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欢戴锦华、罗新、项彪、吕植老师这四篇。
戴老师谈论了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一个是从信息技术发展，信息媒介对人类生活的深度介入，谈到了近期迅速发展的分众文化现象。分众文化的形成和信息技术发展密切相关，位于世界各地的大众通过网络和信息联结，因对同一观点、同一类型文化、同一信息的确证和认同汇聚一起，形成特定网络部落。分众文化的奇异之处在于从大的层面来看，越来越多样性的文化圈层意味着越来越多样性的文化讨论，其本身对主流文化霸权的冲击，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再丰盈。然而，分众文化自身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封闭，信息技术虽然打破了信息垄断，对民众的文化认知和交流起到正向作用，然而却在分众文化内部形成了信息茧房。这与信息技术发展伴随而来的“认识论危机”相关——即互联网结构从人找信息转向了信息找人，出现大数据、精准投放的信息投送模式，因此网络脉络输送的信息只是在不断确证文化圈层内部的正确，共识与共识叠加，导致只站队而无法对某一种观点进行深入的提问和思考，沟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也无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去进行反思，那么这样的观点必定会走向过时。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和膨胀，这样过时的观点便无法一时间停摆下来，就会产生坏的后果。
戴老师还谈到了中国社会当中的大众文化，中产阶级文化现象。随着战后经济体系的重建，资产阶级转移其无产阶级比例份额，冷战时代政府机构为彰显道德高度，资本和企业应政府之令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同时消费主义的发展要求更多消费者的出现，欧美国家形成了以中产阶级和大众文化为主导的纺锤形社会。纺锤型社会意味着中层作为主体、主要消费者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他们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得以凸显，因此也有了更多的话语权（需求拉动消费，引导生产），大众文化消费的兴起、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关注便是一种标志。那么大众文化的形态是如何形成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摹本与摹本的叠加。“资产阶级在参与开启、进而主导了现代历史之初，不仅始终战栗于贵族、基督教僧侣的君主制阴影之下，而且不断在生活方式、文化情调上追随或效颦于贵族趣味。”资产阶级模仿贵族情调，而逐渐发展庞大的中产阶级则是小布尔乔亚群体的放大版，他们模仿的是资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学习其价值观念。无论是资产阶级、小布尔乔亚亦或是中产阶级，他们对文化的品味和追求都体现出他们“媚雅”的心态，对更高趣味的献媚和模仿，然而随着人口占据众多，便演化成媚俗。但无论如何，在欧美国家中产者在数量上在社会当中占据主流，为其服务的大众文化的生成也是基于社会土壤而形成的。后来，全球化与经济的进步召唤出了非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在不自觉中会对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趣味进行模仿和复刻（例如展览文化 咖啡文化——也就是大家所言的小资文化），但事实上两种文化圈层的文化根基、社会环境具有很显著的差异。非西方国家的中产者，例如中国，能够接受精英教育，享受大都市所带来的资源，出生于“首先富起来”的少数家庭，与西方社会钟型结构的中流砥柱相比，中国的中产者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上占据的其实是少数的地位，所以非西方国家实际上数量更少的中产阶层的文化诉求可能与数量占据更多的“人民群众”的文化喜好形成错位。因此，虽然他们具备消费欲望和消费强消费能力，但是他们并非占据人口的多数，因此他们所喜爱的文化产品反而显得更加“小众”。但是中产阶层文化依然不断地成为被推崇的文化、努力被推向大众市场，成为主流文化，这正是因为中产阶级具有强消费能力，因此资本家需要在大众当中宣传与发扬这类文化，进而引诱出更多对中产阶级文化的消费欲望。
罗新老师这一篇比较平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看法，这也回答了我一直以来对历史学研究的疑惑。罗老师强调作为历史学家，其守护的基底并非特定的事实，而是研究的方法，因为事实已经发生并且存在，但是历史学家需要保存道德的良心和严谨的精神，尽量地克服自己的立场与偏见，努力去还原和呈现事实原貌。同时，需要尽力打破用历史解释现实的冲动，历史并非事件，而是一种观点，它是从现在角度对过去事件的一种梳理、建构，条分缕析地总结出其发生的条件，带来的影响，并且由于事件已经发生，所以结果也已得到验证。然而现实的环境和条件虽然可能与历史环境具有相似性，但依然在不断变化当中，因此还是不能互相套用——因为缺乏“结果”的材料。但是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历史材料去提炼出某种制度的潜力，阐述其丰富性。
罗新老师还谈到了运气问题，这恰好与项彪、迈克尔·桑德尔两位老师的对话呼应起来了。之前有阅读过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一书，其主要是对优绩主义进行了深度的批判，即极大的抬升了个人努力在其获得成功所占据因素的重要性，从而忽视了其占据的资源、运气等其他成分，这将在程序正义的表象下导致和强化结果的不平等。这种优绩主义似乎贯穿于很多社会当中，就我自身的成长环境来看，我也是在“我不好是因为我不够努力”的信条下成长而来的。然而面对结果不平等的加剧，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为何人们依然坚信和追逐着这种优绩主义给予的承诺？谷爱凌、哈佛女孩刘亦婷成为各式各样家庭争相学习的榜样，成为社会主流媒体歌颂的优秀年轻人，实际上，被宣扬、被推崇、被播报意味着这些励志故事都是少数，在叙事当中，他们个人努力在成就当中的作用被放大和极度凸显，以至于其他因素（例如社会资源分配）被缩小甚至忽视。那么是否成功的罪责均属于个人承担，社会本身资源分配的公平与否问题也被弃之一旁，不被重视。这些全都是优绩主义的模版。值得欣慰的是，从刘亦婷到谷爱凌，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其背后资源、家庭财力起到的重要作用，而不全被播报当中的叙事所蒙蔽。古典时代的优绩主义推崇的是追求美德、维护公共利益的人，而现代环境下的优绩主义歌颂的是那些具有特定技能或者特定知识的佼佼者，且忽视对他们的思想、道德评判（即使有也是走过场），这将导致部分人自我认知的膨胀，将自我价值和自我利益抬到一个很高的地步，从而将公众和他者看作次要。这或许是部分知识分子被视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原因。这种优绩主义反复运作，那么最终上位者、决策者和社会资源都会倾向于这部分人，那么将不利于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
吕植老师的这篇有两个点非常触动我。首先是作为环境保护和环境研究者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环境的利益，还需要考虑到人的利益。“我们在保护的时候要考虑公平性，谁要保护，谁会失去，是不是有一个平衡。”而找到这种平衡定然增加了环境保护的难度，但是能够维系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促使更多人主动参与和支持环境保护。其次是通过环境保护来理解人，项彪老师一篇当中有谈到，如果人总是将自己的利益放置于前，那么他就会逐渐产生与世界的一种断裂和分离，因此暂离了对人和自然环境的思考，将其无限工具化和利益化，随即暂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人也逐渐变成一种手段和工具，那么对自我的定位和认知反而会逐渐模糊。吕老师谈到“很多行为学、经济学的研究最终都表明，钱不一定能带来幸福，那么我们为什么一直执迷不悟呢？”消费主义的承诺像泡沫般涌出，我们抓住一个就消失一个，它应允的快乐也在顷刻间破灭，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其他的。就像藏区发誓不采藏红花的牧民，以誓言守护着他们的信仰，亦或像项彪老师所说，有些人就是愿意在乡间做一个普通的、快乐的诗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去做一个公务员、上班族，但前提是这是我们想要的，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而不是总是欲要靠近一种社会最为认可的理想的模式。
每一篇都能体现出每个老师的特点，读完全书，收获了很多新的观点和认识，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