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的哥哥》中有非常多中年男性随意评价且粗暴对待年轻女性的内容，如果不能批判性地看待这个节目，可能会影响年轻女性对自我的认知。但我在这个问题上，每次都没有信心可以解释得很好。所以不管是谁，应该要不断地提出这个间题，让那些哪怕只是偶然听到这类话题的人，也有机会再次思考。
虽说“搞笑只是搞笑”，但在一种文化体系中感受到什么是有趣的，什么是悲伤的，其实是一种习惯。所谓“笑点”，是一种文化性的创造，比如“肥胖且丑陋的女人做什么事情时很搞笑”，就是在极度的偏见中搞笑，这里的“笑”从来并不单纯只是“笑”。
社会从未对女性的知识水平有所期待，但会极其严厉地批评女性的无知，而男性即使不知道也不会有大间题。他们会笑着糊弄过去，或者说是为了搞笑才那么说的。
在看某个节目时感觉到有趣，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立即扭转的，不会因为大脑知道这个节目是“坏”的，就马上“讨厌”这个节目。只是，我想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不断提问，不断自我审视—（这个节目）是不是对女人太过严厉，而为男人太宽待了？
在女团粉丝签售会中，一些男性粉丝会做出触摸成员身体等威胁性的行为。而在男团与粉丝之间这恰好相反，也就是说，男团的成员会这样对待粉丝，还有人抓着粉丝的头发开玩笑。 因此，即使男团和女团同样被性对象化，其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女团成员是以几乎能饿死人的减肥强度，让自己的身体能力降到最低，由此被性对象化；男团成员则是锻炼肌肉，提升自己的能量，拓展活动范围，继而被性对象化。所以，虽然每当提到女团被性商品化的话题时，都会被“你们不也喜欢某个男团成员”这样的话反驳，但男团成员即使被性商品化，也没有受到女团成员那种程度的约束。反而男团成员通过身材获得了崇拜和权威。
现在的大环境就是要求女性内在拥有男性化的性格，要爽朗，大大咧咧也没关系；而外表又必須保持女性化的苗条身材。总而言之，女团成员被这种欢圍标准束缚着。
之前流行的性感风格都更偏向成人化，功残留着一种“我要展示我的性感”的主体性之感。李孝利之前的形象就是这种感觉，但现在的性感更接近于没有在主动“媚男”的无辜感，比如网球裙本来是为了运动方便才穿的，之所以看到裙底的内裤会产生愉悦感，是因为能享受到突破禁忌的刺激。
其实，与阶级无关的叙事并不存在，对其他阶级的好奇心渐渐消失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无论现实中为了实现阶级跨越经历过多少次挫折表达这种愿望的叙事仍是以信赖社会变革为前提的。
人需要对人生抱有理想，只会认为自己所属的世界、自己理解并同感的圈层就是全部。最近常见的叙事中，独立运动家或社会革命家的形象并不拥有崇高价值观，也不是鲜明理想的主体，而被描绘成为温饱屈服的“生计型”斗士。这种叙事正体现了大众无法想象自己别样的人生，认为入类都是屈服于温饱的经济性动物。
每次次和女性性工作者见面，她们总会说“我这么受欢迎，也赚了这么多钱”，我一直认为那是她们在发牢骚或者吹牛，但当我深人调查后，才发现她们并没有说谎。之前我只是单纯地认为这些姐姐不太会理财，觉得她们只要把挣的钱都存起来别乱花不就行了—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大家都把责任推给个人，但很多时候只凭个人的努力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这并不是个人的不幸，是女性与经济结构之间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需要对这种压榨女性，让女性不断变得贫穷的产业进行调查和研究。
克德尔测试’（BechdelTest） ，测试有三条标准。
第一条：电影中是否出现两位以上有姓名的女性角色。拥有姓名意味着这个人物拥有主体性，有机会成为推动故事的核心。
第二条，这些女性角色有自己的情节，她们之间有对话。
第三条，两名女性的对话内容是否与男性无关。
是否也是异性恋男性导演的一种幻想。想象女性之间的关系是无条件平等且绝对理想化的，本身就是对女同性恋身份的客体化。其实，为了形成平等且良好的恋爱关系，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和努力，不是吗？，用乌托邦式的视角来解该女性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韩国社会中，谈论女性主义对精英男性来说或许是一种装饰品。真是意义深远的形容——对某些人来说是装饰品，而对某些人来说是枷锁。
以2016年为例，韩国文化产业，游戏产业比例约为10%；文化产业总出口额中游戏产业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 56％。虽然我们说 K-pop、电影或电视剧是韩流的中心，但这几个产业的资金规模总和都没有游戏产业的大
只是目前男性在游戏上的文出仍是女性的两倍左右。此外，近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韩国游戏产业从业者中，女性占21.2%，男女从业者比率约为4：1。可以说，韩国的游戏文化本身就以男性为中心，市场也是男性主导的。尽管女性从业者和女性玩家也在增加，“游戏是男性的领域”这一固有观念仍然起支配作用。
女性主义的代表方法论不能仅仅是拒买运动。可是消费者运动是有局限性的。首先我必须是那个物品或服务的购买者，运动才能成立。不看音乐剧的人拒买音乐剧票也没什么意义，游戏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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