生产一种“拓麻歌子-虚拟印度人”，装在大纸箱里发货。使用说明书可以这样写：八小时之外不存在，下班后需喂养；冷藏保存；对工作充满热情，无须顾虑家庭生活。
>> 像我这样的来自另一个国度的作家，虽然用德语写作，题材却不是德国本土的。
>> 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
【我对抗着这份恐惧 】
>> 窗户比天高。熟悉了平原的眼睛，看窗外的风景是颠倒的，我望着天空感觉它是个水坑。房间在中点交叉，天空恰好倚在窗户上，吃饭时落在盘子里。
>> 城里人才说“在自由的天空下”，但天空没有一天是自由的，它只是开放着。我直到今天都只说“在开放的天空下”。
一次审问中，秘密警察低声对我说：“衣着干净的人不会脏着进天堂。”那时正值夏天，我穿着一件新上衣，精心化过妆。在接到前去受辱的命令时，我总是这样，希望自己看起来有精神。现在我只能去假设这一点当初为什么对我如此重要。我长时间站在镜前整理妆容，仿佛在给自己打一剂强心针，因为审问时人很容易垮掉，就像行李很容易被偷走。和令人厌倦的软弱相比，衣着得体出现在审问现场是一种优势。
>尽管他们努力制造恐惧，我还有能力整理仪容。我一下子就理解了这句话隐藏的每个角落。我认识的一些人，几经折磨后变得十分脆弱，牢骚满腹，外表邋遢。这样的例子审问者见得太多了，他看到无数人在自己的折磨下无力优雅，优雅已经离他们远去。
>> 当年的随风飘成为当今的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教授，独裁时代的职位为他们今天的财富和影响创造了机会，在市场经济时代占得先机。是当年的恐惧制造者把这个国家带到了欧洲。
蒂莫什瓦的果汁，我听说，很好喝。但我不会去品尝，否则我会喝到恐惧。这恐惧我现在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