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末山东西部的农民，那么你的一天可能是这样的：地主老爷家刚请了一位护院，练的是金钟罩硬气功，他在场院里给你们露了一手，表演了金枪刺喉，换来一阵喝彩。你离开场院，走到集市上，最近正是农闲，各个村一起搞迎神赛会，大伙把神像从庙中请出来，送到戏台前最好的座位上，台上是几个村共同请来的戏班，正在为台下的神仙献上一出出好戏，你也挤在人群中看去，第一出是关公千里走单骑，接下来是孙悟空收服猪八戒，猴猪下去后，上来一个长胡子老头，咿咿呀呀的唱了半天，原来是姜子牙大战申公豹。
看完戏，你又去听了一会书，说书人今天讲的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另一边，十几个练梅花拳的小伙子摆出来一片空场，拳脚棍棒已经耍起来了。看完热闹，你想起还有正事要做–你要帮地主老爷请医生，因为他家小儿子最近总是无故哭闹。你去村口请了老医生回去，这老头拜的是离卦教，会烧符念咒，做法片刻就有一位神仙附身，赶走了邪祟，孩子也终于平静了下来。
民团、练拳、硬气功、刀枪不入、请神降仙、曲艺中那些忠肝义胆的英雄和神通广大的法术，这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就跟每天的柴米油盐一样习以为常。
后来外国传教士来了，这些外国人长相奇特，语言又不通，说是要散播主的话语，但是单靠散播福音又能吸引多少乡民？这些外国人不是人畜无害的绅士，其中不乏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把中国人视为堕落的异教徒。而且人家是武装传教，手里有枪有炮，枪炮就是权力。
比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就可以穿着清朝官员的顶戴花翎，出门坐轿子，打回避牌，老百姓要和迎接三品大员一样让开行礼–这些洋人在中国传统权力体系之外另组了一套体系。
既然有权力，那吸引教众最佳方法就是用好权力，比如山东天主教会的德国传教士可以向殖民总督投诉，说清政府欺压他的教众，总督就会向清政府施压，后者不得不妥协，这样一来教民就得到了保护。
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平时受压迫的乡民，为了寻求靠山而加入天主教。除了受地主欺压的佃农，还有一部分人其实就是原先的白莲教徒。昨天这人还是白莲教的大师兄，今天他就可以带着一百多个兄弟要求加入天主教，牧师一看竟然有这么多虔诚的灵魂，非常满意，一边感谢上帝，一边加班给他们洗礼，这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教会任命的教师，负责管束他这一百多个教众兄弟。这些兄弟们感受到最大的变化，不是唱诗和做礼拜，而是当他们再烧香吞符、练习刀枪不入的时候，没有官吏敢管束他们了。
有了这个新势力，原先普通的乡民冲突，就变成了本土信众和教民的冲突、大刀会和天主教的冲突、中国人和洋人的冲突。冲突一次次爆发和升级，闹出人命只是早晚的事。
1897年11月1日，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因去兖州天主教总堂参加”诸圣瞻礼”，路过巨野县磨盘张庄，在当地神甫薛田资的教堂里留宿。当晚，阴云密布，十多个手拿短刀的人闯进教堂，杀死了能、韩二人。薛神甫听到动静后连夜逃往济宁，电告德国驻华大使并转德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巨野教案。
案件发生后的第12天，德国政府派军舰强占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清政府惩办了山东巡抚李秉衡、巨野知县许廷瑞等多名地方官，抓捕并处死了几个杀手，赔银20万两，并在巨野、济宁等地建造教堂。
两年后，光绪帝推行短暂的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重新掌权，中国各地风起云涌，可山东的激进派改革从没有实现，因为当地有太多急事要发愁：黄河又决堤了，饥民遍地，税也收不上来，还得应付每年给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赔款，山东不得不紧缩开支，包括裁撤士兵，不少失业的兵痞加入了土匪。面对灾民、土匪和指望不上的军队，相对富裕的地区只好组织民兵自卫，当地政府也鼓励把大刀会、梅花拳这些社会力量吸引进民团，这样一来，民间拳社的力量合法的壮大了。
这边外国人也开始进一步行动，德国人开始在山东开矿山、修铁路，这可不像建一座小教堂那么简单，这是要占中国人的田。不让咱们种地，就是要咱们的命。盗匪也好，蓬勃发展的拳会也好，纷纷打出灭洋的旗号。面对冲突，德军选择直接开枪，在兰山、日照、即墨和高密制造了多起惨案。对立到这一步，拳民的目标就不止是天主教民了，而是全体洋人。
义和团不像太平天国，将降神的能力垄断到洪秀全和杨秀清手里，义和拳的一大特点就是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召唤自己的神仙。它的底色是忠君，完全没有起义或另立朝廷的打算，所以它没有必要为自己制造出来一套权力体系。它的权力是非常分散的，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坛口，都有自己的大师兄，总坛可以发揭帖号召各坛进京杀洋人，但是没有能力指挥这支军队。一个这样松散的组织，必然会混乱和容易被击溃。面对洋枪洋炮，拳民请来附身的神仙和祖宗也都不顶用了，刀枪不入的神话很快就被击破了。
你站在今人的角度，说那时民智未开也好，愚昧落后也罢，可如果把历史人物放在历史环境中看，那时的华北农民面对洋枪洋炮，除了自己的一副肉身，一腔怒火，能依仗的，不也只有祖宗神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