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拍，一张宽39厘米、
长93厘米的清代朱红印刷品，
竟一路高起，拍出161万高价。
哥大硕士孙立天以“红票”为题，
著书揭开一段罕有人知的交流史。
1来自西方的“门泰特人”
在历史课本及明清影视剧，
传教士往往与西学东渐有关。
看过《红票》才发现火炮革新、
清算鳌拜、平定三藩、致信波兰王、
尼布楚修约甚至顺康两代立嗣风波，
这一系列政治史背后，竟都有他们
有意无意参与，甚至是关键推手。
让我想起《沙丘》里依靠特种知识
跻身各大家族决策圈的“门泰特人”。
2收服“门泰特”，竟是纳其为“奴”
在孙立天看来“传教士能在
康熙身边行走，来往于宫中，
名分就是建立在主奴关系上”。
与之相应是康熙一朝处理教士事务，
往往由内务府负责，而不是负责
管理和尚、道士事务的礼部。
例如利类思、安文思两位来华者，
从豪格西征军俘虏，转入佟氏为奴，
再拔为“book aha”（包衣奴才）。
孙立天在《红票》中将此词解释为
区别“下人型奴才”的“派系型奴才”。
他们在康熙朝的作用，也的确
起到政治工具人+高级智囊的作用。
3几何中无王者之路
康熙对西学是热衷还是卖弄，
在史学界历来是有争议的。
《红票》综合多个教士史料指出，
在康熙颇繁忙的1690年，仍频频
向教士请教西学，尤其是数学。
由于教士们知识局限，他更爱几何。
让我想起欧几里得答托勒密一世
那句“几何中无王者之路”——当时，
托勒密想知道学几何有无捷径。
欧氏几何，也是耶稣会数学的支柱。
对康熙向耶稣会教士学几何的故事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由此延展
阅读西方汉学家安国风等人作品。
“红票”的诞生，与上述种种际遇
息息相关。300年前的康熙，
印发数百张“红票”给往来欧亚者，
尝试以外交改善罗马教廷对华政策。
处于两者夹缝中的在华教士们
则权衡生存、事工等方面因素，
屡屡做出影响近代史的妥协与冒险。
如Ashleigh Ikemoto教授对此书评语：
通过把前现代文化冲突范式剥离出
传统的中西二分法，同时置之于
满族文化的背景中，作者为人们
熟知的史学领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