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影院看瓦尔达还是2019年（《听瓦尔达说》），也是她去世的那一年。拿到书的时候才恍惚发觉已经过去5年了。
阿涅斯·瓦尔达，法国“新浪潮之母”或“新浪潮祖母”，这是她在电影界最为人熟知的名号或标签。
《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收录了二十多篇访谈，横跨她几十年创作生涯（1962——2009）。
逐篇读完，那位在我认知中，之前只存在于法国新浪潮电影史中的很酷的女士的面容仿佛更加鲜活了起来。
借用书中卡普德纳克这位记者对她的评价：
“阿涅斯·瓦尔达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天才，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一刻也不停歇。”
瓦尔达确实是个工作狂魔，但我想这种动力与激情更多的源于她对电影，对创作，对表达的热爱。
瓦尔达算是摄影师出身，从最早在百货公司为客人拍摄照片，到1951年开始担任国家人民剧场的官方摄影师，通过镜头观察、创作为她后来担任导演，拍摄电影奠定技术手段的基础。
正如她后来提出的“电影写作”一词——
当你写了一份乐谱，别人也可以演奏它，它是一种符号……我写不出供别人拍摄的剧本，因为剧本并不能代表电影的写作。
剪辑、运动、视角、拍摄节奏和图像剪辑的节奏，都经过事先设计和深思熟虑，就像作家选择每一个句子的意义深度、词语的类型、副词的数量、段落、旁白，决定故事在哪里进入高潮，哪里出现转折一样。在写作中，它被称为风格。在电影中，所谓的风格指的就是电影写作。
她手中的摄影机是她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她用来创作和表达的纸和笔。
像是1964年她自编自导的第一部彩色长片《幸福》。在人人都在讨论关于影片中“幸福”的阴暗面含义时，瓦尔达却将创作的焦点集中在了“幸福的颜色”呈现上——
我想到了印象派。他们的画中满是跳动的光线，色彩也传达出一种幸福感。
“看”，是她创作的主要切入点，也是我们能在她作品中看到的最与众不同的一点。
瓦尔达确实是将影像艺术，玩出了新奇，玩出了花样。这也是我对她作品最初的印象，她确实是在用画面或影像讲故事，而且充满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鬼点子”。
像是在《五至七时的克莱奥》（1961）中的一个桥段：当主角戴上墨镜时，看到的是一名黑人妇女被灵车撞了，可当他摘下墨镜时，看到的却是白色的她。以及，全片只有开头为彩色影像，其余皆为黑白。瓦尔达的解释是，
我最初的想法是，塔罗牌中的生活是一种想象的生活，是对生活的再现，而影片中的真实生活是黑白的。我想把生活的表象与生活本身区分开来。当然，这完全是随意的，因我们看到的现实生活是彩色的。但从影片本身来看，它的画面是黑白的，而在片头你能听到她的故事，所以当算命师向克莱奥预测她的人生时，就好像她在看有关自己的电影放映一样。即使纸牌显示她会死，那也只是纸牌而已。
说到塔罗牌，本书还收录了一篇名为《阿涅斯·瓦尔达：塔罗牌游戏》的采访，十分有趣。
抽卡牌，解读卡面，聊电影。像占卜一样，随机出现但又与冥冥命运相连，当然，解读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节。
她聊到曾被叫停的《西玛科》：
《西玛科》的副标题是“外面的院子”。住在普通房子里的人，通过一扇门与另一个世界相连。我认为我们是一种媒介，联系着那些我们知道但不知如何讲述的事物和它们在电影中的表现形式—一在电影里，你能重新发现那些你了解但不知如何表达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创造其他世界时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贸然行事。创造是万万随便不得的！
她总是有许多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新奇想法，简直就像是一个会魔法的可爱巫女！
瓦尔达还有另外一直被人提及的标签——女性导演，女性主义。
在《五至七时的克莱奥》中，瓦尔达提到要“以女性身份来看待我所有的电影，而不想成为一个拍电影的‘伪造的男人’ ”。在这部作品中，她展示“看”与“被看”的不同呈现方式。
除了创作，瓦尔达还曾切身投入到社会妇女运动中。
她也曾谈及对女性创作者的建议与想法：
虽然这个社会可能是这样，但你自己不应该这样想，你应该想的是“我是一个人，我想拍电影，这件事到底难不难”。这才是重点。如果这个社会厌女，那就让我们一点点去面对，但这不应该成为你的出发点。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因身为女性而是一个受限的人。我以不认为自己是“半个男人”，也从没想过要成为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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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于强调电影制作人的性别，而应该看重关于女性她说了些什么，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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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女性的任务并不是要证明她能做所有男人能做或知道如何去做的事情，恰恰相反，女性角色意味着做她认为女人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她想做的事情与男人不同，那就更好了。
瓦尔达提醒我们，切勿提前为自己贴上过多的性别标签，专注于事情本身，专注于表达本身，努力认真做事就好了。
即使她曾因生育、照顾孩子，受困于家庭的一隅。但她是绝不认输的，永远精力丰沛的斗士——
1975年，她在作为母亲的责任束缚下进行创作，从她的房子向外铺设了九十多米长的电线。有了这条“脐带”，她成功地采访到达盖尔街的店主和其他邻居，拍摄了《达盖尔街风情》。该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并在1975年赢得了“艺术与实验”电影奖。
关注现实世界人们的生活，探讨真实与虚幻的关系，半纪录片式的风格也是她作品显著的一大特点。
2000年，《拾穗者与我》。该片记录了那些在法国农村和城市地区以拾荒和回收废弃物为生的人们。瓦尔达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穿越法国，寻访这些当代的拾穗者，并用数码摄像机记录下她的所见所闻。
《拾穗者与我》这部被瓦尔达称为“公路纪录片”的作品中，她通过旅行中的观察，揭示了法国的阶级差异。
瓦尔达曾在采访中说自己的精力正在一点一点消退，但她还是一直坚持创作直至90岁。在她的创作生涯中，拍摄长片、短片，包括实验电影、纪录片和剧情片，甚至还创作装置艺术。
她从来都没有停下对表达和创作的热爱，就像她曾说过的：
当你拥有一定的空间，就必须去建造、去发明。
高产且充满活力，她对创作的热情源源不断，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