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从二三线城市或县城出来的孩子，苏童的小说应该是具有吸引力的。
我只记得《妻妾成群》被谋子改编成电影，构成80年代文艺传奇的一部分，此其一；其二，刚上大学时，一些幻想成为小说家的文学青年多少会向苏童取经。在南京的时候也见过他，潜意识里觉得时代变化太快，苏童、余华、贾平凹、韩少功他们那批人，多半处于位列文学史仙班却又陈旧老派、没什么“前途”的一类人。直到去年看见一篇采访他书房的文章，发现真是老了。
多数作家的题材都会有自己的时空范围，当苏童香椿街、贾平凹商州西安、莫言东北高密乡牵连着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之时，我们已经对这种世界文学的哺育关系感到有些腻味了。而除了《碧奴》外，苏童的叙事时间也大致在民国到90年代之间。
在一个短篇中，一对年老但优雅的夫妇到一家理发店，他们的审美保持着青春时代的上海女郎形象，所以老头不顾世俗眼光亲自给老太太洗头就显得很美；在另一个短篇中，开照相馆的女孩一家给人拍过很多照片，女孩自己却在一次次约会中感到爱情的飘渺；在第三个短篇中，一个生活在郊区的男孩受到同伴的羞辱，孤独游荡在工厂区和玉米地之间，在诗意幻想的驱使下，他终于在火车铁轨地带犯罪……
以上只是一个简短的印象素描，但是大致已经可以感受到苏童文学世界的环境了。而在更集中的题材笔墨中，苏童着力营造的香椿街，却是一个由谣言、事端、性伦理、尊严、暴力冲动、犯罪等层层包裹的非理性世界。
稍稍对读一下《城北地带》和《黄雀记》，可以讲出一个端倪。
先说《城北地带》。几乎整个阅读过程，我始终对苏童那种故弄玄虚的神秘，永远纠缠于男女关系、少年血腥暴力的美学倾向无法理解，一度以为是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比如苏州和广州）的区别，看到结尾的写作时间（1993-1994），顿时释然。那个年代，也许人心真的是很迷乱的，没有法治和人道的道德观念，而且武斗时代与商业时代杂糅在一起。不过苏童写了那么多少年和女人，又那么热衷于渲染香椿街的天气、化工厂、谣言、花儿、运河、石板路的环境，编织不同地头的男孩子们称王称霸、女孩子被奸污、女人出轨的氛围，结果就是显得散乱、面目模糊——苏童似乎进行艺术结构的才力不足，软绵绵、懒洋洋，动辄就是突然出事，当事人如何维护自尊心，目击者怎么渲染证言。到最后就能看出来，他的野心就是把香椿街当成唯一的主人公。
而《黄雀记》似乎情节更集中了，三个少男少女之间跨越十年的纠葛。还是苏童式的90年代痕迹，疯疯癫癫的爷爷，因为对死亡之尊严（照片）的偏执，引发弥漫全书的“丢魂”，不求上进的青少年保润，在卫校（又一个陈旧的概念）与井亭精神病院（附近还有一块墓地）之间徘徊，为了制服爷爷而练就一手捆人的手艺。90年代不愉快的约会、争执，在一场慌乱、无厘头的合谋游戏中，保润自己吓跑，少女仙女被强奸；随后的保润的十年监禁，家破人亡，柳生夹着尾巴做人，帮忙照顾保润爷爷，在井亭精神病院、城市和香椿街三点之间，柳生的钻营和成熟后的仙女引发敏感的纠葛。坦白说，这样的情节足够无聊，第三部分突然有了起色，十年前的耻辱、纠葛开始一点点化解，陷于红尘的仙女自暴自弃，展示出“毁灭命运给人看”的美学特征，而结尾，在三个年轻人之间含混儿敏感的情感纠葛中，故事以婚礼上的凶杀结束。
同样起源于强奸案，同样的暴力和劣质少年，同样的兄弟意气和地头之争，同样的鬼魂迷信，同样絮叨憔悴、为儿子伸冤的幽怨母亲，同样害人的狐狸精，同样的打架和血腥案件……苏童仿佛绕在了香椿街的圈子里不肯出来。但是，《黄雀记》却很值得怀疑，它证明了苏童多年来的没有长进，或变化。
读者的阅读感受是很清晰的。跟王朔那一代人一样，苏童似乎很着迷于那些充满血性、冲动和朦胧道德意识的青少年。我们可以大致猜想，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武斗场景、80年代的绚烂商品和文艺帮派结构，给他们的青壮年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刺激效果。
既然渗透了时代因素，这些因素就必然要受到洗刷、风化。照相馆、收音机、喇叭裤、滑旱冰、马戏团、化工厂、带油污的运河、火车站、邓丽君、田震，以及那些随时冲出口的社会主义式的教训和脏话……仙女大概是少有的进化到2000之后的人，欧洲旅游、二奶、公关经理。但是，这些全都是性格偏执、做事冲动、在绝望中突围的人。
小说家喜爱深入阴暗的人性、残缺的卑污、无解的谜团，固然是一条合理的路径，甚至往往不惜极端化、扭曲、夸大，这都是很正常的。中规中矩或歌功颂德，只能永远做庸才。无论人物是何种阶层、性格，都不能用正常的伦理法治道德去审视。不过，不得不说，《黄雀记》中的三个青年，颇有些“下三滥”的味道。
他们几乎总是跟着世俗理想和环境驱使在走，总是在骂脏话，总是与父辈作对、跟母亲吵架，总是张扬着勃勃兴起的性冲动，时时维护着脆弱自尊心的同时又常常奴颜卑膝地屈服。这就导致一种行为效果：家破人亡亲人反目是轻而易举的，因无谓的尊严和冲动而犯罪是轻而易举的，堕落也是顺理成章的，离奇的巧合、鬼魂作祟也是正常的，为了过去的错误纠缠不休直至一方崩溃也是必然的……
我不禁想起马尔克斯对《百年孤独》的一个解释，他说，马孔多的家族成员，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他们不善于交流，因此不会爱。——不会交流，缺乏爱的能力，这两个主题在多少文学作品和讲座讨论中穿梭风行啊！
苏童的文学从来不是一本正经的，相反，他刻意营造着各种花样的油嘴滑舌、争吵谩骂、互相诋毁。相比起那些结构精巧的小说，苏童小说里的事件都不算什么大事，但作家就是要让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普通人内心和命运里搅起无穷的波澜。因此，他借助的都是普通人的闲言碎语，有时是满城风雨，最后则是两个人的语言对峙……正如一个豆友所说，无论那件强奸案如何发生、如何解决（这似乎不重要），保润、柳生、仙女三个人在十年前后的交流，统统都是无效的。
冗长、繁琐的交流碰撞中，人物在底层青年和花花女性之间互相排斥、伤害、鄙视，看似在做命运的突围，局部的和解，其实他们完全没有思考生活意义的能力。穿插其间的插科打诨、黑色幽默显得无趣、老套，浅表，没有与纵深情节的切合，让人感觉他们制造审美愉悦的无力，因此为数不多的动真情时刻，反而闪现出些许光泽。
在《黄雀记》中，似乎只有仙女的困境有了时代进步的迹象，但她却是一个游走于风月场、最终下场凄惨的“婊子”。这种困境也许可以代表今天的时代，但是仙女最终依然回到了香椿街保润家那阴魂不散的老宅子里，并看到两个亦敌亦友的年轻人以仇杀了解恩怨。
对于今天这个时代而言，苏童的文学世界真的只适合三线城市、小县城吗？我说不准。至少想起6月的某一天风靡微信朋友圈的那篇《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想必那种所有人都凭冲动而生存、每个青少年身上都带着罪恶的世界也许依然是存在的。
但是苏童笔下的青少年、少女永远在用一种残酷的、恶的、伤害的、本能非理性的逻辑去生活，去处理他们与邻居、家庭和异性的关系，这也许说明，他们，包括苏童本人，都是始终未曾长大的。
小说稍让人愉悦的第三部分，是十年之后三个人之间的冲突矛盾，尤其是仙女在经历一系列生意、风月场上的波折、挫败，浴火重生准备和柳生一起过日子，做一个普通母亲的时候，那种《复活》式的圣母光辉和脏污之上的真情，还是颇有“净化美学”的力量的。但是我们知道，苏童不允许有美好的结局，于是顺势推舟，那个坐了十年冤狱的保润突然得知即将结婚的柳生和仙女再次有染，便前去杀人，再次让三个人之间的情感（情欲）关系推入模糊而尖锐的状态，令人生出情欲难测、恩怨难分的恐惧。
扪心自问，如果所有的阅读都是读者带入了自我经验和想象的阅读，又有多少读者会在苏童那潮湿、催眠、故作惊悚的行文中找到自己的共鸣呢？我想那更多还是属于90年代的经验吧。而今天，无论是贵族文学、平民文学还是革命文学，我希望看到的都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西门庆、k.、默尔索、庄之蝶、谢德等那样具有清晰和现代逻辑的人物，而不是留下一堆说不清的非理性冲动和混乱的交流放在那里，给人猜一些无关痛痒的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