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瘦人波拉尼奥，青春期时患有诵读障碍症，成年后写诗和情歌，组织艺术运动，搞革命，自诩托派分子，四十岁时，为了摆脱贫困的生活，他开始写小说，将前半生的往事与经验汇聚于轻巧灵动的笔锋之下，十年后，因肝功能衰竭去世，他的作品在去世之后才被逐渐发掘：《荒野侦探》是写给一代失败者的忏悔之书，也是一部文学青年生活指南；《2666》则更为浩瀚，语言风格奇特，结构复杂，五个独立又彼此呼应的故事将新世界群像描摹得淋漓尽致；而他的短篇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与两部长篇又有很大区别，十四个故事，部分带有纪实体痕迹，语言轻盈精悍，在南美与欧洲、星空与逆境之间游荡，革命与死亡点缀其间，现实被冷静地切割、分化，表象之镜被打碎，但坐标依然无法重置，前方仍是雾霭重重的黑夜，镣铐在身，行走艰难。
在短篇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波拉尼奥不再扮演智力卓越的魔法师角色，火球术与巫毒仪式均被放弃，转而以幽微的体验探寻内心的黑洞，他所说的“智者得救”（引自《恩里克•马丁》）更像是一句出自流浪汉的谶语，虽通晓天机，却最终也只能深陷于自我的苦囚之中，无力摆脱。在这部短篇集中，大部分故事的主人公叫做“B”，这个字母或许可以看成是波拉尼奥名字的简写，B在不同的故事里扮演着不同的身份，有时是情人的间接谋杀者，有时是试图通过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与父亲的行为寻求自我解释的少年，其共同点是，B在所有叙事中都像一位真正的旁观者，以窥伺者的视角进行描述，直至最后，寂寞与荒芜作为常态出现，才发觉没人可以摆脱掉自己的身份：错讹百出的预言家，孤独而顽固的失败者，全球景观的浪游人。正如波拉尼奥借书中人物之口所言：地球上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是被放逐到地球上来的。
尽管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波拉尼奥对“革命”、“左派”、“社运”等词语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在他的短篇小说里，也极少直接提起这些时政事件背景，但还是不难感知到政治事件的存在与影响，毕竟他是皮诺切特所领导的军事政变的受害者之一。《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不少故事透露出时代变迁作用于人物性格时对其命运产生的连锁反应，同名小说的背景即在政变发生前夕，《1978年的几天》则描绘出流亡作家的破灭生涯，《安妮•穆尔的生平》则更为典型深刻，它以近似白描的手法讲述一位流亡女子的生平，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气象万千，寥寥数笔勾绘出痛苦跌宕的人生景象，她的身体虽在岁月里老去，但与生俱来的伤痕却仍在不断生长。这部短篇集的最后一篇“微博体”小说《邀舞卡》里，在波拉尼奥对聂鲁达进行重新审视之间，他还自问自答一句，“我这一代智利人是勇士吗？是的，是勇士。”一代真正的勇士，被祖国和命运所背叛，在荒野与未来这片混沌的风景里寻求理想之路，结局早已注定，没人能幸免于卑微与荒诞，这便是波拉尼奥所向我们展示的。
即便残酷如斯，但波拉尼奥也仍在寻求逃离的途径，他与拉美文学之间的纠缠与战斗，对超现实主义传统的憎恨与厌恶，都可以为此明证，他相信自己的写作发生于反叛与流离失所之间而非对传统的直接继承，“必须消灭父辈，这个诗人是纯粹的孤儿”（引自《邀舞卡》），在文学上，波拉尼奥的确算得上是位偏执的亡命徒，无父无母，只写蕴含着神秘秩序的苍凉宿命，“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即使每本书总有读完的时候，如同我们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引自《牙科医生》）。
波拉尼奥的一位好友曾如此评价他的作品：“总是让你很容易进入，迷失在里头，也同样可以让你找到自己。接着回到家中，回到这个美丽又可怕的星球，往好的方向改变，往更好的方向改变，永不停止。”的确，在其作品的空间之外、结局之后，总有挥之不去的凄楚与温柔，正是这种情绪，才使得部分残酷与不幸得以消化，波拉尼奥仿佛在试图告诉我们，即便是这颗行星最后的夜晚，星辰和灯火也将如昨日般明亮，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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