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瓦尔达在开始拍电影之前没有看过多少电影，她自己却能拍出影史留名的佳作。因此她不是所谓学院派，而是全凭自己的直觉和感受拍电影。她的访谈和她的电影一样意趣横生。她不在文化中创造二手文化，也不依赖已有的词汇创作（比如，她是女权主义者，但她的电影并不仅仅使用女权主义的语言），而是站在所有词汇的交接、模糊、灰色地带，唱着自己的语言。
于是她创造了“cinecriture”一词，意指：电影写作。与当下许多电影学生熟悉的“film essay”或许有相似之处，但她更将电影本身看作书写和表达本身，而非其媒介。她不接受别人把写好的剧本交给她拍；她也会给业余演员（农民、工人）写好台词，但也留给他们通过生活经验发挥想象力表演的空间，她计划拍摄场景和内容，但也根据当天的情况修改计划。她在一次拍摄中偶然将悬挂在镜头下的镜头盖捕捉进了画面中，于是饶有趣味地将这些片段剪进了影片中，并配以她幽默的个人旁白。她拍摄自己的手、自己在镜子中的影像，在她的电影中她自己作为主体和客体同时在场……她爱文化并处于文化之中，但文化并不引领她的电影写作；相反，她永远从现实生活和情感生活出发，再与宏大的文化联系起来。
看过瓦尔达的电影的人，读罢这本访谈录《阿涅斯的海滩》后大约对瓦尔达会有更深的了解。“我不够保守，也不够激进，又太过自负”，她在访谈中说道。她对自己的看法充满矛盾，但人们总认为她是激进的导演，她拍摄的短片《女人的回答》也无法在法国公映。她拍摄《一个唱，一个不唱》时采取的策略是，“要清晰简单，不要太复杂。如果我以一种非常自然和女权主义的方式把自己搬上银幕，也许会有十个观众。然而，我把两个漂亮的年轻女性搬上银幕，不掺入太多我自己的左派良知，通过这种不太激进但很真实的女权主义，我的电影在法国拥有了三十五万观众。如果这些观众都能领会其中一半的信息，那要比让五千人看一部大胆的十六毫米胶片电影有用多了。”
“不太激进但很真实的女权主义”——放在今天，可能会被人批评为过于“自由派”而不够激进的立场，但在我看来也是瓦尔达大胆的一种。她本人也从家庭与爱中获之甚多，但她批判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的问题。她结婚生子，而且支持走入婚姻的女性，但她也支持不要亲密关系的女性。她的电影因此充满张力而又充满包容。她的电影寻求“图像和声音之间新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呈现之前被压抑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画面和声音”，这些真实的画面和声音必定是具有两面性的、复杂的，不能被一种理论或立场所容纳的。
所以最终，站在灰色地带的瓦尔达，感叹自己人人都爱，却人人都不想要自己。拍电影没有为她带来多少富裕，她还是经常为了资金发愁，并且面对电影无法上映的风险。全世界都爱瓦尔达，但她的电影之路只能由自己探索，因为寻找“真实”的路就是如此艰难。这也是瓦尔达之所以成为瓦尔达的地方。
以时间线整理成书的篇篇访谈中，记录着瓦尔达从年轻的“新浪潮之母”逐渐变成“圆润、幽默的老奶奶”的过程。访谈大多是为了新电影的出场，为了宣传的目的、大众的好奇而为，它们像是瓦尔达电影人生中星星点点的高光记录。然而，从这些短暂的片段中我们依然能窥见一个更丰满、更趣味横生、更真实的瓦尔达，在她的生活中和工作中无时无刻不闪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