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对全书的内容梳理，笔者试图探讨两个问题，第一，新渡户稻造创作《武士道》的真正动机是什么？第二，这部书是否正确地阐释了武士道的精神？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笔者得出本书重要的表达特征，并对日本“武士道”研究有了更深刻现实的认识。
武士道是日本特有的一种思想意识，对日本文化、国民特性产生诸多影响。可以说，如果不了解武士道的话，就不能有效了解日本文化及其国民性。一般情况下，当提到武士道，便自然会想到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笔者本篇即是以本书为线展开。
作者新渡户稻造（1862年~1933年）生长于一个武士家庭，明治十年（1877年）考入札幌农学校，并在第二年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明治十七年，新户渡稻造赴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后面成为其夫人的玛丽▪埃尔金顿。后于明治三十年至明治三十三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疗养，期间新渡户稻造用英语写下《武士道》（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并出版。
《武士道》全书共十七章。作者声明其尝试毋宁是要阐明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我国武士道的起源及渊源；第二，它的特性及训条；第三、它对民众的影响；第四，它的影响的持续性和永久性”。
第一章、第二章可以算是本书的导读部分，着重介绍了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和其历史渊源。在第一章点明武士道精神虽母体消散，但仍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并优雅地描述武士道的外在表现，成功将其上升至道德体系层面；在第二章的内容中，一方面指明武士道受佛学，神道和儒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强调“武士道吸收并同化于自身的基本原理是少量的而且是单纯的”，它是尽可能纯粹的，在时代刺激下具有自主创造力的。
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则介绍了“武士的特性和训条”，即“武士道”的大宗德目：“义理、勇气、仁（恻隐之心）、礼、诚、名誉、忠义、智和克己”等，整个过程穿插着与西方遵循伦理道德比较，同时也适当地提到这些德目的过渡滥用的情况，诸如“匹夫之勇”、“虚礼”等，并将这些德目之间的关系清楚地阐述。
在第十二章、十三章和十四章，新渡户稻造则分别对一些被西方人所不理解和诟病的日本事物进行了解释和辩护，包括自杀（切腹）和复仇两种制度，刀和妇女的教育，在家庭的地位，以消除西方的“ 偏见” 和“ 误解”。在第十二章，充分辩解，认为优雅地切腹和充满正义感的复仇是克己顶点最好的表现；第十三章美化被视为武士之魂的日本刀，将其比作艺术品，象征力量和勇敢，并通过故事的形式展示日本的爱好和平；第十四章介绍日本妇女的家庭性，强调了女性的贞操，自我否定和奉献精神，并从如何衡量两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来辩证批判女性地位背叛，从而显现日本社会对女性的尊重。
在第十五章至十七章，作者则阐述武士道对日本普通民众的熏陶，武士道的现状和未来影响持续度的问题。第十五章解释清楚两个问题，武士道的影响范围是整个日本国民群体，以及武士道的影响是如何渗透的；在第十六章中，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辩证看待武士道，一方面认为武士道是日本进步的原动力，遗传地传播，沉默地熏陶，另一方面承认日本国民的某些缺点和问题武士道有很大的责任；第十七章是结束篇目，作者在本章重点探讨武士道未来发展状况：尽管现如今武士道的母体（封建制度）的消逝和诸多外在对抗压力，但作者仍坚定地认为它已经内化为日本的道德体系，因此“体系灭亡，美德活着”。
回顾《武士道》全书，笔者认为作者的确有效地回应了他的四个方面。但也存在不足之处，诸如在解释武士道如何渗透到整个日本国民群体时，并未作出有力地解释，泛泛而谈。
在基本清楚《武士道》本书的内容框架之后，笔者想试图跳出框定的内容本身，带着问题意识重新认识这本书。笔者试图探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新渡户稻造创作《武士道》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进一步追问，即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怎样的条件促使作者创作该书，创作该书是否带有其他未阐明的目的？第二，既然《武士道》是在描述相对客观的事物，那么这部书是否正确地阐释了武士道的精神？在仔细阅读完该书并清楚梳理内容框架的基础上，笔者带着这两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关于本书的写作动机，可以从作者的序言中窥见一二。在序言中，新渡户稻造坦诚道写作《武士道》一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回答西方人包括拉弗莱和自己妻子在内的相关疑问；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过，我唯一比这些著名的日本介绍者有优势的地方就是，与他们仅仅是作为代理人或者是辩护人不同，我却可以持被告人的立场（来为本国辩护的）”，这句话点明了作者最重要的写作动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可以窥见到作者重要的态度，即出于为自己国家辩护的目的而创作此书的。这意味着作者在描述“武士道”这一客观事物时，不仅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且具有更高层面的出于国家利益、国家立场的考量。
那么，需要进一步去思考的是新渡户稻造为什么需要为日本辩护呢？他是如何辩护的呢？后者在接下来的分析中会再次提到，这里不做过多赘述。笔者先试图就前者进行较详细的分析。如果探讨一本书出版动机亦或是一个作家的思想动机，那么必定逃脱不了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
追溯到新渡户稻造创作《武士道》的一个主要时代背景，即是大的政治环境——明治时代。明治日本始终在积极寻求如何取得西方世界的认同，进而能迈入其行列之中。因此，明治日本始终在积极地向西方世界宣传自己。明治初期，日本积极向西方世界展示自己“文明开化”的一面，以求得西方世界的认同，认同日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诸如“旅顺大屠杀”等事件被西方记者报道至西方世界后，造成西方世界对明治日本文明形象的质疑，甚至有舆论认为日本只是“披着文明外衣有着野蛮筋骨的怪兽”。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消除甲午战争后西方世界对日本所抱有的负面印象和评价，明治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以英文撰文宣传日本的“优秀本质”，以消除西方世界对日本所抱有的“偏见”和“误解”。与早期明治日本宣传“文明开化”不同，这些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论说和宣传日本“美好而独特”的精神与伦理道德，并在不同程度上表达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诉求，以求得西方世界的好感和认同。
在明确作者的创作动机后，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变得非常明了。如果是出于纯粹意义上的文化交流的目的，那么作者的方法论是非常值得肯定和学习的。作者在完全比较视角下描述本国的“武士道”，在各种政治背景和人文环境的比较下详尽阐述，既能避免思想的狭隘性，又能引起交流双方情感共性的共鸣，以真正达到文化理解交流的目的。然而，如果并非是纯粹意义的文化交流，带有诸如政治、宗教、社会等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会使主观的描述变得更加偏离客观事物，导致“选择性亲和”的后果。
笔者在探究“《武士道》是否正确地阐释了武士道的精神？”这个问题之余，想再度回到本书的内容上，结合武士道的思想渊源去总结作者创作本书的思想特征，以此更加深刻地揭示这个问题，也能佐证作者如何为日本辩护。
整本书作者在关于“武士道的特性和训条”方面占了绝大篇目，因此这是作者试图着重强调的一个方面，即武士道德目的。事实上，作者已经很明确地阐述了武士道的几种思想渊源，由此推出的武士道也应该是有理有据符合事实的。但由于作者并未在武士道发展史上做任何铺设，因此他所展示的武士道就有可能是断章取义的，或是移花接木的。
根据武士道的发展史，通常将平安时代末期、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和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士道”称为“原来的武士道”，这时的武士是指战场上的战斗者，因此“武士道”也多以直面死亡，不惧死亡为核心的；随着进入江户时代，武士则进一步发展成为日常状态下的“朝政者”，因此“武士道”内部需要从更高的层面——即伦理道德层面去约束，去提高武士的修养，使得社会地位的稳固提升。根据这样需要建立的伦理道德体系即是山鹿素行所主张的以人伦之道为根本的儒教武士，即士道。自小生长在武士家庭的新渡户稻造，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士道”影响和熏陶。以儒教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山鹿素行的“士道”已经是脱离了战场的被“净化”和“被理想化”的“武士道”，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渡户式武士道更是“理想化”，这也是作者创造本书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粉饰性。
基于以上的梳理和问题意识下的分析，笔者已经完全明了《武士道》本书的基本主题，即通过粉饰的手法描述出于以往的历史断绝的一种新“武士道”，同时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来论述日本道德体系，以证明日本有着同西方一样的伦理道德，显示出日本同西方的类似性（或同质性），以期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同和接纳。
在这样“理想化”武士道被世界普遍默认后，造成了莫大的影响。一方面是日本及时向西方世界展示了日本人的“良好品德”，有效消除甲午战争后西方世界对日本所抱有的一些“偏见”和“误解”，成功为日本进行了辩护；另一方面，将武士道“理想化”，使原本只属于某个特定阶层的武士道被提升为全体国民的道德，也即武士道的“国民道德化，正如作者所言“全体日本人都（应）具有的日本精神或者说是大和魂”,反作用于现代的日本国民，成为了日本人所憧憬和向往的道德目标。
最后，笔者想谈谈对于这本书自己的其他感受。第一，如《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中东亚诸国始终贯穿的价值观，即在外交方面对文化优势和道义优势的认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价值观，日本才有试图通过宣传本国“文明开化”，与西方世界文化同质性等等的文化优势，来获得西方世界接纳的方法论；第二，抛开本书的真实动机不谈，作者通过比较视野来描述本国的民族特性，有效走出学术的狭窄圈，能更好地达到文化交流的共鸣，这样的方法论笔者认为值得给出肯定，也给我国学术交流和如何实现有效的文化层面的国际互动提供较为成功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