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三分之一左右，我放弃了做读书笔记。相比前作《失落的卫星》中，我熟悉的国家、地名、城市，刘子超的新游记《血与蜜之地》是我完全陌生的水域。
昨天在028c举行的播客堂会上我提到阅读《血与蜜之地》的感受：虽然一个地名都记不住，历史的来龙去脉一概不知，甚至刚知道南斯拉夫和南联盟是两回事儿，但我享受这种漂浮的阅读快感，跟着一个细腻、敏感的观察者，走过巴尔干半岛一座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也借助他深入、博学的知识体系编织的翅膀一次次升到空中，去观看国家、民族这些巨大的词汇是如何在真实的土地上一次次成型，又如何一次次被打乱重塑。
虽然巴尔干半岛长达几百上千年（你看，即使读完了全书，我依然对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不甚了解，只能 “巧言令色”地表达）的动荡是属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具体个体的苦难，但胜在千里之外的读者依然可以借助他们的经历来观照自身，刘子超显然也有这个目的，书中他一直在思考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回潮能否从巴尔干半岛各个族群和国家的经历中去汲取点什么教训，但我是个悲观的人，我相信即使历史上有着无数的前车之鉴，但我们注定会一次次地踏进同一条河流，“无数的前车之鉴”不也是对这个问题最确定的回答吗？
我隐约觉得刘子超要比我乐观一点。判断的理由是他不断的行走总会不断遇到具体的人，去了解他们具体真实的情感，这样的个体和情感，是对抗各种主义的窒息之网的出口。而坐在键盘后的人，对于具体的人缺乏感知，出于对孤独的恐惧，也会让他们轻易被集体俘获。但刘子超的旅行，我相信，他坚定地接受了孤独作为底色，并且勇敢而乐意地拥抱了它——自我退到了眼睛和脚步后面，把一切交给记录和丈量。
这些刘子超在《血与蜜之地》里记录下的人，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当然也因为历史、地理、宗教及政治纷争完全记不住）。联系到刚读过的《在阿尔巴尼亚长大》和《陌生的阿富汗》，这些作品最动人的核心都是个体的经历，刘子超在书中短暂见面又迅速分开的人们，虽然对他们的经历都点到即止，但他们分布在作者穿行巴尔干半岛的全线沿路，成了此地历史最生动的注脚，而且让人欣慰的是，他们表达的，不一定和历史书、教科书统一，他们经历、理解着自己的过去和现场，对未来的想象也就有了自己的表达，或晦暗或光明（书中前者自然更多），但没有一种可以被抹去或者取代。
阅读刘子笔下的巴尔干，我还经常读出一种一本正经的荒谬感，比如书中的城市莫斯塔尔，有两套邮政系统、两个汽车站、两支消防队、两所综合性医院、两家电力公司、两支足球队、两个垃圾回收厂和两家热门夜总会——它们泾渭分明地服务于这座城市的两个主要族群：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这种超出了我日常经验的信息，让作为愚蠢的读者的我觉得荒谬，但《血与蜜之地》乃至所有的好书不都是把“缓解”愚蠢和解释荒谬当作是主要任务之一吗？存在即合理，只是无奈的现实，它不应该是解释一切的万灵丹，这句话最应该推着我们去问：为什么合理？有没有更合理的存在，甚至能否重新构建一种更好的“理”？《血与蜜之地》走出了这一步，也许问题的解答需要留给更伟大的人，作家也不应该承担这样的重任，他们犀利地观察、忠实地记录，甚至连高声地呐喊都不是必须。
在《血与蜜之地》的最后，刘子超抵达了希腊雅典，这一片水域似乎让人稍微熟悉一点，但作者还是在扣问，扣问我们的常识，我们见过的，举办了奥运会的希腊，政府破产的希腊，欧洲的希腊，是否就是真实的？旅行文学的意义在此刻再度被提出：躬身入局，携带着历史的包袱和馈赠，携带着自己的背景和思考，记录真实的各种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