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读《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在进行阅读之前，我便对本书产生相当兴趣：一来“东汉末年分三国”是我很感兴趣的一段历史，而对三国之前的东汉史，诚如作者所言，市面上的作品和世人的关注并不多；二来我此前曾读过作者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一书，并对作者的写作能力和非虚构历史写作的价值有着相当的认同。
在阅读《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的过程中，我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倒不是《三国史话》《曹操·袁绍·黄巾》等相关历史作品，而是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
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很习惯地会代入伦理褒贬来对特定历史人物或群体进行二分判断。例如中学课本会用外戚和宦官对皇权的影响程度变化来叙事东汉历史；而在阅读本书之前，这套伦理也促使我假定裹挟皇权的宦官和清流党人对抗构成这段历史的主要特征。就像在看《大明王朝》之初，我们会自然地以为，清流和以严党为代表的浊流的博弈，构成这部剧的主线。
然而，历史绝不是这么简单。所谓“清流”并非就那么干净，所谓“浊流”也不都是负面。
《三国前夜》提及何进在被宦官团诛杀之前，大宦官张让便对其发出灵魂拷问：“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在本书的其他地方，我们能看到一些自诩的清流士大夫，他们在杀戮暴虐上比之宦官有过之无不及。
而在《大明王朝》中，清流在与严党的博弈中，也一度有过不择手段的打算或尝试；并假借胡宗宪之口，批评一些清流人士“不贪财，但贪名”，后者并不见得就更高尚；而在严党倒台之际，宛如《三国前夜》里提及的梁翼伏诛之后，朝廷政局并没有因为“坏人”被消灭而出现彻底的改善，反而酝酿着新的危机。
实际上，问题并不出在什么浊流或清流，二者实则都是中国古代皇权的伴生品，只是分别对应了皇权的黑白二面：皇帝既需要清流团体来彰显其对“圣人礼教”“仁义忠孝”等理想政治哲学的追求——这是构成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意识形态；而皇权也需要“严党”和“十常侍”之类的浊流，以实现对权力的更优控制，从而满足自己的各种私欲。
因而，“改稻为桑”是结果，直接原因是皇帝为满足私欲而导致的国库空虚；“十常侍”的出现也是表象，背后是皇权借助宦官集团来实现敛财等私欲，以及抗争外戚等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力量。
这样，我们便能理解《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皇帝的“黄河长江论”，以及理解《三国前夜》里实则并不愚笨的桓灵二帝，为何反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昏君代表。“苦一苦百姓”的现象出现，从根本上并不源于那些浊流——他们只是皇权变态化的伴生品，而是封建皇权对权力和私欲的向往滋生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