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阿尔都塞在个人悲剧发生前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遗稿，《怎么办?》有一种难以说明的性质。通过追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其全部著作中留下的线索，揭示它在阿尔都塞“自我批评”的开端上占据的隐秘的中心地位，证明它在概念加工中被放到了认识过程的结果或理论劳动的实现的位置上，发现它与对阶级斗争的经验认识之间的等价关系，我们可以论证阿尔都塞对“理论主义倾向”的自我批评如何通向对“具体分析”的召唤。“具体分析”作为“政治实践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确保了实践认识对于理论认识的优先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在阿尔都塞的哲学写作与政论写作之间，《怎么办?》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一个在理论的“迂回”中确立的立场，一条不断经由理论的迂回通向“具体分析”的道路。
作者简介：陈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批评理论及相关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尤以对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著作的翻译、研究著称，译有《现代君主论》（葛兰西）、《怎么办》（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回忆录》等，编有《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等，主编有新世纪最重要译介域外学术的大型思想文库“精神译丛”、以及多卷本《阿尔都塞著作集》和《狱中札记选编》。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狱中札记》新选译注及葛兰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1BZW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2023年第6期
延伸阅读： 若弗鲁瓦·米夏埃尔·戈什加林：阿尔都塞的哲学实践——《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序
姚云帆丨重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地形学构造：《论再生产》读后
《怎么办?》这部著作有一种难以说明的性质。最近十年，新的一批阿尔都塞遗稿经若弗鲁瓦·米夏埃尔·戈什加林整理编辑，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迄今刊行六种，其中五部均由编者本人或邀请其他学者撰写长篇介绍或序言1,唯独这本书只弁以寥寥数语的“编者说明”——这一点未始与它的难以说明的性质无关。
一
这本书写于1978年。1977年3月，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德里会晤，正式打出“欧洲共产主义”的旗号，阿尔都塞从这种改弦易辙中看到了“危机”的征兆。实际上，从1976年2月法共二十二大以来，甚至从同年1月7日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对媒体扬言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开始，法共的新路线就已昭然若揭，阿尔都塞对这一路线的批评也就一发而不可收。
1976年4月23日，阿尔都塞在法共“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图书周”活动上，趁介绍自己新书《立场》的机会，首次对法共领导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发难。7月6日，他在巴塞罗那大学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讲演。12月16日，他又在索邦大学发表关于法共二十二大的讲演，其文稿便是1977年5月在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二十二大》。一年后的1978年5月，他在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个小册子《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这是同年4月24—27日在《世界报》上连载并引起轰动的一篇长文，对法共的政治路线、组织和意识形态作了全方位批评。
在这篇长文中，阿尔都塞批评法共领导层默默改变战略：在将新战略强加于党的同时，为了掩盖矛盾，不向“战士们”(法共对党员的称呼)公开说明转变战略的深层理由，使他们无法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无法向身边的群众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战略转变只会导致失败，而“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2更是虚弱的表现。他批评法共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模式复制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军事机器的结构与运行模式，成为实行统治的等级性实体；正是这个机器导致党在关键问题上的沉默，使党内民主让位于领导层的实用主义和权威主义。他批评法共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建立在“战士们”对党的信任之上，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信任盘剥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法共内部消失了，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抛弃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意识形态和理论被简化为维持某种统一的工具，最终损害了党在政治实践中与群众的联系。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让党“走出堡垒”,到群众中去，关注人民群众的需要和首创精神。他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带回生活中，深入批判并改革党的内部组织和运行模式，在对法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工人阶级和民众力量建立联盟的路线与政策。
《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的发表与《怎么办?》的写作是在同一年，前者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后者，尤其是其中未完成的部分。不过，随着《黑母牛：想象的访谈(二十二大的缺憾)》(以下简称《黑母牛》)文稿的出版，我们得知，从1976年4月到1978年5月，阿尔都塞在两年间陆续发表的上述言论与文字，只是他在1976年的某个时刻3就已经完成的这个长篇文稿的冰山一角。《二十二大》和《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这两个政论小册子是他生前在法国出版的最后两本书。但现在我们得知，《黑母牛》这部从写作到面世相隔40年的长篇著作才构成了阿尔都塞政论写作的顶点。
正如戈什加林指出的，阿尔都塞在政论写作中思考的主题，尤其是关于阶级专政的主题，也以更严格的理论形式出现在他同时期的哲学写作中——从1976年的《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到1978年的《局限中的马克思》,而后者更是他“对国家和阶级统治问题进行反思的顶点”4。现在我们同样得知，从1976年到1978年，除《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局限中的马克思》这两个长篇外，阿尔都塞还写出了《哲学的改造》《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又一个长篇)等文本，从而也达到了其哲学写作的顶点。
《怎么办?》作为这一时期的第五个长篇，在阿尔都塞的哲学写作与政论写作之间，尤其是在两者的顶点之间，占据着某个位置。想要说明这部著作的性质，就要说明这个位置的特点。
二
在《黑母牛》中，阿尔都塞以充分的论证表明，他对法共新路线的批评并非出于单纯的政治理念之争。他把“二十二大的缺憾”归结为领导层没有把党的路线或战略的制定建立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之上，并一再强调列宁这个著名提法的“生死攸关的必要性”:
如果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不是共产党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斗争，以至于不能自称革命者。这意味着我们将投入盲目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不会通向革命的胜利。
一切都取决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
但艾蒂安·巴里巴尔在第一时间阅读这部手稿后提出，因为作者是以普通基层党员的身份虚构了一份“自我访谈”来谈论党的决策，所以不得不“把自己放在‘假设知道’的位置上”,这使他难以避免一些弱点，以至于“鼓吹具体分析却未提供具体分析”。6两年后，似乎是为了回应巴里巴尔的批评，“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成为《怎么办?》这部新手稿的真正主题。不过，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追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阿尔都塞著作中留下的线索。
实际上，在我们目前讨论的时期(1976—1978年)之前，这个提法在他的文本中很少出现，在《矛盾与过度决定》《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列宁和哲学》《列宁在黑格尔面前》和《帝国主义论稿》等论述列宁的文本中，甚至根本没有出现。
在1965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各有一处出现了这个提法，但都属于侧面提及。一处是在《关于唯物辩证法》中论述“条件”概念，另一处是在“《资本论》的对象”一章中论述历史理论的概念及其对象。两处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这些概念“不是经验概念，不是对存在着的东西的确认”,而是“建立在对象本质自身基础上的理论概念：一个总是已经被给予的复杂整体”。7因此，两处也带有同样的目标，即对关于“具体”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尽管“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很少出现，但我们知道，在这些著作中并不缺少关于“局势”8(“形势”“目前时刻”“最薄弱环节”等)“分析”的论述，尤其是以列宁的分析为典范；并不缺少关于在这种分析中“以实践状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同样，在这些著作中也不缺少对“具体”在“理论实践”中的理论生产特性的强调，特别是将这个“具体”代入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公式中去讨论。阿尔都塞“使用了、大概也是强用了马克思的一小段文本”,“从中得出直观和表象是被马克思当作抽象来看待的结论”9,从而论述了一个类似于劳动过程的“认识过程”或“理论实践进程”:用理论工具(“一般性乙”)对理论原料(“一般性甲”)进行加工，生产出理论产品(“一般性丙”,即马克思所说的“思想总体―思想具体”);论述了这个“思想具体”作为“复杂整体”(马克思所说的“许多规定的综合”)的理论特性；论述了“思想具体”与“实在具体”的不同，即由于实在具体“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10,因而在思维行程中“必须从抽象出发”,达到思想具体；论述了实为“抽象”的经验主义伪“具体”所带有的“意识形态神话”。这些论述都属于由《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所塑造并为人们所熟悉的“阿尔都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之所以很少出现在由这些论述构成的理论框架中，只是因为它在那里早已有了一个自明的位置，以至于我们凭借一种理论的内部逻辑，甚至一些词语的关联，就可以先天地为它指定这个位置呢?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不久后，阿尔都塞自己把这种危险称为他的“理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顶点就是把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把它从与政治实践的关系中剥离出来，使“理论实践”构成一个自足的循环。于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便会不言自明地出现(或隐藏)在这个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实践进程”的终点。
然而，如果打破这个循环，用“关于阶级斗争规律的科学”11去认识哲学，就像阿尔都塞在对“理论主义倾向”的“自我批评”中把哲学重新定义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从而向理论揭示出它有一个叫作实践的外部，以及这个外部对于它的优先性，那么人们便会认识到：理论只是在与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即在对阻碍这种结合的无穷现实难题的克服中，才有资格被称为“理论实践”。于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不再有一个单纯由“理论实践进程”所规定的自明的位置。它的位置将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进程所规定，将受到这一进程中各种矛盾和关系的“过度决定”。
这是一个阿尔都塞仍对其保持沉默的位置，因为只要实践还没有张嘴说话，理论就不得不保持沉默。而对这种沉默的认识，就构成了阿尔都塞自我批评的开端。
三
1966年6月26日，在从《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出版后的一次精神危机中恢复过来，又经历了法共阿让特伊会议(1966年3月)的党内批评后，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召集了一次会议，作了题为《哲学的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报告。事隔十年后，巴里巴尔在就“具体分析”问题对《黑母牛》提出批评时，不知是否想到他曾亲耳聆听过阿尔都塞在这个报告中说的一段话：
我忘了谈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经验认识的问题。例如，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我既没有制定关于这个提法的理论，也没有给出这种理论的大致轮廓……关于经验认识的理论的不在场，像所有不在场那样，甚至会在在场的东西即说过的东西内部，造成一种歪曲和移置的后果。对此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径直强调理论和理论实践的特性，这样会在写过的东西中导致一些(令人尴尬的)沉默，甚至一些含糊不清之处。12
显然，“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此处的出现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它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第一次得到正面论述，但作为一个“不在场”的对象，又具有一种否定的(自我批评的)形式。阿尔都塞接着预告说，他“正试图写点东西来弥补这个空白”,据弗朗索瓦·马特龙所说，这大概指的是“他最终没有完成的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品(1966—1967年)”。13直到1967年10月，当阿尔都塞在为《保卫马克思》外文版写的《致读者》中“以‘自我批评’的名义”指出书中存在的“一些沉默或半沉默”时，被他摆在首位的仍是这个尚未弥补的空白：
尽管我凸显了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生死攸关的必要性，尽管我因此揭露了各种形式的经验主义，但我并没有探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难题，而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大概谈到了“理论实践”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我还没有触及政治实践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我再说得明确点。我没有考察这种结合的一般历史存在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融合”。我没有考察这种“融合”的各种具体存在形式……我没有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具体存在形式中的功能、地位和角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何处以及怎样干预政治实践的发展，政治实践又在何处以及怎样干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14
这篇《致读者》与同年为《读〈资本论〉》意大利文版所写的另一篇更简略的《致读者》一道，公开承认了这两部著作中的“理论主义倾向”,通常被视为阿尔都塞自我批评的开端。不过，我们现在有理由把这个开端提前到1966年的《哲学的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仅因为时隔近30年之久才得以出版的这个讲稿已经包含了《致读者》中自我批评的要点，而且因为它明确地把“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引入自我批评的中心，从而有助于我们沿着这条隐藏在阿尔都塞文本中的线索，更深入地理解这一自我批评的构成和后果。进而，我们有理由把这个开端视为一个从1966年到1967年逐渐形成的“认识过程”(借用阿尔都塞自己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先前著作中存在的“沉默或半沉默”的认识逐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逐渐被“加工成概念”。当然，这个作为开端的认识过程只是一个更大的认识过程——自我批评过程——本身的一部分。
实际上，1966—1967年(延伸到1968年2月的《列宁和哲学》)是阿尔都塞写作生涯中堪与1976—1978年相比拟的另一个高产期。这两个高产期长久以来并不为人所知，只是随着其间绝大多数文稿在作者身后整理出版，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它们表现出来的惊人爆发力与阿尔都塞自我批评的关系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起来，第一个时期更容易被1965年耀眼的光辉所遮蔽。他在1966—1967年写出的《话语理论笔记三则》《论“社会契约”:错位种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论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人道主义之争》《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哲学笔记》等中、长篇文本，以及包括《哲学的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内的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与政治、艺术、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都带有某种过渡、尝试、规划和游移不定的特征，反映着这个自我批评的开端作为一个认识过程所具有的紧张、亢奋、广度和深度。
我们目前仅限于沿着“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线索，指出一篇题为《论理论劳动：困难与资源》的文章在这个自我批评开端上的重要性。这篇几乎被人遗忘的文章写于1966年12月，发表于次年3—4月号《思想》杂志。与同年所写的另外几篇文章一样，它并未摆脱“理论主义倾向”,所以被阿尔都塞本人称为“蹩脚的”。15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把“经验概念”从“具体”或“具体分析”中断然排除出去的做法，这篇文章在坚持与经验主义划清界限的前提下，通过对“经验概念”的重新“加工”,承认了它在理论生产实践中应有的位置：
……经验概念给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概念增添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恰恰是对具体对象的(严格意义上的)存在的规定……它们的确表达了一种绝对的要求，即任何具体认识都不能没有观察、经验，因而还有它们所提供的材料(这是与……所有伟大的工人运动领袖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任何时候都必须进行的具体调查研究相一致的方面),但同时，它们又不能简化为直接经验调查所提供的纯材料。16
不同于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仅仅强调“具体”的“理论概念”特性，阿尔都塞在这篇文章中把马克思关于“具体”所说的“许多规定的综合”明确定义为“认识的两类要素(或规定)的正确结合―汇合”17,即理论概念与经验概念的结合。理论概念是关于抽象―形式对象(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形态”“阶级斗争”等)的认识。它们并不提供关于具体对象的具体认识，但对于这种具体认识的生产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经验概念关乎实在―具体对象的独特性的规定(如1917年俄国或1966年法国的社会阶级斗争“形势”或“具体情况”),但它们并不是现实的纯粹给定物，不是对现实的单纯描摹或直接阅读，而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的结果，包含了若干层次或程度的理论加工。换言之，阿尔都塞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重新定义为：经验所提供的素材和原料经由理论概念的干预或加工而被转化为经验概念的过程，而“‘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加工劳动的例证”18。
“一切理论话语存在的终极理由都是关于特殊的实在具体对象的‘具体’认识。”19这种具体认识作为理论概念与经验概念的结合，并不是两个彼此外在的东西的结合，而是“与被加工了的经验概念相结合的、必要的(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概念的综合”20。“具体”需要理论来把握，但理论通向“具体”的道路也需要经验概念来开辟，就像马克思说剩余价值在现实生产中得到“实现”那样，经验概念也在关于具体对象的具体认识的生产中“实现”了理论概念(这种实现当然不是那种黑格尔式的“幻觉”——理念在实在具体中的神秘的、思辨的“实现”)。
把关乎实在―具体对象的经验概念放到认识过程的结果或理论劳动的实现的位置上，意味着在理论自身中“确保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21,意味着阿尔都塞在对“理论主义倾向”的自我批评中向“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发出的召唤。
四
似乎是为了回应巴里巴尔对《黑母牛》的批评，阿尔都塞在《怎么办?》开篇就展示了他“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方法。在对法共组织的声势浩大的“社会调查”随手一击之后，他借意大利电视台对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厂工人的现场采访，对于“是什么决定着在阿尔法·罗密欧发生的事情”22展开具体分析。这一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资本对汽车部门的投资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战略整体中的地位。
这一具体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他在“经验认识”方面的推进——不只是一位哲学家对资本主义汽车工业生产的经验认识，而且归根到底是对阶级斗争的经验认识。正如在对决中才能认识一场足球赛，也只有在阶级斗争的对抗中才能认识各阶级和它们的命运。所以“一切都取决于对工人与民众的阶级斗争——在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对抗中——的当前倾向这一‘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因而取决于对这种对抗作具体分析”23。这种分析表明，只有在超出劳动者“自觉/自我意识”并支配着与工人的阶级斗争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体形式和具体手段的全部体系的整体”24中，也就是在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许多规定的综合”的“思想具体”中，才能认识在阿尔法·罗密欧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生产部门中发生的事情。“倾向”和“对抗”这两个在《怎么办?》中一开始便出现的字眼，与列宁文章中的“目前时刻”或“局势”一样，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中发挥了“经验概念”的作用。
在《自我批评材料》中，阿尔都塞曾谈到“倾向”概念的“奇特身份”:它不仅说明了过程中的矛盾及其对结构的优先性(阿尔都塞借此反驳了把他的理论视为“结构主义”的指责),而且说明了“另一件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都远为重要的事情：使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为一门革命的科学的那种独特的、绝无仅有的身份”25。这种科学谈论“哲学中的倾向”,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中，而不是在真理/谬误的“理论主义”对立中，去认识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他明确承认，由于“我们”在1965年还不懂得这一点，因而不懂得“阶级斗争在马克思的哲学以及《资本论》本身的概念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以至于“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几乎没有谈论就其本身而言的阶级斗争……也没有谈论理论中的阶级立场(这大概是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中最严重的缺点)”。26
通过追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阿尔都塞文本中留下的线索，我们可以在具体分析与对阶级斗争的经验认识之间看到一种等价关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的“不在场”是阶级斗争在这些文本中不在场的另一种表现，阿尔都塞对“理论主义倾向”的自我批评也开辟了一条通向“具体分析”的道路。
这种关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1967年之后，阿尔都塞对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仍旧保持沉默。直到1975年6月，他在《亚眠答辩》中才又谈道：
重要的是提醒：如果正像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那么对具体的认识就不是出现在开端，而是出现在分析的尽头……27
时间是否为这个“提醒”平添了一层饱含个人经验的深长意味呢?在晚年的自传《来日方长》中，阿尔都塞谈到他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出版后经历的精神危机：“我感觉自己是一个鲁莽从事与马克思本身完全无关的、任意的体系构造的‘哲学家’。”28他谈到《列宁和哲学》在法国哲学学会引起的“小小的众怒”。他谈到“孤独”,既谈到“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天生没有父亲的”,“在哲学上我也必须成为自己的父亲”,也谈到“一个共产党人绝不会是独自一人”。29他谈到党内的“干预”、分歧、不满和孤立，谈到朗西埃等人对他留在党内的指责，但他的回答是：“在党外，没有相当长时间的党内实践经验，就不能对党有真实的看法”30,“你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使它们的战士获得任何类似的经验，能够和共产党给入过党或留在党内的战士提供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经验相比呢?”31掩盖在“经验概念”这个称呼的平静外表之下的，是一个哲学家―战士在自己身上验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痛苦过程。
如果我们可以为这个过程指出一个开端，那么何处才是它的“尽头”或终点呢?《亚眠答辩》在1975年9—10月号《思想》杂志上发表时有一个新的标题：《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阿尔都塞向自己提出了上述问题。答案其实不难得出。他三年前就曾写道：“是的，我已经……非常具体地验证了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绝非易事。”32《亚眠答辩》实际上揭开了1976—1978年阿尔都塞写作高产期的序幕，“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似乎也迎来了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时刻：它大量出现在《黑母牛》和未完成的《怎么办?》中。但接踵而来的低谷和个人悲剧却让这个时期在顶点上戛然而止，《怎么办?》成为他在悲剧发生前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文稿。在写于1985年的《来日方长》中，原本有20来页打字稿是对法国和西方当代阶级斗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形势作出的观察和分析，被阿尔都塞连同谈论斯宾诺莎和马基雅维利的两章一起抽出，放进了一个名为“唯一的唯物主义传统”的文件夹。他给这一部分匆忙地写下一个标题——《政治局势：具体分析?》。与其说这是“具体分析”的线索在阿尔都塞文本中的最后一次闪现，不如说是它又一次预告自己的到来。但这个预告连同它的问号一起，都永远封存在那个文件夹里了。
如果“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意味着放弃理论上的循环、自足或心安理得(“理论主义”)而投身群众实践的历史，那么历史本身就会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33。
五
我们回到阿尔都塞写作《黑母牛》和《怎么办?》的时期，作一些更细致的探究。可以发现，在这两部著作中占重要地位的“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却很少出现在他同时期的哲学写作中。既然《黑母牛》已断言“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为什么《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又对这个问题缄口不提呢?同样，阿尔都塞在《怎么办?》中宣称，“具体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是一回事”,但随即补充道，“唯一不同的是对象的范围”。34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也许可以从那篇《论理论劳动：困难与资源》中找到答案。理论概念是关于抽象―形式对象的认识，理论概念与经验概念的“正确结合”才是关于具体―实在对象的具体认识。基于此，阿尔都塞指出，如果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理论话语”指的是所有能够生产关于一个“对象”的认识的话语，那么这个“对象”可以是抽象―形式对象，也可以是具体―实在对象。他建议把只生产关于前一种对象的认识的话语叫作“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话语或理论”35。这种“理论”并不生产关于具体―实在对象的具体认识，但它通过生产关于抽象―形式对象的认识，通过生产能够认识这种对象的理论概念，通过在概念体系的必然性或内在关系中发展出这些概念的“全部后果，即全部财富”,为具体认识提供理论工具。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样。“正是因为马克思从事了这一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劳动，生产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抽象―形式对象以及它的全部‘形式’和后果的认识，我们才能认识在那些实在对象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那些社会形态中——发生的事情。”36可以说，阿尔都塞的哲学写作也是这样。正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践”“关于阶级斗争规律的科学”“国家和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一般”等抽象―形式对象进行认识，在“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劳动”中努力发展出它们的概念的全部形式和后果，才能为具体认识(对当代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提供理论工具，就像他在《自我批评材料》中所说的，“具体现实只有通过抽象的这种迂回才能被把握”37。
关于抽象―形式对象的认识并不是“纯粹”观念的思辨和沉思。作为理论概念，它是理论劳动的产品，依存于自身之外的物质实践，并在自身之内包含着来自这些实践的难题；而它回报实践的方式就是在对具体现实的具体认识中——在与经验概念的结合中——发挥理论工具的干预作用。一切理论都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它们面对这个事实时采取的立场。如果说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都建立在“只有概念知识才是真知识”的信念之上，如果说这个信念可以轻而易举地通向认为“只有概念存在才是真实存在”的柏拉图唯心主义38,那么阿尔都塞通过坚持如下唯物主义的前提，即“在对象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只有特殊的实在具体对象才是存在的……一切理论话语存在的终极理由都是关于特殊的实在具体对象的‘具体’认识”39,也可以迫使对概念知识的哲学信念转向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哲学实践”。这种哲学实践“拒绝把哲学当作‘哲学’来生产”40,就是因为哲学总是用它的理论概念及其“体系”去掩盖或替代具体―实在对象的存在，从而服务于“解释世界”的需要。相反，阿尔都塞之所以致力于思考“哲学一方面与诸科学、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双重关系”,就是因为这种双重关系作为一切哲学的存在条件，作为一切哲学无论自觉与否都要加以理论干预的具体对象的领域，“为走出‘哲学的循环’提供了一条出路”41。换言之，哲学实践存在于哲学与诸科学和政治的双重关系中，对这种双重关系的思考和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考是他的自我批评的一体两面。
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就喜欢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状态”的存在，即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实践(如列宁的“局势分析”)中。不过，那时他谈论这种“实践的存在”,是为了赋予它“必不可少的理论的存在形式”42,把实践认识提高到理论认识即哲学认识层面。在《论理论劳动：困难与资源》中，他一方面谈论“以实践状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指出，“这个表述不应误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状态”存在于《资本论》中，指的是哲学在理论实践中的存在方式，说到底是一种理论的存在方式；而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政治实践中的存在才是通常意义上的实践的存在方式。换言之，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的关系，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可以解释阿尔都塞为什么只愿意承认《资本论》的理论实践是对抽象―形式对象的认识，是为具体认识提供理论工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法在“理论实践”的自足的循环中完成，只能在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的结合中实现(正如具体认识是理论概念与经验概念的结合),而阿尔都塞的自我批评也就意味着从仅仅谈论“‘理论实践’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转向“政治实践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实践中，在马克思的历史著作(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列宁的历史分析(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政治分析(《怎么办?》和写于1917—1922年的文章)、毛泽东对矛盾的分析中，甚至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战略”或斯宾诺莎的“第三种认识”中，阿尔都塞发现了真正的关于具体—实在对象的具体认识，即作为政治实践中的理论干预形式、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形式的“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对“具体分析”的推崇，无非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早已深深懂得的“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它首先意味着实践认识对于理论认识的优先性”43,即理论只有在“掌握群众”“改变世界”(改造具体―实在对象)的过程中，才能认识具体―实在对象。因此，在哲学与诸科学和政治的双重关系中，“政治功能代表其本质的规定性”44——作为一种“哲学实践”的规定性。
阿尔都塞的政论写作便试图站在与那些被他视为典范的文本相同的位置上，即与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相区别的“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位置上。这正是他在《保卫马克思》的《致读者》中宣告要去寻找的位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实践在这里实现了相互“干预”和“融合”。而“具体分析”之所以没有出现在同时期的哲学写作中，是因为哲学写作没有提出这个任务，它要做的只是为这个任务提供理论工具。
六
我们几乎不需要再论证，占据“具体分析”的位置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相比巴里巴尔对《黑母牛》的批评，阿尔都塞的回应更能说明问题：“这种反对有点过于容易了。它无异于要我独自一人去取代党或党的代表大会。”45“因为代表大会代表的作用和优势，就在于通过他们的聚会本身，打破共产主义战士的孤立状态造成的后果，交流各自的斗争经验，在党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对经验进行对比和分析。”46“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需要在群众和组织的实践中打破个人的孤立状态，以获取最大程度的“经验认识”。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困难还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另一方，在于为具体认识提供理论工具，因为“具体现实只有通过抽象的这种迂回才能被把握”。
就像马克思和列宁在其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键时刻都从黑格尔那里“迂回”那样，阿尔都塞在其理论生涯中也不断地从“18世纪的作者”、斯宾诺莎或马基雅维利那里迂回。这不能简单归结为他们“知识自传中的偶然事件”47,就阿尔都塞而言，也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位哲学教师的日常功课。正如《自我批评材料》中所说的，这证明了“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绝非易事”。在那里，阿尔都塞第一次就这种“迂回”的战略意义作出说明：我们都从一个不由自己选择的、给定的点出发；为了认识这个出发点，先要付出巨大努力来脱离它。哲学劳动总是要求退却和迂回，从别的哲学那里迂回，然后通过差异和划分来确立与捍卫自己的论点或“立场”。这种迂回和划分是哲学作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它决定了在这场永久而普遍的战争中，某种哲学将占据和坚守的阵地48。我们可以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马克思通过从黑格尔那里迂回并与其唯心主义“幻觉”划清界限而确立的一个立场。它是阿尔都塞的“出发点”,又是他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在自己的理论与政治实践中作为“结果”重新占据的立场：一个“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位置。
为了占据这个位置，他首先“从斯宾诺莎那里迂回，以便更清楚地认识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作出的迂回”49,从而与经验主义划清界限。但“斯宾诺莎毕竟缺少黑格尔给予马克思的东西：矛盾……‘矛盾’的不在场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谈论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经由这个意识形态‘理论’的缺口，科学/意识形态的理论主义就钻了进来”50。于是，为了与理论主义划清界限，他又从“在黑格尔面前”的列宁那里迂回。这是“在一个迂回之上的迂回”51,为的是认识列宁通过从黑格尔那里迂回而占据的唯物主义立场，以及在这个立场之上确立的“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同样是为了占据这个“具体分析”的位置，阿尔都塞在《怎么办?》中从葛兰西那里迂回，以便与他的“绝对经验主义”划清界限。从《读〈资本论〉》到《局限中的马克思》,阿尔都塞在向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理论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这位先行者表达敬意的同时，从未停止对葛兰西的批判。这一批判在《怎么办?》中达到了顶点。他跟随葛兰西从经验主义的、因而与“具体分析”背道而驰的“绝对历史主义”前提出发，详尽地思考后者如何“以内在一致的方式思考自己错误地思考着的东西”52——“有机知识分子”“历史联合体”“被动革命”“实践哲学”“市民社会”“领导权”“阵地战”,思考这些名声显赫的概念发明如何在一系列历史主义的简化中抹除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异，最终抹除了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为了展开这种思考，他再次从马基雅维利那里迂回，去认识同样从马基雅维利那里迂回的葛兰西。这又是“在一个迂回之上的迂回”,它帮助阿尔都塞思考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丰富性在他的这位现代继承人的思想中如何被简化，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空白地带”(关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再生产)在马克思之后的葛兰西那里如何被故意抹除。在《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和《马基雅维利和我们》中从未出现的一个字眼，在《怎么办?》中被用来定义马基雅维利和葛兰西思想的根本：它们都是一种“战略”。这显然是为具体分析“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提供理论支点：《怎么办?》的手稿在这一分析刚开始几页之后就中断了。
但理解了这种迂回，我们就能理解这部未完成著作的主题。阿尔都塞把批判的枪口瞄准葛兰西，实际上是要把子弹射向从葛兰西那里汲取“阵地战”灵感的“欧洲共产主义”战略。这一战略试图用“占领市民社会”的理论想象置换“占领国家”的现实难题：它不是通过“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来证明自己具备全球阶级斗争范围内的现实条件，而是用葛兰西的一系列理论简化和置换为自己走向“民主冒险主义”提供勇气。重要的是，阿尔都塞从葛兰西那里作出的迂回更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瞄准得比目标要高一些，才能射中想射的目标。53葛兰西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意识形态战线，打败侧翼之敌和摇旗呐喊之辈几乎谈不上什么重要性。在这里，你必须和最杰出的对手交锋。”54这是因为“最杰出的对手”占据着最重要的阵地。在阿尔都塞描述的哲学战场上，就像在一切战场上那样，随着对对手的阵地进行迂回和划分，“人们说到底永远只能占领他们在对手那里所占领的阵地，因而只能占领对手的阵地”55,重新部署它们，从而推进战线，改变战场的空间和力量对比。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通过迂回和划分，通过与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起的理论混乱及其后果划清界限，阿尔都塞已经把葛兰西理论中最有力量的方面——“阵地战”的概念——占据为自己的“立场”了呢?更重要的是，“瞄准得很高还有另一种意义，马基雅维利没有说，但却这样实践了：瞄准得很高，等于向现存的东西之外瞄准，以达到一个并不存在但却应当存在的目标”56。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这个目标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呢?“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作为对一个列宁式问题(“怎么办?”)的列宁式回答，像一个不断回旋和变奏的音乐主题，贯穿了这部著作的所有方面。
理解了这种迂回，我们也就能理解这部著作的性质。在阿尔都塞的哲学写作与政论写作之间，这部著作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这是一个在理论的迂回中确立的立场，准确地说，是一条不断经由理论的迂回通向“具体分析”的道路。实际上，这部著作把立场展开为一条道路，因为立场并不先于通向它的道路而存在；著作本身的未完成，不过是为证明这条道路属于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提供了偶然的证据。
在这条道路上，“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不可能之物’的位置”57。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32卷第257页。
2关于《黑母牛》写作时间的疑问与推定,参见G.M.Goshgarian,“Note d’édition”,in Louis Althusser,Les Vaches noires,PUF,2016,pp.13-23。
3Ibid.,p.29.
4Louis Althusser,Les Vaches noires,pp.318,322.同样的表述也出现在《怎么办?》中:“一切都取决于对工人与民众的阶级斗争——在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对抗中——的当前倾向这一‘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Louis Althusser,Que faire?,PUF,2018,p.16。
5G.M.Goshgarian,“Note d’édition,” in Louis Althusser,Les Vaches noires,pp.9-10.
6[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2页。译文有改动。
7法文的“局势”即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中被译为“情况”的situation一词。
8[法]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载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201页。译文有改动。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5页。
10这是阿尔都塞在1976年以后使用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或代称。
11Louis Althusser,“Conjoncturephilosophique et recherchethéor iquemarxiste,” in Écritsphilosophiquesetpolitiques,II,Stock/IMEC,1995,p.408.
12Ibid.,pp.408,414.
13[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53—254页。译文有改动。
14[法]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蔡鸿滨译,陈越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0页。译文有改动。
15Louis Althusser,“Sur le travail théorique.Difficultés et ressources,” in PenseR Althusser,Le temps des cerises,2006,p.39.
16Ibid.,p.37.
17Ibid.,p.40,note11.
18Ibid.,p.37.
19Ibid.,p.40.
20[法]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吴子枫译,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259页。
21Louis Althusser,Que faire?,p.22.
22Ibid.,p.16.
23Ibid.,p.30.
24Louis Althusser,Éléments d’autocritique,Hachette,1974,p.64.
25Ibid.,pp.64,94.
26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205页。
27[法]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第155页。
28参见陈越:《阿尔都塞和孤独》,载《读书》2022年第8期。
29[法]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第248页。
30同上书,第254页。
31Louis Althusser,Éléments d’autocritique,p.67.
32在阿尔都塞的著名论点“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和目的的过程”中,“目的”(fin)一词也有“终点”的意思。
33Louis Althusser,Que faire?,p.19.
34Louis Althusser,“Sur le travail théorique.Difficultés et ressources,” in PenseR Althusser,p.41.
35Louis Althusser,“Sur le travail théorique.Difficultés et ressources,” in PenseR Althusser,p.43.
36Louis Althusser,Éléments d’autocritique,p.62.
37[德]策勒:《古希腊哲学史》第1卷,聂敏里等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14页。
38Louis Althusser,“Sur le travail théorique.Difficultés et ressources,” in PenseR Althusser,p.37.
39[法]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载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249页。
40[美]戈什加林:《法文版序》,载[法]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第16页。
41[法]阿尔都塞、[法]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42[法]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第171页。
43同上书,第291—292页。
44G.M.Goshgarian,“Note d’édition,” in Louis Althusser,Les Vaches noires,p.10.
45Louis Althusser,Les Vaches noires,p.89.
46Louis Althusser,Éléments d’autocritique,p.67.
47法文的“阵地”和“立场”是同一个词,即position。
48Louis Althusser,Éléments d’autocritique,p.69.
49Ibid.,p.82.
50Ibid.,p.69.
51Louis Althusser,Que faire?,p.75.
52参见[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页。
53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trans.,Lawrence & Wishart,1971,pp.432-433.
54[法]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第153页。
55[法]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和我们》,载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466页。译文有改动。
56[法]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载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178页。译文有改动。
57(1)这五部著作是：《写给非哲学家的哲学入门》《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黑母牛：想象的访谈（二十二大的缺憾）》《历史论集》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