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足够吸睛，写作足够真诚，研究足够前沿，只可惜在内容深度上略有欠缺，不过一方面既是人类学的通病，同时也是作者的刻意所为，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强调的，“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解决我们的非法移民问题，这个难题没有简单的解法，我只是想点出美国边境治安手段的伪善与不人道，同时呈现美国边境查缉措施对人身姓名造成的重大戕害。我希望揭这个名为“威慑预防”的边境管制策略的神秘面纱，揭露一个由异质行动者构成的策略网络如何日复一日地制造许多形式复杂的暴力……本书也是索诺拉沙漠异质几何体生还者的证言及殒命者的悼文。”所以本书的结构就是“只破不立”，可以当作社会现象报道即可，不要抱以策论文的期待。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本来专业为考古学，半路出家开始研究人类学，因此作者不拘泥于传统人类学研究范式，他采用一种学科内方法融合以及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方法构建出一套自己的研究方式，读来还是颇为新奇的。
迁徙自由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个话题在阅读《我们最幸福》中时就已经有所思考。一方面，无论人类之于动物而言超脱出何种境界，一旦遇到环境（更原始一点的说法“栖息地”）的不适应、环境对未来发展不利甚至环境威胁到个人生存，则在趋利避害的基因里人类就会选择迁徙，这是人超验的动物性本能，而所谓“国土”“边境”，则是人在拥有理性和政治意识后有意建构出的概念，在原本连接的自然区域之间人为地予以区别并设立准入规则，作为迁徙自由的“自然权利”和边境管制的“拟制权利”二者的冲突如何协调？“拟制权利”全面压倒“自然权利”又是否违背基本人权？这是一个需要上升到哲学维度乃至需要跨学科讨论的综合性问题。另一方面，即便对于动物而言，动物也存在天然的保卫领地意识，之于人类而言，原始社会人有部落之分，现代社会人有国家之别，严格防控外来者以避免社会秩序混乱、内部资源加速消耗以及原有住民利益受损，是社群首脑所要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将原有住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所谓人权道义抛诸脑后也是寻常之举。迁徙自由和国家利益几乎处于一种绝对互斥的关系，因为基于“择良木而栖”及趋利避害的迁徙目的，迁徙活动客体所吸收的往往是作为负担和累赘的存在，因此越容忍迁徙自由则国家利益折损越多，反之亦然。2024年7月始英国爆发的动乱也正是由难民引发，绍斯波特镇三名女童被杀害所引发的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阶级矛盾以及最表面的难民矛盾一触即发，或许难民矛盾并非动乱本质，但至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导火索，并且历来接收难民的国家里，内部遭受难民反噬的案例数不胜数，再一次验证了迁徙自由与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敌对性，而且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在这个层面上，本书只能停留在“诉苦”和“埋怨”之中，因为迁徙活动正在成为一项旷日持久而又愈演愈烈的“移民战争”，军备升级和暴力冲突将是未来必然，现阶段不存在任何和平的人道处理方法，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