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序言中，作为播客的主播孙希定这样问。序言写于2019年2月，而就在同月李胜利案爆发。
在随后的几年中， N号房案件， “Deepfake”事件的接连爆发似乎证实了作者“总感觉这个世界在不断退步”的预感。不知道现在主播是否还能够说出“我依然坚信变化已经开始了”？
在某传媒关于东亚女权主义的特辑中是这样写的：
反抗结构性暴力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事，正因为这种暴力作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并因此而静水流深，人们不知不觉便承受或继承了暴力。“岁月静好”是隐藏社会问的的绝妙话语，让大家只关心自己的小世界，遗忘个体的社会属性……而这些问题只有在公共机制和公共话语中才能得到改变。
本书所选择的主题也是聚焦于大众文化领域。
这一部分的几期播客，主要讨论了韩国综艺的状况，主播很尖锐的指出了“如果无法加入在综艺世界中有影响力的中年男性综艺人的派系，就算是青年男性综艺人也很难获得机会”。占据主流话语的“大叔娱乐”让四十多岁的中年男性成为主人公，边缘化了少数人群，抹去了多样性。
曾经是大众文化记者的崔至恩，因为“再也无法忍受韩男娱乐”而辞职，她说自己也曾经“没什么批判意识地享受韩男娱乐和暴力性内容”，但是在某个她比较喜欢的组合在播客中的严重厌女发言以及引起的社会讨论让她开始反思：
我不断地问自己究竟是如何看待他们……于是我明白了自己把男性营造的虚伪又无理的形象都解读成了魅力。我从未想过张东民那种“男人味”式的豪放态度其实是充满厌女情绪的，甚至可能是罪恶的。我想我这种“不敏感”是否也让我成为韩国大众文化厌女倾向的共犯。以此为契机，我的观点发生了转换。
在她看来，韩男娱乐一类是完全排除女性的综艺，一类是即便出现了女性，节目也有很强厌女性，或贬低女性，加深对女性负面印象的综艺。
针对于“只是综艺，单纯的笑一笑不好吗”这种言论，崔至恩也指出，所谓大众文化，就是大众很容易接触到的文化。而文化之所以可怕，正因为它强烈地、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和思考方式，以此不批判性地看待是不行的。
在某些综艺节目中，男性的家暴甚至会被轻描淡写为“有些特别的故事”。而女性的行为则是会被很苛刻的批评，这种文化上的双重标准，总是会透过综艺节目表现出来。
而针对一些男艺人“女儿奴”形象，嘉宾们认为，一方面是女性观众会因为对真实父亲的失望，而将“有稳定经济基础又能独自照顾孩子的父亲”作为理想幻影，另一方面也有着男性艺人将其作为噱头营销的成分在起作用。
这一部分还讨论了“金淑现象”，即女性艺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娱乐产业中，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的。
接不到工作的金淑与宋恩伊搭档做了一档播客节目，开始并没有提前准备方向，结果收到的反向非常热烈，“在常规综艺中无法获得位置的女性主体走了出去，自己创造了可能性。”
名为金淑现象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了女性自由活动的体系，证明了女性联盟是存在的。
这一部分的内容更加细致地剖析了大众文化与女性劳动的关系。一方面，隐藏在娱乐产业华丽外表之下的事支撑产业的劳动付出，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中将女性置于更恶劣环境的，也有“女性=母亲=照护劳动”这一父权制下长久以来的偏见。在这样的思考方式下，女性的劳动经常被贬为次要的或无价值的。而在已经金融化的信用社会中，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共谋，将女性的身体性对象化并开发为可持续受益的商品。
女子偶像团体
以偶像团体为代表的娱乐产业是凭借人的欲望运转的，它利用人们会因自己喜爱的东西失去理智进而沉迷的这一特点打开市场。经纪公司将所属女团当成商品打造并消费，而粉丝们自然而然就不会那么尊重她们。成员有麻烦时，比起内部解决，公司总会把她们直接推向大众，让她们道歉或自己收拾残局，直接承受混乱的攻击。
女团最终还是欲望和形象的产业，当欲望可以像花盆一样被不断地复制和贩卖，产业就会以不断制造欲望的方式不断地生产。
电视剧中的女性劳动者
电视剧是与大众联系非常紧密的领域，但女性劳动却在其中被掩盖了。在以男性为中心叙事的社会中，没有多少机会去发现和展现女性劳动者。电视剧中传统母亲的形象，甚至会抵触将家务劳动称为“劳动”的说法，这反映了在韩国社会的局限性，不仅对女性劳动缺乏想想，甚至认识不到家务也是一种工作和劳动。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既从事家务劳动，又从事生产劳动。然而，在再现女性劳动者时，比起作为劳动者的身份，电视剧更倾向于强调她的性别角色，结果总是呈现出“女职员”这一趋同的刻板印象。
无法想象女性劳动者的社会产生了无法想象女性劳动者的电视剧，而电视剧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现实。
在电视剧中，不管女性角色是律师还是警察，她的性别身份、妈妈身份永远都被放在最前面。
当身体成为商品
色情产业压榨女性，是将对女性的暴力变成资源的怪物。
在自由市场经济系统中，自由并不保障个人，只是一种生产并消费更多自由的统治手段。因此，通过对性交易的自由进行保障形成平等的性交易市场，只是一种幻想。
让女性变得贫穷，在贫穷的缓冲地带创造色情产业的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勾结是更大的问题。国家制度化后的色情产业是最邪恶的。贫困的女性想要脱离困境，离她最近的选择就是色情产业，为了进入色情产业，则需要进行“女性化再生产”，其方式之一就是整形，然后就会被困在整形贷款中。这并不是个人的不幸，是女性与经济结构之间的问题。
这一部分讨论了电影中的女性再现与互联网男性文化的厌女问题。
消失的母亲与复仇的女人
《小姐》的原著是萨拉·沃特斯的《指匠》，导演对原著进行了更追求“混杂性”的本土化。作为导演摆脱厌女局限性的尝试，这部电影以日据时期的朝鲜半岛为主题，讲述了在殖民地经受多重压迫的女性建立联盟，打破与帝国主义结合的父权制，成功出走的故事。
但由于本质上电影展示的事导演对韩国“男性特质”的批判和自我反思，因此在本期播客的嘉宾看来，《小姐》仍然是一部男性电影。电影中将女性直接性对象化的镜头，也会让女性观众感到不适。
而在电影《没有秘密》中，妍红这一“思考着的母亲”这一形象，不是母性意识形态刻画出的被崇拜对象，而是一个拥有自我面孔的母亲，则凭借着自己的理性，做出行动，并逐渐走出了自身的局限。不属于传统的母性复仇作品的谱系，母亲独自一人作为主体，去解开谜题、解决事件，这样的作品此前并没有出现过。
互联网“男性特质”
本期嘉宾主要研究对象是“男超网站”（男性用户比例较高的网站）、网络游戏、色情数字媒体等网络空间中的厌女现象。
嘉宾认为曾经的互联网用户能够“自净”，而现在则一直处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现在网络交流的切入点就是侮辱。“互联网文化没有催生厌女，只是反映了厌女”。
韩国社会认为男性才是“正式的性别”，同时却不对其进行合理的性教育，国民普遍缺乏对两性关系的正确认知，只强调成绩的学校氛围，反而让网络空间中的垃圾知识与虚假经验钻了空子。对于没有性经验却观看了色情内容的青少年来说，色情内容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
而嘉宾认为，为了改变这种厌女文化，可以通过三种传统的介入方法，一是法律介入，进行鉴别与制裁；二是教育；三是从政治入手，进行能够超越现有政策的政治性介入，建立一个符合本国国情的视角，去观察本国的厌女或歧视性少数者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厌女文化是无法与其政治、经济体制分割开来的，在无法想象女性故事的社会中，女性的政治性权利经常被侵犯。但而女性主义并不是某种狭义的理论，而是一种能让我们咏不同的视角更有深度地观察某些主题的认知方法。
“思考、发声、辗转反侧”，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