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理智而是悲观主义者，因意志而是乐观主义者。”斯图加特·霍尔的这句话用在系列对谈里的齐格蒙特·鲍曼再合适不过。
从去年出版《将熟悉变为陌生》开始，齐格蒙特·鲍曼再次进入了中文读者的视野。他用举重若轻的表达效率，一遍遍告诉我们应如何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成为“心怀希望”的人。
这位生前相当高产的“反全球化旗手”，晚年同样活跃在与不同人的信件交往中。《将熟悉变为陌生》《自我》都是如此。
不同于上一本，这次的访谈者瑞恩·罗德用更加积极明亮的对话姿态，与鲍曼展开一系列关于“自我”的辩论：AI技术、不稳定的新中产、互联网社交、si亡与幸福……这些颇具时髦的问题扑面而来。一改《将》里的对话方式，反复捶打着读者进入更深层次的智性思考。
关于语言与自我：
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历许多“词不达意”的时刻。因为语言无法“精确地再现现实”这一先天缺陷，人类无法详尽描述这个不确定的现代，我们也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他人。
这一矛盾性，却恰好成为“自我”的产生地：当自我与世界接触的每一刻，我们都必须选择“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便诞生了。
“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分布于物理环境中，也在与他者互动中被不断重塑。由于现代生活不断流动，世界的矛盾性反而构成了一种生存挑战。
倘若没有了这种挑战，我们也会失去真实的自我。
关于个体与自我实现：
那我们究竟应该活出怎样的人生？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足够确定的答案。
人类创造出“自我实现”的观念，是为了应对曾经那个相对稳定、变化缓慢的世界。当人们把自我实现的期望投射到变化缓慢的生活中，他们自然而然地展望未来，并坚持不懈地执行计划。
而在流动的时代里，我们唯一确定的是，个人生活环境、价值观、主流生活方式等都在缩短，只有人的寿命在不断变长。
而所谓自我实现，不是完成一项计划，不是遵循既定的人生轨迹，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运动。
我们还能看到诸如“我们如何面对si亡和幸福、技术如何影响自我构成、中产阶级的自我生产如何失效、大学的优绩主义困境”这样的讨论。鲍曼也一直站在时代最前端，不断向流动的现代性社会发问、质疑。
尽管《自我》对谈的话题相较《将熟悉变为陌生》读起来更庞杂艰深，但每一章随着讨论的深入，却是打开鲍曼整个思想图景最好的钥匙。
面对可能瞬息万变的“自我”，我们，可能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决定要过上怎样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