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龚万莹小说集《岛屿的厝》（中信出版集团·大方，2023年）的四人对谈，嘉宾为作家龚万莹，编辑王辉城，澎湃新闻首席记者罗昕。龚万莹在福建鼓浪屿长大的，《岛屿的厝》是她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闽南的地域文化、方言色彩、饮食风物，是龚万莹小说无法忽视的显性基因，但我们可以试着不那么快地跳进“南方”现成的话语诱惑，或陷阱里——我们不自觉地选择了海岛，我们的对话，也由真实与虚构中的海岛展开。要如何用故事呈现一座岛屿的形状？从自然和人文地理的角度看，龚万莹带来的，正是当代中国青年写作版图里尚未充分为人们所熟知的岛屿经验。它既不同内陆经验，也不同于沿海经验，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形态与空间造物。这座面积不大的小岛，至今依然不通汽车和自行车，交通只能依靠步行。这或许是为什么，行走在致密的风景里，大家都提到了鼓浪屿迷宫般的巷道、“岛屿思维”和小说结构的关系。在《岛屿的厝》里，你无法阻止亲人的离世，景区的开发，和你无法阻止一棵病树被砍倒，无法阻止它再次发芽，其实是同一件事。海岛是一片大于我们的生命体。一旦意识到这件事，所有生死、离散、迁移的瞬息，都是落入大海又被重新晒干、结晶的盐粒。在它重新回到海里之前，被有心人从岸边拾起，请我们同她一起放入齿间咀嚼。
刘欣玥：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龚万莹的小说，在这之前，我只知道龚万莹在鼓浪屿长大。每次读到一位新的小说作者，都像是踏进陌生的水域，在还不知道脚下的海水有多深的时候，《岛屿的厝》首先用亚热带季候的暴雨作为见面礼。“热天，我们岛会下暴雨，好像同时在下两场。”这是第一篇作品《大厝雨暝》的第一句，水的方向竟然是从头顶上浇下来的！
这个形容，一下子将我推向北回归线沿海地区的夏天。白天因地表高温水汽蒸发大，对流旺盛，午后总会下倾盆大雨，带来稍许清凉。“好像同时在下两场”完全写出了那种气势。《大厝雨暝》全面唤醒我在亚热带成长记忆与感官，接下来写到鹭禾的童年记忆，雨前灯泡下密密麻麻的白蚁，一瓶乐百氏喝两个礼拜，特别是蓝罐曲奇饼小心翼翼的吃法，我全程挂着会意的笑。我和小花读后交流过，当年面对这种稀缺的送礼佳品，怎么分配、怎么吃，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章法，章法里也藏着一些性格的秘密（但我们无疑都最喜欢葡萄干口味的！）围绕一盒用胶带缠紧，藏在衣柜里的曲奇饼，鹭禾对零食的渴望与母亲失业、需要送礼走动找工作的难题产生了关联，也为她家摇摇欲坠的老厝面临的选择埋下伏笔。要不要学岛上的其他人家，将老宅租给外地人，开门做游客生意？在她不明白“下岗”一词为何物，也还没有学会将大人的窘迫变成自己的烦恼之前，家计与勤俭已经成为她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但好的日子，歹的日子，孩子总是玩心勃勃，没有“吃苦”的知觉。
《大厝雨暝》写的就是这个从“无知”变为“有知”的瞬间。鹭禾家开了干果店，她也变成了有零用钱的，可以摆阔的小孩。但香甜里有了苦味，这是一夜长大。最后她在墓园里埋头专注地吃零食，“不敢在这个时刻，认认真真地看阿嫲一眼”。青春期从此开始，这本书里所有回望的齿轮，也从这个瞬间开始转动。
这样的细节，是独属于龚万莹的。就像是舌尖轻舔曲奇上的白糖砂粒，珍贵和匮乏，天真和忧郁，亲切与遗忘，是同一枚饼干的两面。是龚万莹把它从记忆的抽屉深处重新找出来，用吃一枚饼干的速度（偷拿的、极慢的、包在纸巾里还是引来了大量蚂蚁的、受潮的、引来一顿毒打的），讲一间老厝，一座岛的现代命运。哎呀，我实在太钟意关于曲奇饼的部分，这就是属于中国八九零后的玛德莱娜吧。
罗昕：
这本小书很神奇，它给我一种陌生又亲近的感觉。
万莹是厦门人，我是福州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厦门、福州都在福建，估计差不多，但还真不是这样。厦门在闽南，福州在闽北，两个地方有相似，但语言、风俗、文化都有很大差异。我小时候常去厦门玩，印象里那里的空气总是湿漉漉的，蒙着一层偏亮的灰调，那里的人叽里呱啦，讲着我完全听不懂的话。
刚打开第一个故事时，我就被开头吸引住了：仿佛同时在下两场的暴雨、从老芒果树枝桠缝隙掉落下来的雨滴、密集到能把路灯光线遮住的那种叫“大水蛾”的生物，如此种种犹在眼前。接着，“大水蛾”在我脑海中越来越具象——有关它的描述，实在和我儿时家里的“白蚂蚁”太像了！比如翅膀一碰就掉，又比如我奶奶也会装几盆水放在灯下，后来我忍不住用手机查了一下，果真是一种虫子的不同叫法。
似乎就是从这个开头开始，我冒出了那种陌生又亲近的神奇感。小说中不时闪过闽南的方言、俗语、歌曲，我对此陌生，却也觉得新奇和好玩，还会根据语境猜想它们的大概意思，如果猜想在页面下方的注释栏被验证正确，瞬时还有了点微妙的得意感。
而那种亲近的感觉，渐渐不只是个人记忆的缘故。我越来越喜欢故事里的那些人——那个在杀气腾腾外表下无比柔软的阿霞，麻利，能干，嗓门大，骂人狠。丈夫带着别人家的女人跑了，她冲去别人家里，可看到那家女人的孩子因为没人做饭而挨饿，她会停下咒骂，先进屋给孩子煮面；那个全岛上唯一一个打领带又穿短裤的油葱，用一个故事就能让外孙女开心，用一堆卖不掉的零食就解决外孙女被同学欺负的问题；那个会穿着旗袍跳舞的妙香，会信誓旦旦地说英语怎么讲不重要，但要让对方怀疑没听懂是他的问题……我跟着他们经历各种喜怒哀乐，虽然从无在岛上生活的经验，但就是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我喜欢富有生命力的他们。大家努力在岛上活着，很多时候不为别的，就是努力地活下去。
事实上，我在万莹的小说里感到了一种很强的生命感，她的笔下，芒果树会说话，睡莲有想法，风是呼呼吹的信使，云有自己的名字，就连夜幕中宛如沉默巨兽的轮船，也有强烈的生命感。而另一面，这本小书又写到了各种各样的死亡，老死、病死、谋杀、意外……于是生与死的故事就这样在岛上交织，而时间一往无前。你从小生活过的岛屿给了你怎样的生命教育？
龚万莹：
我还特意去搜了一下生命教育是什么意思哈哈哈。
我小时候爸妈忙，大多时候是自己一个人，一道铁门一道木门把自己锁起来。邻居都是大孩子，我也没什么同龄小伙伴。但我的伙伴是阳光、云、风、动植物还有房子。台风后，有很多树倒掉，那时候就知道没有办法阻止。大雨过后，很多老厝会倒掉，同样无法阻止。更不要说老房子里的人，我记得小时候住红砖楼里，楼下的小姑丈一下子离世了，我们并不能做什么。但很多细小的榕树会长在楼房的缝隙里。鸽子在头顶一圈圈转，像钟表。芒果树不怕刀砍，死了还会复生。这算不算一种生命教育？
刘欣玥：
万莹讲到从小目睹“没有办法阻止”的变化，其实这本书里的人，都在过一种在“阻力”中成型的人生。这种阻力，并不简单地来自现代开发对“原始自然家园”的破坏，《岛屿的厝》写的不是一种单向度的丧失。你无法阻止亲人的离世，和你无法阻止一棵病树被砍倒后再次发芽，其实是同一件事。我认同小花对“生命感”的抓取，海洋和陆地上的自然生命，都在因应四季，经历枯荣。时间会带来必然的朽坏，也带来必然的新生。家会散，爱也会变形，亲人会生病、衰老和死去，意外会降临，岛民会离开，但每一刻都有新的叶子在枝头展开。万莹在书里写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即便是成年人，也会有他们不理解的东西，在有限的一生里，岛民要学着去理解这些原先不理解、不接受的事。这个过程，每个人都必须亲力亲为，没有现成的知识和教谕。
贯穿《岛屿的厝》的主题与情绪，其实是常见的：现代化冲击下传统家园的瓦解与消逝，对童年故乡的挽留与追怀，成长与出走，很多小说家都会在第一本书里处理他们的青春和来处。过早的商业和旅游开发，几年一变的规划，将岛屿从生活社区变成风景区，自然原貌的破坏，岛民的被迫迁出，下一代的离开，这些都有鼓浪屿经验的投射。我注意到《岛屿的厝》的英译名是Islands Against the Currents，立刻想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著名的结尾“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逆流而上的岛，对抗的是时间、离散、遗忘的离岸流。
坦白说，读完这九个故事后，我一直在想，龚万莹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是尚未被当代文学充分发掘、“圈地”和“注册”的鼓浪屿和闽南经验吗？是区别于大陆板块的岛屿经验吗，那么她的岛屿与其他的岛屿书写的不同在哪里？
当代消费资本带来的侵蚀与变貌，只是万莹岛屿书写的表层。如果用沉积岩的结构来形容，再往下挖，还有历史的岩层——下南洋的家族离散和华侨创业史、《送王船》里通过海漂气球折射出的台海关系、《白色庭院》里的历史暴力，包括殖民史、宗教信仰、地方民俗与海洋神话体系等，这些都织进了她的岛屿层理构造里，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再往下挖，更靠近岛屿的原生地质，是她刻画的一种人与人的亲爱与团结。也许是鼓浪屿面积太小，只能步行，连自行车都不能骑。这种高度致密的生活环境，让岛民必须联手协作应对外来的冲击，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生的风险，人为的灾异。“咱厝人唱咱厝歌，咱厝人讲咱厝话”，不仅是几代人的团结，也不仅是本岛人与外岛人的团结，《鲸路》里宝如一家就是外来者，但不妨碍他们得到本地人的保护和照顾。这团结也是花园和墓园的团结，生者和死者的团结。
万莹写了很多殡葬、悼亡与死，也写了恢宏的“共同体时刻”：菜市钟声落在众人的头顶，鲸爆后的腐肉血污砸在众人的身上，都让我想到《都柏林人》末篇《死者》结尾处纷纷扬扬的大雪。共同体的钟声和血污，将所有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无须相遇，也可以再次重逢。所以离开的人，小菲、玉兔她们，不会真的走失，因为埋葬在这里的逝者也在看护着岛，或者说，岛也在看护它的子民。
罗昕：
岛上形形色色的人在九个不同的故事里交叉出现，互为背景。据万莹说，这可能跟她在小岛上长大有关，于是有了一种“岛屿思维”。就像鼓浪屿的巷子，是乱来的，给人绕得晕头转向，但乱绕也能绕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书写岛屿上的故事，人物也自然交错。
而这种群像式的书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都柏林人》《米格尔街》《小城畸人》等等作品。我们可以单独走进一篇篇故事，也可以将各个故事融为一体，任由它们带我们走进一个虚构的小宇宙。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万莹笔下的岛上人物，即便是作为“背景”出现在其他人的故事里，也有其自身的逻辑性和生长性。比如，小说《鲸路》主要讲述了鱼丸店老板娘宝如的丧女之痛。因为生意太好，夫妻俩没能发现孩子跑走，结果三岁的孩子永远消失在了大海里。出事后再有人问宝如有没有鱼丸，宝如会说再也不卖海里捞出来的东西了，因为她的孩子还在海里面，任何一口都可能是孩子的血肉。
看到小说这一句时，我感到内心被撞了一下。在整个故事里，这一句是宝如失去女儿之后的种种魔怔之一，或许稍不注意也就跳过了。但到了下一个故事《出山》里，宝如作为女主人公小菲的母亲的“店面邻居”又出现了，这一次出现非常简短：“店面隔壁是宝如贡丸店，老板夫妇整天听惠琴和赵保罗说小菲，也跟着激动，送过来三碗贡丸汤。”
我看到，这句话中出现的是“宝如贡丸店”，而不是“宝如鱼丸店”。我看到，哪怕是隔壁人家长大的女儿，也能让这对夫妇非常激动。或许，看到留学归来的小菲，这对夫妇两也能联想到自己女儿如果长大了的样子？小说没有再写更多了，但就这一句话，已足以让我们对《鲸路》这个故事的想象有了更延绵的空间。
或许又要回到我之前说到的“生命感”。万莹笔下的人物，会随着时间自发生长，万莹笔下的故事，也会在相互交织之间拥有其内在的生命力。我由此相信在这座岛屿上的一切，自然交错，也生生不息。
在小说中虚构的岛屿与现实中你的故乡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龚万莹：
小花！太感谢你提出这个了，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读到这个设计的人！谢谢你对宝如的关心！
虚构的岛屿上有虚构的人们，他们早已存在。我只是去发现他们。现实中的故乡是实体，实体太实。因此我离开它，在模糊与不确定之处才能裂开缝隙。气息、氛围、湿度是来源于岛屿的，但容器是搭建出来的故事和人物。
我写完这本书，跟一些阅读作品的朋友聊天，发现有件很奇怪的事，明明是小说，很多人却把它当作真事来读，甚至去寻找那些我虚构的建筑（比如菜市场的钟楼和舞厅）。书中的角色，也是一种虚构的发现，却有人觉得这是真事。一开头我有些不开心，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将我虚构的世界嫁接在我身上。毕竟是第一次出书，我也在学习怎么与他人的眼光相处，免得形成对我创作自由的束缚。
或许这样的理解也说明，我的目的有达到。这本书我就是打算用一种贴近耳朵的方式去写，构建真实感，最好那潮湿可以留在你的指尖，再偷偷碰一碰你的心。但要我实话实说，它还是虚构。当然，解释也没用，各人在阅读中相信自己所信的，说到底，作品完成后也就随便人去理解了。
这两天有个有趣的事情，我回鼓浪屿做活动遇到一位研究历史的阿兄，他在岛上定位了一棵木棉，并根据诗人家的方位，论证猜想那就是《致橡树》里的木棉。这挺有趣，但我觉得诗歌是自由在以太翱翔的精灵，不知为何，人们总想把它抓住，固定在土地上。真正的木棉一定是长在诗人的心里，只是取了某种现实的形态而已。把它降格在现实面前，使之可触碰可掌握，这或许是理性的方法，却不是我心里理想的靠近文学的方法。但为什么人们会去寻找？寻找真实的依靠或许是人心中永恒的需要，如果能抓住现实中的受造物，心里就踏实许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话说回来，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从没有去过泉州西街祖宅的记忆，我大概是三岁之前去过一次而已，完全不记得。可是这次去泉州做宣传，也是我成人后第一次踏入百年前曾祖父的房子，我发现与《大厝雨暝》里的老厝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这里变成了喝茶的店，店主姐姐跟我说，祖宅前几年塌了，是她修好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可早已发生在我虚构的小说里了。类似的事近来发现了好几件。或许是虚构有时候会反过来影响现实吧？
刘欣玥：
读后“对号入座”和“实地考证”的冲动，虚构反过来映证现实，都能延伸出好多有意思的问题来。我也是一个有考据癖的读者，听你讲完这个故事，好想去看看那棵木棉树啊！就算它是被误认的。就像是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就非常向往鼓浪屿了，还买了好多小说里写的古早零食，麻酪、蒜蓉枝、绿豆饼，“配合阅读食用”哈哈哈。与“实体”产生联系的行动，好像会制造一种融化词与物、跨越现实和虚构的阅读快感。不过，因为你在几个采访里反复强调，故事是纯然虚构的，是你编的，也让我认真反问自己，为什么今天的读者，也包括我自己，常常会有寻找原型的冲动。仿佛虚构不足以阐明和支撑自身，它所提供的阅读饱满度是“不够”的，某种未被揭晓的谜底（或者捷径？）一直在诱惑着现实主义的读者。我想到了埃伦娜·费兰特这样极端的例子，即使作家彻底匿名和遁形，也不会减损《我的天才女友》自身的动人。所以，当读者在虚构里寻找真实经历的时候，到底是在寻找什么？
我们聊聊方言写作的问题吧。这本书，在听觉上是很生动，很闹热的。《岛屿的厝》大量使用的闽南方言，还有地瓜腔口语的语法，几乎毫无障碍地用文字接通了声音线路。这种视读文字时对应的听觉，据说叫做“内在阅读音”（inner reading voices）。我没有去过福建，但念书的时候在台湾待过一段时间。必须承认，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脑子里移花接木了很多台湾影视文化的台词腔调，像是这两年很火的《俗女养成记》，还有一些闽南语乐队的音轨。不过，我也辨别出了一些龚万莹自己的豁朗、松弛和幽默，用她的话说，“活跳跳的东西”。
印象很深的地方，比如《大厝雨暝》里的白蚁“婚飞”。岛屿小学生学习用文学性的语言描述一种常见的生活景象，却遭遇口音的迷障。老师将“纷飞”念作“婚飞”，一边结婚，一边死去的虫群，汉语视觉上生命惊悚又神秘的悲壮感，就这样和方言听觉的喜剧感糅杂在一起。《夜海皇帝鱼》里玉兔少年老成地对小伙伴说“免惊啦”，《出山》里小菲从油葱外公那里学来“我是你阿嬷”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势，年轻一代留学生的欧洲求学，依然带着闽南人祖祖辈辈爱拼敢赢的韧劲，冲淡了离家的感伤。
小说里有大量涉及生死，带有宗教和神话色彩的内容，但在严肃与沉重里，闽南话的出现扮演了调节平衡、扼制煽情的角色。仿佛在流出眼泪的一刻，突然和读者说，我们是很厉害的啦，免惊啦，放轻松啦！不过我注意到，也有一些懂闽南语的读者提出小说里“刻意使用方言”的痕迹，反而干扰了阅读节奏。万莹是怎么处理小说里的闽南方言的？
龚万莹：
使用闽南方言这件事，没想到会吸引这么多注意力，成为了在各个采访、活动和谈话中的必谈话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本小说集的虚构背景是以90年代鼓浪屿为参考对象的，在那个时候，岛上人之间说话主要是闽南语。我们这一辈也是如此，直到我开始读初中，老师才重拳出击整治我们的地瓜腔，不让我们在学校讲闽南语。也因为当时以普通话为更加文明有文化的象征，我们这一辈人的闽南语能力大大削弱。比如我，要我说一个完整的闽南语句子已经很难了。闽南语和普通话拼配，是我们这一辈厦门人的日常，不是什么特别的。
此外，闽南语又是一个神奇的东西，距离远一点，发音和词汇就会变。比如鼓浪屿和同安都属于厦门，可是方言发音却不同。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觉得用得地道，有些人觉得用得不对劲。还有一点，文学语言的浅白通顺并不是最高标准，起码对我不是。我大概也看到过有些说觉得刻意的评价，但也看到觉得用得自然的评价，有人劝我全盘用闽南语，也有人说应该把方言都拿掉。如果要说评价的话，我是觉得目前反馈的样本量不够大。之前我们做市场调研，几千份问卷发到几个主要城市里，其实也不过是在大海里加了一小勺盐而已。可以等评论多一点，再集中跟大家学习。不过话说回来，我算刚进文学行业，我觉得这个行当的评价机制也不是以多数人投票制，最终还是作者需要权衡拿捏吧，既要保持开放，但又不能被众多的意见压垮，变成邯郸学步的那个人。
这本书里的语言使用我掂量过。我不想完全写成一本纯闽南语小说，但纯普通话又不能真实体现那个年代，而且文字的搭配还有氛围塑造需要符合我个人的文学追求。所以我像个文字采集者，有好的词句，就忍不住想从方言里采下来放进小说里。同时我觉得小说是比较利他的，我会把文章给福建以外的朋友看，如果有些方言词语太费解，对行文影响很大，我会拿掉。
王辉城：
方言，是当下文学现场的显学。地域性，亦如是。在《岛屿的厝》里，对方言的运用，其实非常克制，大多出现在对话中。我想，万莹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想着凸显方言或者地域性，而是想要复刻心中的岛屿。自然而然地，脑海中便流露出闽南话来。但我想，文学尽管要凸显个性，但所要描摹却也是人类共通的情感。
罗昕：
2021年之前，万莹还没有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辉城选择做一个文学新人的第一本书，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气。我好奇的是，在地域色彩之外，万莹的小说还在哪些地方打动了你？和其他青年写作者相比，你认为她的写作有哪些独特之处？
王辉城：
其实，并不是我发现万莹的，我到中信大方时，《岛屿的厝》已经完成了初审。也就是说，书的编排大体已完成，我只不过是继续着前任留下的工作。当我读完整部稿件后，异常的激动，脑海中回荡着一个声音：这个作者会起来。她的小说，会进入许多文学榜单。第一时间，我把阅读感受告诉了万莹。她可能是将信将疑，可能觉得是编辑的恭维。果然，到了2023年底，万莹的作品接连进入收获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排行榜等各类榜单。
在接到她稿子之前，她完全是我视野之外的青年作家。对于我来说，她完全是个陌生的作家。我在不少场合，“喋喋不休”地跟同行们安利万莹的小说。这当然有编辑的私心，但更多的是，出自于我文本的喜爱。
说实在的，万莹的小说，正好贴合我对小说的审美与想象。一开始，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小说中的地方元素。准确地说，我并不认为小说最核心的魅力，来源于地方性，来源于陌生化的经验。方言固然能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最根本的：作者是如何理解人的？是如何观察世界的？方言或者南方性，只是锦上添花的。
我读过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这些作家具有非凡的才华，叙述技巧娴熟，语言精美。整部小说犹如进入迷宫，层层叠叠，让人眩晕。诚然，这是很好的写作，可读完后，我难免往下琢磨一下，除了技巧之外，小说还有其他值得深思的吗？似乎并没有。再者，许多作家为了体现人性的幽微，往往像是做实验一样，让人物遭遇数之不尽的困境。困境的存在，似乎只为了证明人性的善恶。这种小说，是我所不喜的。
万莹的小说，好在自然。自然而然，人物没有往极端走。所有的人物，都按照自己的习性生活着。他们当然会有道德的疑虑，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在面对当下，以及理解与接纳生活的暗面。这种暗，并不是说绝望、暴力等，而是生活中晦暗不明的地方、难以言说的瞬间。比如，《出山》中的油葱伯与妙香姨的偷情。被人撞破之前，偷偷摸摸，将秘密保守到底。一旦这个秘密被戳破，随之而来的并不是道德批判，而是人们自然而然地接纳了。像是河流一般，静静流淌。我喜欢这种小说，这意味着作者除了生活的观察者之外，还是生活的参与者。对的，参与到日常生活中，将自己视为芸芸众生的一员，而非是凌驾于人群之上的观察者。观察者是傲慢的，万莹的小说没有这种傲慢，反而对生活有深切的理解。因为自然，所以有时候显得不事张扬，难以被人注意到。我偏爱这类写作者。
万莹的小说中，有股积极、健朗的力量。人物没有被困难打败，人性没有困囿于恶。《菜市钟声》中的阿霞，是我极为喜爱的人物。丈夫出轨离家，她出去找他，在酒店里吃一顿昂贵的海鲜，顿时察觉到，昂贵的海鲜不过尔尔，不如家中好吃。这种“善”，予人力量。它告诫我们，生活中的困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峻。好好生活，会度过去的。
刘欣玥：
我知道《岛屿的厝》从里到外付出了很多心力，从装帧设计到线下活动，辉城能聊聊这个过程吗？
王辉城：
这本书最“折磨”我的是封面，目前我们看到的封面分为外封与内封。外封是一座岛屿的轮廓，有厝的元素，而内封则是一头鲸鱼。意象是取自于《鲸路》。在《鲸路》中，一头鲸鱼搁浅在海滩。丧女的宝如，心中积累着许多怨念与不明。苦难为何找上自己？她定要向神明要个答案。事实上，生活中许多偶然的事，没有逻辑，也没有因果。在小说的最后，死亡已久的鲸鱼爆裂，喷洒出许多血水，场面相当震撼。鲸鱼破裂刹那，宝如心中的怨念，终于得以舒缓。她终于能以人的形象，而非疯子的形象，活在世上。
外封与内封，是完整体。一头鲸鱼，从深海慢慢地游向浅海。背部轮廓跟岛屿的轮廓吻合，也像是鲸鱼驮着整座岛屿。其中的沉重，尽在不言之中。事实上，等我到鼓浪屿陪万莹做新书活动，坐在轮渡上，看着岛屿，才发现封面的岛屿跟鼓浪屿惊奇地一致。后来，去问了设计师李扬，他说从未到过鼓浪屿。
《岛屿的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短篇小说集，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小说中的人物，相互缠绕，相互渗透。这种写法，倒也常见，作者写完一则小说后，必然会有意犹未尽的时候。如妙香姨这个角色，她出现在《鲸路》《出山》《白色庭院》中，在这些小说里，我们读到她的跌宕人生。在鼓浪屿逛了一圈后，我发现万莹选择这种写法，可能也有地理上的理解。
鼓浪屿是一座如同迷宫般的岛屿。看起来很小，但内部的空间却无限大。所有的路，都是穿插、环绕的。如果第一次去，顺着一条路走，我们不知道会走向哪里，可能会走得很远，也有可能会霎时间重回故地。总而言之，就像是在迷宫里环绕。因此，《岛屿的厝》也会有这种感觉。进入一个巨大的迷宫，在各个路口遇见熟悉的人，但他们的人生，是流动的。
刘欣玥：
据说小说集篇目的顺序是万莹自己编排的？
龚万莹：
几乎就是按照时间顺序，也就是第一篇《大厝雨暝》是最早写的，《白色庭园》则是最后写的。这过程大概像这样……你看哦，现在的海面上漂浮出一座小小的岛屿。拉近一点看，岛上出现一座闽南红砖老厝。有个小女孩正在独自低语。往里看，原来是女孩阿禾在说话，这个老厝里，有她的爸爸妈妈还有阿嬷。房子好老了，屋顶塌下去又修好，天井里的芒果树长大了又被砍下。幸好，芒果树被砍的前一夜，阿禾可以骑着它在岛屿上空飞行，去看望生病的妈妈，这是《浮梦芒果树》。
然后老厝里热闹起来，招待一位红衣服的阿姨，她叫阿霞，她的老公跟一个叫水螺的女人跑了。可是阿禾、妈妈和阿嬷还有别的阿姨和小孩，都陪着她。他们一起到海边，大吃、大骂、大笑，直到最后的梦里，阿霞可以长长地打一个呵欠，变成《夜海皇帝鱼》。
而海洋，慢慢起了雾气。雾气里，有个男孩，正是水螺的儿子，喜欢上歌仔戏的演员，却又发现只是《浓雾戏台》的幻梦一场。这时候，《菜市钟声》响起，两代人的爱与恨，就在菜市场边缘转啊转。结尾处，水螺跑上了船，船行在海上，她再度在钟声里逃离。这离人的海，再往远一点看，有两个人困在海上。具体说来，是一个在海上，一个在水下。阿彬在海上的亡灵船，大炳在水下死者的疆域里分别冒险，而这都与《送王船》有关。
而那片海，是一个大于我们的生命体。海的亡灵里还有宝如小小的孩子，那孩子再也回不来了，鱼丸店老板娘宝如沉浸在痛苦中，而殡葬店的妙香选择陪伴她，直到《鲸路》中的血路出现。然后，我们又去看妙香姨所在的殡葬一条龙，去看里面的三代人发生什么故事，在《出山》中，生死爱恨不过是潮汐阵阵。直到这本书的最后，《白色庭院》里，逝去的灵魂依然发出他们叮叮咚咚的声响。
刘欣玥：
我读的时候觉得像在听一张专辑，以九十年代童年舒缓的幻梦开场，中间经历急遽的变奏和趋于恢弘的章节，《白色庭院》又再次落回祖辈的少年时期，通篇用对话语体完成，像戏剧舞台上三人轮番上前，作为压轴的安魂曲。但是竟然只是按照写作时间排的！这样来看，作为第一本书，这个目次也会很坦率地向读者呈现你写作上的变化。
除了青年作家，万莹还有一个身份是小红书博主。2023年初开设小红书账号，积累了过万的粉丝订阅数，日常互动量也很大。你在上面分享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在北师大读创意写作研究生的课堂笔记、介绍考研经验等等，与此同时，也要花很多时间精力解答粉丝关于写作、考研、读书的提问。这些粉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你也展示出了一种作家出场、传播和交流的新的方式。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做小红书，能分享一些在“我在小红书做作家”的观察和体会吗？
龚万莹：
我原来不太用小红书，怕自己沉迷，一度都删掉了，但是2023年1月刚交完书稿，朋友建议说必须做一下自媒体，我也就开始营业了。本来营销是我的本行，没想到在文学行业还会用到以前的职业技能。不同平台会催生不一样的声音和人格，在做这类社交媒体、推广类的平台时，我就得恢复过去做营销的工作状态，需要思考选题，头图尽量不要太丑这些。但我不会花太多时间。
经营这个号一年来，我还是获得了一种对互联网的体察。我发现平台会用很多的“机制”，希望内容生产者自发工作起来，比如，如果每周都发笔记，流量就会更好。比如要及时蹭热点。比如有些热词，如果跟进去做，也会有流量。而且笔记必须提供“有用”讯息，不管是审美价值还是别的实用资讯。而且还会给你提供各种数据，这些数据能够指导你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写稿。我开头会不自觉卷自己，每个星期都发一发。后来我醒悟过来，我这是在干什么，给自己再找个活爹吗？整天给我定KPI，又不给我发工资！所以现在随性做，高兴写就写，不高兴发怎么激励我都没用。
只要不被它控制，这个平台是很好的。写作这条路其实信息不多，相对来说有点神秘。但我现在一步步踏到这条路上，跟《指环王》里的霍比特人弗拉多刚离开霞尔似的，很多事对我来说也是新鲜的探索。如果我可以做一些分享，或许可以帮到想了解的人。此外，平台的算法还是很强的，可以把很多行业里的朋友聚集起来，有不少杂志编辑就是通过小红书找到我约稿的。多一个地方让读者、编辑、同行可以交流，蛮好的。但我一直都明白，什么才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写作。其他的事项是围绕在写作四周的日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