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读了柏琳的《边界的诱惑》和刘子超的《血与蜜之地》，两本都是讲前南斯拉夫的旅行文学。
我发现，80后这一代人，对前南斯拉夫，都有一种“情结”。这个“情结”的源头，在1999年5月7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日子。
5枚北约的导弹，让中国人在愤怒与屈辱的同时，也对南斯拉夫、尤其是塞尔维亚产生了一种“命运与共”的同情。然后，就是好奇：南斯拉夫到底为什么会解体？为什么昔日的兄弟、邻人会分崩离析、大打出手？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还有惨绝人寰的集中营、大屠杀？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在书中坦诚，因为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的事件，他们对前南斯拉夫产生了深深的好奇，为日后前往前南斯拉夫旅行埋下了一颗种子。二十年之后，当他们踏入这些前南国家，试图去了解并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巴尔干这块地方，过于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就讲清楚。两种文字、三种宗教、四种语言、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混居在一起，以前在铁托的强人统治下，还能勉强缝合在一起。铁托去世后，分崩离析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书中也引用了塞尔维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的话，来解释为什么南斯拉夫为什么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寄托在远方，而他们的恨却横亘在眼前。爱那么远，恨却那么近。”
斯洛文尼亚这样的富裕地区不想再“转移支付”，帮衬黑山这样的穷亲戚，所以第一个闹起了独立。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本就不对付，塞尔维亚有大塞尔维亚主义，克罗地亚也有主义。二战期间，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政权乌斯塔沙对塞尔维亚人进行了种族清洗，杀害了50万塞尔维亚人。在西方的宣传叙事里，前南解体的战争中，塞尔维亚被描述成一个加害者，而克罗地亚是那个被害者。但是两个国家都被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所祸害。在这本书中，刘子超也说出了前南解体的症结所在：适度的民族主义能凝聚人心，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毒药。塞尔维亚像一个家里的大哥，他拼命想要守住家业，不想让兄弟们分家散伙，难免会有些霸道和蛮横。
波黑的情况也类似，先是克族人和穆斯林一起联手和塞族人打，然后两者又互相打。在波黑，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以克族和穆斯林为主体的波斯尼亚和以塞族为主体的黑塞哥维那，双方各自统领一半的领土，拥有自己的政府、首都、国旗、总统和议会。1995年的《代顿和平协定》只是让三方停止了战争，但是分裂、纷争、隔阂依然在持续。
随着各个兄弟的持续退出，塞尔维亚最后只能无奈地接受从南斯拉夫变成南联盟的现实。但让塞尔维亚无法接受的是，连境内的科索沃也闹起了独立，科索沃的独立也导致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后来的北约介入，78天的轰炸让南斯拉夫最终屈服了。直至今日，塞尔维亚一直拒绝承认科索沃独立。因为拒绝承认科索沃，塞尔维亚无法加入欧盟。因为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是塞尔维亚必须承认科索沃独立。今天的塞尔维亚，被北约和欧盟包围着，黑山退出南联盟后，连出海口都失去了，彻底成了一个内陆国家。今天的塞尔维亚，虽然贫困、破旧、艰难，但依然很硬气。
南斯拉夫从解体、崩溃走向分裂、战争，再到和平、重生，这个过程充满了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一句“愿世界和平”并不能消弭一切冲突和战争，我们所能做的，只能试图去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并以此为鉴，好好活着，别为那些虚妄的东西而死去，珍惜生命，真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