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的“手指”，在社交媒体时代似乎都养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神经活动：看见某些词语和句式，就自然地点击、退出，再寻找下一个关键词。
比如“劝退帖”和“避雷贴”。杨潇发现，在这些言过其实的内容背后，不仅是恐惧的流行，还是一个与十年前相比完全变样的媒体环境。从主动“抓取”到自动“推送”，我们变得更加相似，更加无趣了。最火的帖子会告诉你，“纽约也不过如此”。
人们对世界的感受为何愈发同质化？我们为何需要不断代入才能与世界和他人产生联结？当我们终于从沉重的、宏大的历史叙事里剥离出来，应该如何平衡公共与私人，自我与市场的需求？……
在《可能的世界》新书沙龙上，作者杨潇与人类学学者袁长庚，一起探讨了这个时代受众的倦怠感与创作者的困境。当教育者不再忍心强求学生做看上去无用的功课，创作者选择去更多地取悦和抚慰受众，我们仍然需要一些人和一些书，去对抗时代的乏力，书写历史的复杂性。
今天我们分享这场对谈的节选：
高传播度的、温和的内容，正在消磨我们理解世界的可能性
袁长庚 我在大学里教人类学，来读人类学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对现实中既存的经验没有兴趣，对于父母和社会教给他们的东西并不满意，因此非常想要看向远方。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如果要真正地走向远方，人会面临很多技术性难题。例如，你需要有钱，有时间，需要掌握当地的语言，解决签证问题等等，就会产生“为何一定要走向远方”的想法。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趋向饱和的年代，很多人会提醒你，远方的月亮不一定更圆。在走向远方的过程中，你有可能会失败，会发现之前所希冀的远方其实比当下更加无聊。所以我觉得，相较于现在，在杨潇老师年轻时所处的时代，人们可能更容易因为某种知识或者经验的欠缺，而对远方产生新鲜感。这种欠缺会刺激人们走出当下，走向远方。
杨潇 这可能也因为我们身处的媒体环境不一样。我之前所处的媒体环境虽然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它还不是一个“推送”性质的环境，而是你需要从中努力“抓取”信息的环境。但是，现在的我们其实已经被完全浸泡在了信息流之中，因为各种各样的、铺天盖地的信息，我们很容易受到惊吓。
现在的社交平台上有很多“劝退帖”“避雷帖”，比如我有一次在曼谷坐火车，因为那个车站是新的，就提前搜了一下攻略，出现了一大堆非常可怕的描述，似乎去火车站坐火车是一个困难到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等我真正到了火车站，才发现这件事其实非常简单。这种现象背后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因素，最简单的一个因素就是流量——吓人的东西是更加有流量的，尤其是我们过去四年一直处于一个被“吓大”的状态中，看到类似的信息会立马紧绷起来。
袁长庚 今天的“世界”其实已经丧失了它的优先性和必要性。类似的“劝退帖”会告诉你，既然你有可能无法在那里得到一种很愉悦的体验，那么还不如节省下精力去做自己觉得更好的事情。这可能也是现在比较盛行的一种原则：希望这个世界能更加平滑地运转。
所以旅游最好的状态也应该是像坐滑梯一样，让人非常顺畅地滑到目的地。在这种状态下，世界对我们来说像是一个陈设在玻璃柜子中的景观——你可以安全地接触景色，安全地品尝美食，安全地了解他人的奇风异俗，最后安全地返回，将风险和成本降到最低。
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世界”永远意味着不确定性和扰动性，它会“打”在你的脸上，让你意识到自己从前设想的东西是不对的。我认为在杨潇老师看到的这一类劝退帖中，大家其实已经对世界祛魅了，祛魅的结果就是能够十分工具化和对象化地利用旅行的目的地。
杨潇 诡异的是，我发现大家对世界祛魅后的反应是高度同质性的，而非更加多元和异质。比如，很多去过纽约的人会说纽约也不过如此，地铁里充满了老鼠和尿骚味，高楼还不如我们的某些城市。这种反应是高度同质的。
说回媒体形式，现在的媒体形式是向人们不断地推送，而推送的过程已经被大数据打磨得十分顺滑，也就是说，你眼前的东西其实已经经过了大数据的千锤百炼。所以，今天的我们没有变得更加异质，反而变得更加相像，变得更加无趣和没有意思了。
袁长庚 我发现，这个年代的写作者空前焦虑的是“作者性”的问题。写作者还未开始动笔的时候，就在想作品能不能体现自己的特点；但是当“作者性”落实到具体的写作技巧上时，写作者们又希望自己的输出是十分安全的，不会冒犯某一些读者。
所以，像保罗·索鲁（美国当代著名旅行文学作家、小说家）这样的作者在今天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他如此具有攻击性和冒犯性，他会直接地告诉读者：我没有向你呈现一个客观的世界，我就是呈现一个我自己眼里的世界。
今天我们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文化的悖论之中：我们希望自己的输出有更多的受众，这也就意味着文本的棱角不能那么尖锐，价值观不能那么具有侵犯性，输出者甚至要很贴心地帮受众着想——旅游的成本如何考虑、文化上的差异如何适应等等。但是，这一切给我的感受，就是今天的内容输出本身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冲击性。有时候，一个看上去拥有更高的传播量、能够抵达更多人的内容，反而消磨了我们理解世界的可能性。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需要不断代入的时代
袁长庚 我特别想问杨潇老师，像您这样的专职作者，您的写作需要经过市场和读者的筛选，那么，在这种压力状态下，您是如何平衡写作者的原初动力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
杨潇 其实，“作者性”这个词对我来说是慢慢生发出来的。对我来说，“喜欢”是特别重要的——我不想读我不喜欢的东西，也不想写我不喜欢的东西。如果某个人让我难受的话，我也不想和他共处一室，不想让他成为我书中的主角。
但作为作者，你也必须得考虑你大声说话的程度。例如我在写《重走》的时候，我花费很大力气想要重现那个时空，重现鲜有人关注到的一个城市以及一群人的故事。“我”这个作者在其中好像就不重要了。
《重走》出版之前，我的编辑和单读的同事们和我说，现在的读者需要在书中找到一种“连接感”，找到一种“代入感”。这种代入感很有意思，我们也多次聊到，如今这个时代凡事都需要代入，哪怕是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因为好像只有代入才能够理解，代入成为构成理解的一种方式。
我正在写的下一本新书与德国纳粹的历史相关。我去了很多德国的博物馆，其实挺无聊的，但如果将它和美国华盛顿的纳粹历史纪念馆相对照，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进入后者之前，它会提供一份某位犹太人的真实档案，当你最终参观完纪念馆时，你会知道这位犹太人有没有幸存下来。美国的纪念馆正是用这种方式让你产生了一种连接感。
一方面，所有人的故事都是具体的，只有把受害者当作具体的、可感的人的时候，他们才不是一个又一个冰冷的死亡数字。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会感慨，为什么六百万人的死亡只有通过代入的方式才能得到理解？
尽管如此，不论承认与否，我们现在确实进入到了一个需要不断代入的时代。我们似乎缺少与世界和他人的直接连接，因此必须找到某种代入的方式。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我这一代媒体人和一些更加年轻的媒体人，很幸运地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错觉时期”。这是一种关于“自由感”的错觉——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表达。
从我刚入行的时候一直到十年前，这种感觉都存在，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我相信这种感觉在更加年轻的作者那里也已经消失了。这当然涉及自由和自由感之间的差别的问题，但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种自由感多么重要，这种错觉多么重要。
袁长庚 那时候整个时代都很粗糙。某种程度上，无知其实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因为你的乐趣和动力很可能来自，你对很多事情是没有准备的。
我发现那些更年轻的创作者们会更有意识地将“创作”和“自我”关联在一起。这种意识萌发之早，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那些年轻的作者很可能在一个字都没有写、一张照片都没拍的时候，先焦虑“自己”在哪里，“自己”的位置在何处。
我做过几次活动，都关于开启写作和反思生活之间的关系的。不断有人问，到底怎么才能开始书写？怎么才能让自己心里有点底，没有那么恐慌？
杨潇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或者知道自己在这个坐标中有多重要？
很多作者会担心，所有的课题都已经被前人写过了，所有的话都已经被说过了，自己还能够写出什么东西来？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巨大的焦虑，它在我这里很长时间都不存在。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天真和无知，但是另一方面，我总觉得会有一种方法，把“前人已经写过的课题”变成自己的东西，或许是有一种奇怪的自信在里面。
具体到从哪里开始写，我自己的办法就是写日记。对我来说，写日记是一个害怕遗忘的过程。哪怕这一天再无聊，只要你开始写，即使是用一种流水账的方式，你就会发现文字开始主动地、自然地流淌。与此同时，你的书写又会反过来重新擦亮你的眼睛，增加你的触觉，于是你就能够越写越多。哪怕是非常无聊的一天，哪怕我没有和任何一个重要的人聊天，哪怕我和别人的聊天没有聊出任何惊世骇俗的观点，我仍然能够记录下我的经历和感受。然后待到时过境迁之后，我会发现这段记录还挺有意思的。
在写《重走》的时候，我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因为觉得我都已经三十六岁了，却还没有写出一本自己的作品。但是现在，我反而有一种“来日方长”的感觉，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正在经历的过程，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它们记录下来。
袁长庚 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媒体表达，尤其是像特稿这种文体，天然地具有公共属性。那时候的媒体工作者，会认为自己是记录时代的人——自己创作最重要的目的是把文字留下来，成为一个历史的证言，或是成为一个民间的记录。
但是在过去十年间非常明显的是，这一层价值底色已经剥落了。今天不会有哪一个创作者在一开始就会声明，我在替民众代言，我在为民族的荣光或苦难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我们终于从沉重的、宏大的历史叙事里剥离出来。然而，与此同时，就会出现所谓的私人性上升的问题——私人性就像一个印章，写作一定要盖上这个印章才能够体现出它的必要性。
所以，我想问杨潇老师，在您自己的写作中，您是如何平衡私人性和公共性的问题的？
杨潇 我可能得益于自己不写小说。因为“非虚构”就像一个天然的防波堤，你不可能写纯然非公共性的事件。你无非是在角度上更加私人，但是你的选题不可能完全剥离公共性。
当然，由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现在确实有很多公共性的东西无法被表达出来。但是，写作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在这种环境下，你会更加努力，试图找到或者制造某种与公共性的连接。这就好像从一个很小的孔，通往一个很大的世界。而这是在十五年前那个拥有更多表达自由的环境下，写作者不会思考的事情。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不同的家园？
袁长庚 《可能的世界》这本书是瞄准外部世界的，而且是在有意识地突显外部经验和我们比较熟悉的生活，甚至是和中国历史之间的距离。我不知道在行走和写作的过程中，您会不会突然意识到这种经验和您过往的人生是紧密关联的？
杨潇 有。比如说，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去前共产主义国家？这就和我的人生体验非常有关系。2019 年，我在德国参观了一个从国有经济角度讲述东德历史的博物馆。当时我给我妈发博物馆里展览的机床的照片——因为我妈曾经是一个工人，然后她就给我讲述了很多他们当年在厂矿里的黑暗故事，比如她自己的手被压断了、谁被车卷走了等等。当我听到自己的长辈讲述这些故事时，我就会思考这些问题，这其中其实有某种伦理性的因素——90 年代之后左翼在世界上的退潮，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很多人的生命被卷走或者被抹平了的问题。
所以，当我去捷克、匈牙利、都柏林和塞尔维亚时，会被唤起一股奇怪的乡愁。这种情绪不是怀旧，因为你也知道那些旧的东西是有问题的，需要和它保持距离。但是，当我们面对那些经历时，会有某种冲动想把它们记录下来，也把那些具体的生命记录下来。这种冲动肯定是和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相关的，尤其和我自己作为一个厂矿子弟的成长经历相关。
袁长庚 我也可以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和您一样，我是矿山子弟，我出生的那一年是我家所在矿山投产的第一年。我从小记事开始，我爸就告诉我，咱们矿的设计产值是“99 年”，这意味着 99 年以后，地下所有的煤炭都会被挖空。
自出生以来，我的头上就有一个巨大的钟——一个巨大的“99 年”倒计时。我从小就被教育说，你没有留在这儿的可能性，因为你的生命尺度就算勉强能够追上矿山枯竭的速度，但是等到你老年的时候，矿山也会在一个极度疲惫的状态。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够留在我出生的那个地方。
厂矿子弟是普遍没有原乡的人，因为你不能说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因为那是一个工业化的飞地。我特别能理解您刚才说的这个感觉。
实际上，20 世纪在我们的写作里才刚刚出现，因为它裹挟的经验上的复杂性和难以启齿的部分，对于很多的写作者和记录者而言是巨大的挑战。我自己能够感受到写作这段历史的挑战，以及挑战带来的快乐，因为它既是指向自我的，又是面向公共的。
杨潇 我特别认同你说的这种难以启齿的感觉。我们会碰到一些人或者一些事，即便我们的价值观和他们或它们是南辕北辙的，但是你的生命就是会和他们或它们发生某种汇流，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说到怀旧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辨析出好多种不同的怀旧。如果这种怀旧指向的是“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家园”“我要重返这个家园”，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和无根的状态共处，而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不同的家园？
袁长庚 在英文学术界有一个用法，把“world”用成动词，就是“worldling”。在我的理解中，这意味着即使你在你的故乡，你确立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也有一个过程，因为这个世界是展开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既定存在的。
在杨潇的写作中，我们其实能够看到一个人慢慢地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过程。他的写作一个非常完整的、鲜活的样本。其实，这样的样本在我们的身边正在慢慢地消失，因为像杨潇这样的写作者，这两年间正在变得越来越沉默，大家都在面临不同的人生困境和人生难题。
从一个人类学研究者的角度而言，我非常理解这个时代的倦怠感。我在面对学生的时候，已经不能像我的老师曾经逼我一样，说你必须要看书，你必须要学习，你必须要努力地做学术。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无法为他们带去任何现实意义上的回应。但是与此同时，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又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教育也好、知识也好，本来的题中之意应当是带你走向更加宽广的地方。这个过程需要你积蓄巨大的能量，你既需要有一些技术，也需要有一些同路人，只有如此，你才能找到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面对一个倦怠的时代，大多数时候市面上流行的人生哲学，就是教你如何安慰自己、如何取悦自己——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不需要逼自己逼得那么狠。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教育者的悖论：一方面，我对时代的倦怠感拥有巨大的共情和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心里知道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大家都停下来，彼此取悦、彼此安慰，这样起不到任何效果。
我学了二十年人类学，今年刚好是第二十年整。我觉得人类学教给我唯一有效的东西，就是当你周围的世界、你眼前所能触及的东西开始变得意义匮乏，或者说至少它在价值上显得可疑的时候，你只能从世界的其他地方，甚至是非常遥远的地方，去找到打开想象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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