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并不了解胡安·赫尔曼的读者，这本诗集的两篇序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序一提醒我们把诗歌放在属于它们的现实背景中去读，既不要离得太远以至于把诗句置于悬置孤立的真空之中，也不要靠得太近以至于先入为主地把一切都变成政治宣言。找到一个富有弹性的尺度和平衡，让诗句可以与现实共联、与历史共联、与人性的脆弱刚强以及一切矛盾共存的复杂性共联将更有利于我们与胡安·赫尔曼共联：
书中呈现出阿根廷近年来最具体的现实，但如果阅读时带着政治写作或常规斗争诗歌的条条框框，甚至把主流写作的标准照单全收，就无法看清这种现实。只有开放的阅读，让意义在句法成规或熟烂意象，在貌似深奥却已泯然于诗歌传统的隐喻或形象之外别辟蹊径，才能进入这诗歌的现实中，那正是字面意义上充斥着恐怖、死亡却也不乏希望的现实，我们今日阿根廷的现实。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意外遭遇一路上不断的越界，但只有敢于面对的人，以某种方式继续前行的人才配得上一本想要包容他们，包容我们所有人的书。
序二则提供了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可以与胡安·赫尔曼共联的具体场景和历史，比如他的个人史、流亡史、个人情感上巨大的创伤与斗争，以及他跟中国的渊源：
由于反对独裁，也不赞同极端冒险的游击战，胡安·赫尔曼在1970年代被阿根廷军政府和他参与创立的阿根廷城市游击队同时判处了死刑，并从1976年起，被迫在国外流亡了12年。军政府的暴政给他的家庭带去了巨大的创伤：他的儿子和已有身孕的儿媳被捕而后失踪，直到1989年胡安·赫尔曼才找到儿子被秘密处决后的遗体，直到2000年他才与被收养的孙女重逢，而直到现在，他儿媳的遗体仍未找到。
……
今年4月中旬，胡安·赫尔曼作为2007年塞万提斯奖的获得者被请到了中国，分别在北大和塞万提斯学院做了两场对话和朗诵活动。在北大的那场活动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或许是因为见证了太多的死亡，79岁的胡安·赫尔曼似乎避免去提及颇受媒体关注的写作与苦难的关系问题，反倒饶有兴味地回忆了1960年代他为中国的新华社工作的时候曾经两次来到中国的经历。他特别提到在他去井冈山旅行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黑色小罐子，里面装着给红军用的盐。红军走了以后，当地的老乡把小罐子深埋在地下，他们坚信有朝一日红军还会回来，还会继续食用里面的盐。胡安·赫尔曼说，他在这个小罐子上看见的是和他在艰难年代里的诗歌相似的东西：密封存储的希望。
至少对我而言，这些背景信息非常重要，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个视角来具象化地理解原本就因为翻译和缺乏对诗人的理解而造成的诗歌本身的悬浮——当然，这种悬浮本身也是另一种感受诗歌的方式。
历史、政治背景和流亡。这些关键词会让我担心胡安·赫尔曼的诗歌会不会因为浸满了血泪苦涩与挣扎而非常浓厚与沉重——答案：是，但并不总是。
就像一个被生活与历史摧残的人也会讲俏皮话一样，这本诗集里收录的诗总在意外之时让我看见胡安·赫尔曼特别接近作为废柴的我自己的一面，比如《美好伴侣》这首诗就深得我心，你要说这是豆瓣知名江北丧人刘书宇写的我都信：
这很普通一只秃鹫处理我的内脏但并不吞吃也可以说是爱抚或者拖出来让我最后的种种面孔见见光“看看”他对我说“看看你都吃了些啥畜生”他对我说这美好的秃鹫
此外胡安·赫尔曼的“多重诗歌自我”也很有趣，用不同的身份和名字创造出不同的声音与视角，而这些身份和名字又相互交织，并且不会像某冰一样让人出现老爷爷看手机表情：
＊此处的约翰·温德尔（John Wendell）与此后出现的美国诗人西 德尼•韦斯特（Sidney West）、日本诗人山之口安渡（YamanokuchiAndo）、中国诗人白易白（PoI-Po）、阿根廷诗人何塞·加尔万 （José Galván）、胡里奥·格雷科（Julio Grecco）等都是胡安·赫尔曼创造的“异名者”，即诗人的多重诗歌自我。
通过这本诗集，我所认识的胡安·赫尔曼特别像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当代（我的时代）的人，而不是历史书上一个厚重的名字、一个高高在上的活动家。他的诚实像刻在他脸上的哀伤与疲惫一样吸引我。诚如他在《丧家犬》这首诗中所说：
诗歌不讨食吃。它吃的是
没有廉耻或不知羞怯的人
半夜里给它的
残羹剩饭。
神圣之词已不存在。诗歌
还能怎样，除了
给什么就吃什么？
然后在这儿叫上几声
没人理会，不过是
冷漠城市里的
又一条丧家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