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试图想象乔瓦尼的房间，那是一间混乱又空荡荡的房间，有一扇清晨时有阴沉的阳光照射过来的窗，纸箱和皮箱堆到天花板，一张摆着红酒瓶的小桌子，一张混乱的床，地上有长芽的土豆或是一些报纸团，后来，它的一面墙上被挖出了一片凹陷，成为一个未完成的书架。我一定在某些美术生的静物练习里见过这间房间，法式的浪漫随性与意式的简约大气在这里汇聚，然后，我发现这本书里对于乔瓦尼房间的物质形态的描绘其实特别少，更多的是大卫对这间房间的感受。因此，它显得那么小又那么空，两个人可以完全填满它，一个人会在房间里感到恐怖。
大卫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个房间，“某种程度上，它变成我曾经住过的每一个房间，之后我住的每一个房间都会让我想起乔瓦尼的房间。”
后来大卫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乔瓦尼的房间就要离开巴黎。”
他来到巴黎或许就是为了进入乔瓦尼的房间，乔瓦尼的房间就是整个巴黎，走不出巴黎就走不出乔瓦尼的房间。
这是一个发生在 1950 年代的巴黎的故事，讲述一个美国男同性恋者因为恐惧而无法去爱的故事。
主人公大卫与未婚妻赫拉暂时分开，独自在巴黎生活。在此期间，大卫遇到了意大利酒保乔瓦尼，两人迅速陷入了一段热烈的同性恋情。
彼时，美国大多数州都有鸡奸法，将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定义为犯罪。
1952 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从 1953 年开始，联邦调查局还建立了一个对同性恋者的监视系统，搜集关于同性恋酒吧和其他同性恋者经常造访的地点的数据。同性恋在美国几乎没有权利。同性恋酒吧等场所经常遭到警方的突袭。许多同性恋者因为性取向而失去工作、住所，甚至遭受警察的暴力对待。
而大卫，比起他缺乏身份认同的同性恋者身份，似乎更象征着一种氛围，一种压迫在同性恋个体身上的沉重力量，那种力量随时会从光明或黑暗的地方冲出来，对你造成足以威胁生命的伤害。
所以，他才那么恐惧。
好像这本书的主角既不是大卫，也不是乔瓦尼的房间，而是同性恋者的恐惧。大卫是所有同性恋者内心恐惧的替身，甚至，他是每个因为恐惧而无法真诚面对自己、无法去爱的人的替身。
大卫始终无法直面自己的性取向。他在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的那一刻，便陷入了无秩序的恐惧中。这种恐惧不仅来自外部社会的压力，更源于他内心的自我否定。他试图通过逃避和伪装来应对这种恐惧，活成了扭曲的样子：“我决定这个宇宙不可以容下任何使我羞耻或害怕的事物。我做得很成功——我不看宇宙，不看我自己，我让自己保持在行进状态。”然而，这种自我欺骗并未让他获得解脱，反而使他更加孤独和痛苦。
他来到了巴黎，在同性恋圈子里混，却总是一副“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想直就直”的虚伪又自以为是的姿态。套用《绿皮书》里的句子，大卫骨子里是“纽约”的，又要装得很“巴黎”。他不够直，也不够弯，他甚至既不够纽约，也不够巴黎。身份的模糊性使他无法真正扎根，只能像孤魂野鬼一样漂浮在世界上。
乔瓦尼唤醒了大卫内心的欲望，但这种欲望却与恐惧交织在一起。
“我明白为什么乔瓦尼要我，而且带我到他最后的避难所。我来是为了摧毁这个房间，带给乔瓦尼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生命。这个生命必须是属于我的，为了改变乔瓦尼的生命，我首先必须成为乔瓦尼房间的一部分。”
如果不曾有过真爱，一种孤独无依的同性恋生活几乎没有意义。你根本无法体认你想要的是什么。乔瓦尼和大卫的相恋，使他们“成为”了同性恋。而对大卫而言，这件事似乎暗示了一种错误的逻辑，同性恋是后天形成的，是一种邂逅，一种偶然。他可以随时转身离开，丢掉这个身份就像丢掉一件衣服一样。
大卫的身体很诚实，他越是想要，越是恐惧；越是恐惧，越是想要。欲望从未被好好地解决过。然而，一旦心告诉他要前进了，脑就催促他回到家，接受规训，成为“不奇怪”的人。
一切很诗意，只是大卫感到脏。他写那些阴沉的早上、粘稠的夜晚、巴黎的垃圾、乔瓦尼愿意展露真实，所以他会直接说自己的房间脏。大卫谨小慎微地维护自己的世界，不允许它有一点点脏。
乔瓦尼的爱是真诚而深沉的，但大卫却无法回应。大卫大部分时间都在抗拒“爱”乔瓦尼，他能感觉到身体里两种力量在厮杀，放任抗拒的力量，或者说，他早就失去阻挡内心抗拒的力量了。是他自己杀死了自己的爱，从此，他再也无法将这个动词放置在任何一个宾语之前。
乔瓦尼和大卫的爱情，算不得多么惊天动地，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力量，它更像是一个渡口，过去了海阔天空，过不去就是孤魂野鬼。
大卫的恐惧根本上是一种死亡恐惧，说复杂点，这和他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前额叶、杏仁核都脱不开关系。
死亡在小说中不仅是肉体的消亡，更是身份、爱情和存在的终结。大卫对死亡的恐惧贯穿始终，这种恐惧既是对社会惩罚的畏惧，也是对自我毁灭的预感。大卫的恐惧其实是恐惧在同性恋内心的不同变体，一定程度上说，同性恋者在意识到身为同性恋的时候就在无秩序的恐惧中面对死亡。
最初，大卫面对的是母亲的死亡。同性恋意味着母亲的死。“我几乎不记得她的样子了，但我做噩梦时会看见她，瞎了眼，全身是蛆，头发像金属一样干燥，跟树枝一样容易断裂，用力要把我拉近她的身边；身体已经腐烂，令人作呕地柔软，突然张开，在我的哭喊抓挠中，大得要把我活生生吞下去。”从此以后，他关于同性恋的所有感受都约等于这个噩梦。
越是恐惧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是谁，越是喜欢泛泛的归类，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首先都是人，人是 ta 自己。他恐惧，因为他是孤独的，对他而言，他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死亡。
他无法想象两个男人的未来，对死亡的恐惧来自于将自己置身于悠悠的时间里，在你想未来的时候，你连现在也失去了，于是，你也从没有拥有过自己。他最终意识到，是他自己杀死了乔瓦尼，也杀死了自己的爱。
房间里是一个真实的自我。乔瓦尼活着的时候，大卫把他隔绝在房间之外；当乔瓦尼死了，他发现房间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大卫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试图逃避恐惧，但最终发现，房间里的黑暗正是他自己。
值得一提的事，鲍德温是深情而正直的，他笔下的赫拉聪明、善良、果决。赫拉认为，对一个女人而言男人永远都是陌生人。让陌生人摆布是很可怕的。鲍德温是在洞察过男性女性异性恋同性恋之后塑造了这些角色，输出了观点。他不选择写那种完全被蒙蔽的“同妻”形象，他让女性的主体性在这个故事里发挥作用，赫拉的存在和意识完全影响着大卫，而非作为简单的工具化的异性。
而在女性问题上，乔瓦尼也彻底暴露出他的偏见、自大和暴力。他曾在自己和大卫的这场恋爱中展示出了那么可爱的个性。但我厌恶他称赫拉为“小女孩”。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如何歧视女性，异性恋就如何歧视他。
故事里没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同性恋者形象。他们要么否定和掩饰着自己的性取向甚至欺骗女孩子和自己结婚，如大卫；要么把同性之爱当做救命稻草，一失去就崩溃，如乔瓦尼；要么利用资源和财富压迫弱者、发泄欲望，如纪尧姆。或许雅克会好一点，但他依旧是扭曲的，用金钱和乔瓦尼的身体交换，无法给别人带来幸福。
很少读到这样叙述者明显带着某种偏见的小说，大卫始终认为同性恋是不对的，同性之间的爱意和性行为让他觉得自己在犯罪，他试图摆脱这个罪名，试图在沉沦中完成对那个隐藏的真实自我的认领与赦免。
即使他逃到了巴黎，他的精神仍被囚禁在美国的法律和社会偏见之中。如果他不“做”同性恋，他就可以留在美国。可是来到了巴黎，他还是不“做”同性恋。“出来吧，出来吧，不管你在哪里！”“爱他并且让他爱你。”活成一个人的样子，而不是像一个人那样活着。
我们有一百句话可以让他清醒，但他选择不清醒。
大卫在叙述中释放自己的偏见，他的偏见刺向他自己。
这是作者詹姆斯·鲍德温采取的叙述方式，是他插入主人公大卫心上的一柄剑。
你恐惧房间，房间最后只好变成坑洞，埋葬你。
而永远地，爱总好过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