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引发了民间自发的抵抗。1900年，由鲁西发源的义和团进入直隶地区，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声势浩大。清政府在整个事态发展中进退失据，时局迅速失控。此后欧美列强以保护北京使馆区为由，组成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还以征服者的身份在紫禁城举行阅兵。义和团运动直接酿成了庚子国变，其影响深远。但对其评价则趋于两极，誉者将其称为反帝爱国运动，毁者称其为愚昧、仇外的运动。百年来，这一话题依然引发人们热议。
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于1987年在美国出版，后被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引进，可谓这一主题的经典作品。与国内研究注重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不同，本书聚焦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但通过梳理其发生原因，读者应该能作出自己的评价。
山东尤其是鲁西地区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这里商业化程度较低，社会贫穷，习武之风盛行。但具体来说，鲁西南和鲁西北又有所不同。鲁西南社会中有较为牢固的乡村地主阶层，鲁西北则地主所有制不发达，普遍贫困，受天灾影响导致人员流动频繁。相应的，后来在义和团起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鲁西南大刀会与鲁西北的神拳也有所不同。大刀会主要是由当地地主士绅控制，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总体是地域性的封闭组织。而鲁西北的神拳则仪式公开，有大量无业游民参与其中，具有分散化特征。而义和团也从这一地区各种五花八门的信仰、拳术、民间宗教乃至民间戏曲中获得了启发，获得了其特殊的表演仪式以及刀枪不入的技艺。这些社会经济条件和普遍的民间文化氛围都构成了义和团运动的本土资源。 书中将鲁西区域政治经济和民俗因素作为重点，认为这些是使义和团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
外部因素也是义和团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条件。这里主要影响因素是外国的反应和清政府的政策。
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传教活动开始深入中国腹地，并扮演了绝非纯洁无辜的角色。帝国主义高潮带来了传教浪潮，传教活动、帝国主义和皈依基督教是十分复杂而又不可分割的整体活动。倚仗列强武力，很多教会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世俗权力，甚至可以干预中国司法，而教民往往因此仗势欺人。这使得教会和教民成为一支更具侵略性和破坏性的力量，加剧了民教矛盾，引发了广大民众组织自卫并暴力反抗，进而刺激了拳会等组织兴起，在民众看来，“西人之欺我甚矣，国家不能敌，而民自敌之”。而这又刺激了帝国主义分子。书中指出，1899年秋，在毓贤的干预下，鲁南地区本已趋于平静，而德国政府也有所收敛，认识到传教士的狂热威胁到了发展势力范围的目标，希望避免过多冲突，指示胶州总督，未来只保障德国公民，而不包括中国教民。如此，局势本可稍缓。但当鲁西北发生危机时，美国传教士又叫嚣外国干涉，美国公使也接到指令要保护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从而激化了事态。
另一方面，清朝地方官员往往对士绅和民众的抱团反抗抱以理解和同情，并对列强的挑衅感到反感。如时任山西巡抚的毓贤向北京报告时就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教民欺压普通村民，驱使后者被迫以习拳来自卫。”在另一份报告中，他更是指出教民“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因此，他们往往不愿意过于严厉，以免激起更大骚乱。只有在超出自卫范围以外时，官员们才会对这些拳民严厉弹压。在鲁西南，毓贤惩首解从的政策发挥了作用，成功控制了大刀会活动。但在鲁西北，神拳组织的分散性使得毓贤的方法失效了，义和团运动此起彼伏。而在此过程中，清政府高层始终未能明确如何应对这一运动，这可能是由于义和团的反洋教运动在社会不同阶层都获得了许多支持，甚至高层中也有人反对派兵镇压。最终，神拳迅速传播，并发展壮大，最终涌入京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外来入侵以及相伴随的传教活动导致的冲突促使鲁西地区展开抵抗，这是时代因素。地方经济结构是义和团运动诞生的基本背景，地方文化则塑造了其独特的形式。而清政府中枢难以决断，下旨“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不可一意进剿”；山东地方官员担心禁止反洋教将导致民众与清政府直接对立，采取宽大方针；军队中也有同情义和团的倾向，这些也都助长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最终酿成了燎原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