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地离开读者的风景

云也退

有一句撺掇年轻人出去闯世界的励志俗话，叫做“身体或是心灵，总有一样东西要在路上”，看起来更像一则有关器官移植的公益广告的广告语，它勾起了我对《2666》的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的想念，2003年，这位智利作家死于肝脏衰竭，很不幸，他差一步就能轮上做肝移植手术了。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器官是严禁买卖的东西，任何有移植需要的人，管你是大作家、大富翁还是政界要人，都得老老实实提交申请排队，几时能排上，排上时自己是死是活，真的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1973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波拉尼奥的身体和心灵同时在路上。他最早发表的作品之一，短篇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勾画了其人彼时的状态，即“流亡”。集里的第一篇《圣西尼》就把这个背景交待清楚了：两个流亡者，“我”是个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边写作一边苦苦找工作，而圣西尼早已成名，是“我”推崇的阿根廷大作家，由于母国处于庇隆独裁之下，目前政治避难于马德里。圣西尼鼓励“我”积极参加征文比赛，两人飞鸿传书，互相提供信息，“我”渐渐发现，大作家的处境没比他好到哪儿去，甚至还得靠一稿多投来多捞一点可怜的奖金，此外，他还牵挂着自己那不知所终的儿子，他很可能已经死于独裁政府的枪下。
死亡可以推后，流亡则要趁早。圣西尼后来回国，不多一会儿就死了，流亡丰富了年轻的“我”的阅历，加快了年长者走向终点的步伐。圣西尼是个虚构的人物，而且没有一句正面描写，但读起来非常真实。“我”对圣西尼的短篇小说有一句评价：一切都是热烈的，是非常缓慢地离开读者的风景（有时带领读者一道远去），是勇士以及四处漂泊的人物——可以看作波拉尼奥的自评。这样完整、独立的点评语言，在后边的小说里几乎从未出现过，而样比较完整的流亡文人形象，也仅有圣西尼一个。
从人物一出场起，波拉尼奥就在把他们带离我们，好像生怕我们轻松地爱上他们，或者能轻松地判断出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似的。所以他们越来越破碎，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飘忽，然后，在某一个点上，如我们所料地消失。这个圈子的人大小都有点文学梦想，但因为过于漂泊，也都预感自己即将成为茫茫失败者中的一个，肯于全力投入的并不多。流亡并不是大文人出产的必要条件。恩里克•马丁算是投入的，他办起了杂志，后来又开了书店，然后在那里投缳自尽。他留给了“我”和勘察现场的人一些无人能解的长串数字密码，波拉尼奥到篇末都没有解开这些密码的涵义。
波拉尼奥从不翻出一个答案，一个谜底，我认为，他是不希望我们为此而记住某一个流亡者，记住其中任何一人，对被遗忘的其他人都是不公平的，他们本就是一群人，“一群形象，都是受伤的”，用结构主义的术语说，“一大团”混乱的、移动的东西，像迁徙的东非角马和羚羊，但四足动物可以看着同伴被猛兽咬死，自己仍然悠然地饮水，人却不然：不仅物以类聚，而且物伤其类，这些逐行逐句远离我们的人，面目模糊的人，还能用同情支撑着彼此。在《圣西尼》中，在《恩里克•马丁》中，在《毛毛虫》中，在《戈麦斯帕拉西奥》中，同情因书而生，因诗而生，概莫能外。与小说集同名的那篇《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里，B同父亲一起度假，在游泳池萍水相逢一个妇人，她看到B手里的书立即打开了话头，聊起了自己最喜欢的美国诗人朗费罗。恩里克•马丁死后，“很多个夜晚，在安普尔丹那个村外孤独的房子里（后来我就离开了），我经常思考恩里克之死。”在流亡人群里，每一个同侪之死都是对他人命运的预演。
每个文艺流亡者都长着两只恐惧的翅膀：恐惧自己的作品没有未来，恐惧下一步无处可去。作家是个拧巴的职业，他们不是不可言利，而是不得不把无法交付市场来衡裁和转换的东西交付市场，换取一方立锥，一个温饱。有产阶级不在乎这些，普鲁斯特生前并不是靠《追忆似水年华》过活的，亚当•斯密不写书也能安安心心做他的帝王师，但流亡状态就把这种矛盾放大了。《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没有哪一篇比这个篇名更能透露波拉尼奥希望读者采取的心态了——虚构了一个名叫亨利•勒菲弗的法国作家，此人生前只有一本书问世，死后，“人们发现了十五公斤的书稿和画稿，”文献编纂者给的盖棺之论是：“可出版的作品甚少。”叙事人B买了本刊发勒菲弗遗作的杂志，边读边想象他的样子，勒菲弗的遭遇触发了他的恐惧：要是终其一生都无法写出能流传后世的作品，岂非可怖？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标题中的“夜晚”是复数，十四篇小说确实写了很多夜晚，流亡者或思念亡人，或焦虑于未来，或焦虑于不知该焦虑什么，从而辗转难眠；也有一些夜晚，他们与自己隐秘的痛苦相遇。有时我们怀疑那些人是不是麻木了，是不是再也不会掉泪了，而当同类的结局纷纷落定，并通过熟人的中介传到叙事人和我们这里时，我们才发现痛苦并未死去，只是内心被恐惧填满而不得不默不做声。B恐惧勒菲弗那样的命运，故而设法安抚亡魂，也安慰自己，他后来对M说，他关心勒菲弗是因为没人关心他，还因为“他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