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记者节，下午读完《过渡劳动》，写了篇不讨喜的文章，以此作为献词。
2024年11月4日中午，《人物》杂志在微博上发布了对《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几点声明，“恳请”孙萍老师及相关各方对上文的作者和创作过程进行澄清，言辞恳切，而且图文并茂，很为众新闻学子和精神新闻人争了口气。当天下午，《过渡劳动》作者孙萍在小红书进行回应，指出其从未说过该文是自己写的，并放出原文提及引用自己文章的声明。
这一事件并不是剽窃或诬陷，更像是一场错认，公众把《外卖》一文误认为孙萍所作，而后者未一一澄清，一如不少人误认美国的首都是纽约，华盛顿自然不会高兴，但纽约作为世界中心，自然也不需为此多作说明，孙萍从事平台研究多年，于学界并不需要一篇微信推文证明其地位，于公众缺少解释，是工作太忙还是有意混淆，就无从推断了。我无意对两方的是非对错进行判定，而更在意这一事件的过程及其展现的当下公共讨论的诸问题。
《人物》的声明，我是在朋友圈看到某青年学者转发才读到的，文章不短，发在微博上，微博正文仅允许140字，因此要留住读者，必须在视觉（即配图）和话题上足够抓人。《外卖》一文在发布后激起了相当的讨论，此后国家也发布了算法管理的相关规定，且不论它对平台和政府的影响几何，至少这篇文章让包括我在内的公众对外卖骑手的日常工作和困境有了基本认知，甚至形成相当程度的集体记忆。
在微博正文中，并未提及声明中强调的孙萍新作及其宣传活动，而是只提到两点：
1. 这篇调查报道曾经引起巨大反响。
2. 长期以来，这篇报道的作者、创作源头与方法被公众误会，我们要澄清真相。
这一部分简洁有力，先提醒读者你关注的话题更新了，然后表明有沽名钓誉者窃取了版权，我们不得不为媒体业站出来说几句。在此意义上，《人物》是非常体面和正义的，可惜初读时我是从朋友圈链接进入，事后核查才看到这段。
现在我们来看声明的具体文本，我尽量尊重原文地梳理一下行文结构。
首先，《外卖》从选题、讨论、走访调查、写作、修改到最终成稿，都是《人物》编辑部一手完成的，在为文章寻找理论支撑的最后环节下载了相关论文，其中包括孙萍的文章。因为编辑部成员对研究者的尊重，对孙萍进行了约访，彼时最终稿写作已经完成。
其次，文章发布后，孙萍多次以文章作者身份出席相关活动，编辑部与其沟通后，许多活动与出版物仍将孙萍指认为报道作者。
再次，“由于相关主题电影上映”，《外卖》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不实信息继续传递，因此《人物》编辑部不得不公开声明维护作者版权。与孙萍沟通并得到后者肯定回复后，相关活动仍在传播错误信息，这对于行业发展和学术伦理都是不利的，因此“恳请”孙萍及相关活动方澄清谬误并不再传播。
最后，提出希望发出号召。
接下来是孙萍在小红书的回应，非常简短，我认为不需概括。
相互比照，能发现许多有趣的地方。《人物》一方表示2020年8月5日电话约访孙萍时，第五稿已经完成，孙是定稿前的最后一位采访者，2020年9月8日《外卖》一文发布并引发全网关注。据我推测，《人物》想要说明的是“人家秋雅结婚，你在这又唱又跳的”，只是在成稿前因为参考了你的文章出于礼貌做个电话约访，你起到的作用只是一个理论支撑而已。
孙萍的回复中也摆出了数字，《外卖》文中提及本人名字16次，引用学术论文3篇，并摆出声明“引用孙萍访谈及相关论文中的细节和故事5处、论点11处，共约1586字”。如果孙萍没有黑进《人物》的微博后台对数据进行篡改，此处《人物》恐怕有意矮化了孙萍对报道的贡献。
《外卖》文已发表四年有余，如声明所说，“由于相关主题电影上映”这一话题重新进入公共视野，然而《人物》诟病并忽略的，是孙萍关于外卖骑手的专著《过渡劳动》几乎与《逆行人生》同时上市。关于活动中《外卖》文归属不清的问题，部分来源于孙萍没有每次都否认自己是原作者，部分也源于出版商和活动方蹭热度心切，将诸多模糊地带糅合在一起。
然而容易给《人物》读者带来误会的是，新书出版后在高校与书店进行宣传活动，属于文化商品销售的必需环节，对于青年学者而言，曝光和出席公共活动也是提升学术影响力的途径。因此此处的逻辑是“孙萍新书出版——新书的宣发需要线上线下活动——活动方和出版方需要让商品可见——有意无意混淆《外卖》文的作者——孙萍未完全予以否认——双方沟通无果，《人物》进行声明”，而不是声明中呈现的“《外卖》一文影响深远——孙萍以作者名义出席活动——《逆行人生》上映，外卖骑手再次进入公共视野——孙萍借机宣传新书，与出版方活动方一同认领《外卖》——《人物》被逼到墙角，只能‘恳请’孙萍”。
此处我想指出的是，《人物》通过文化界与公众的信息差，模糊了声明提出的社会背景，并且在结尾使用初中生式的呼吁博取同情，恐怕是胜之不武的。更不必提随处可见的对田野调查与引用规范的科普，这些名词正处于学界和公众认知的灰色地带，很多人或许有印象，但并不真正明白具体的操作流程。根据《外卖》原文的引述，孙萍讲述了自己跟踪骑手的过程和故事，事实上早在2017年就发表过相关研究，《人物》并不还原具体的语境，苍白地摆出名词解释就来当教书先生，这并不符合媒体人铁肩担道义的精神。
从《过渡劳动》一书还未下印时在社交媒体出现，到作者讲述心路历程，再到对声明的回应，都落在小红书这一平台。这一点颇值得玩味，学术相关的议题和新书通讯，主流的发布渠道有两条，一是豆瓣，二是微信公众号。笔者认为，小红书的平台逻辑是语录化、标签化和碎片化，后两点是社交媒体的共性，语录化则是独有的。
如果关注知识界发展，会发现很多学者都在小红书开设账号，它相较于豆瓣有天然的优势：豆瓣网友从来不吝花时间写长文针对特定议题吵来吵去，有争议的作者和话题新书上架很容易评分两极分化，最终导致图书开分不高不低，如果找水军刷分极其容易被识破挂出，引发一星运动；登入豆瓣浏览图书这一行为，本来就带有引擎搜索和熟人推荐的面向，因此个人在豆瓣上宣传新书（而不是单纯抽奖）是经济上很不合算的，不仅活跃用户少，触达的用户还极有可能打出恶评。与此同时，海淘出身的小红书支持在笔记下方直接挂商品链接，抽奖设置很方便，通常还有折扣，我自己也经常在小红书买书，包装往往比京东要好很多。
小红书很乐于制造meme，接力传递特定的话题和叙事，事实上八月初孙萍此书在小红书宣传时，我所触达的评论都是正面的，直到《人物》声明出现之前，主流叙事都是“高知女性只身对抗平台资本，逼迫后者整改，国家出手，给算法以文明。”性别议题往往是被严密管控的，但如果落点在“国家会出手”就带有了不可置疑的正义，规制算法也正是近年来的政策热点，这正是此地的政治正确，以正义之名，说最正确的话。所以下午读完这本书时，我说它的历史贡献要多过学术价值，材料的留存比命名式的阐释更长久。
这正是一场媒体战争，从最早承载公共领域想象的微博开始，战火蔓延在人人“中产”的小红书：《人物》携带的价值是正确的，学术伦理和版权应当被保护；孙萍携带的价值更是正确的，努力学习推动社会进步，以此报效国家。客观地说，两方的声明和回应都是客气的，没有完全丢失风度，这是文人的操守，我相信他们也都认为，文化界的境遇已经很艰难，不应内耗。但我回想起自己上的第一节新闻理论课（后面的十四周我都睡过去了），老师说做新闻，学界和业界应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不该互相攻讦的，最终要落到为人民说话。
风波过后，为争夺对弱势群体的阐释权，骑手又落回无人观照的境地了。如果说我持有什么偏袒的话，我想挪用特殊时期的政治话语，“算整体账”，如果讨论能让骑手的困境变得可见，那么我乐见任何争论出现；如果讨论只是一场谁比谁正义的比较，我还是更愿意断开网线，由正人君子和文化名人去争吧。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告诉我们，如果生活忽然变成选择题，那么真实的选项一定在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