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论文和通俗读物的写作方式之间找到平衡点并非易事，《康熙的红票》提供了一种范例，而且没有翻译腔和故意使用当下流行词汇的轻浮感，真是让人长出一口气。
《康熙的红票》一书，从1716年康熙发往欧洲的红色公开信入手，讲述了欧洲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这一群体如何进入清朝宫廷，其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传教士与康熙和雍正的关系，罗马教廷禁令引发的礼仪之争和康熙对此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朝代更替后对传教一事从容教到禁止的转变等。
这本书最鲜明的特点，大约在于对传教士的行为活动进行分析时，更多的从人物关系和动机，而非宏观的文化观念冲突入手。传教士出于利好传教的动机而积极维护与皇帝和满清贵族的关系，向皇帝皇子提供传授天文数学音乐知识、勘测绘图、参与对外谈判（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些工作，而康熙也对传教士的“服务”感到满意，不仅在待遇上对其多有优容，且以极大的耐心来处理礼仪之争的分歧。
对于本书的观点：康熙待传教士的态度以及通过内务府管理这一群体的方式近似于“包衣奴才”；在“礼仪之争”的对立中他站在耶稣会士的一方与教皇特使谈判，更多是出于对经年累月在身边服侍的传教士的支持，而非中外文化的对峙；雍正登基后的禁教举动与其是佛教徒有关，亦带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意味。以上种种，作为普通读者并无相应的知识结构来判断其是否定论。但这样的研究和阐述读起来无疑是有趣的，在以概念和文化为表象的偏宏大叙事的逻辑之外，揭示了事态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从另一方面看，康熙的实用主义、博学多才、谈判技巧也都展现了帝王作为符号之外偏人性的一面。
如果把本书跟今年故宫的《凡尔赛与紫禁城》大展对照起来看应当会很有趣，可惜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展览早已结束，尽管如此，它让我再次思考起看展时浮上心头的问题：十七世纪还是相互交流相互欣赏的中法关系，十九世纪下半叶对方成了火烧圆明园的暴徒，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我们错过了太多的东西，终以付出巨大代价的方式步入现代社会。虽说历史不存在“如果”，但交流因人而始，也因人而终，这不能不说是很令人感慨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