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烧燃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早最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王元化序） ——题记
在我的逻辑层面上，本书是按照以下的脉络发展的：
作者在研究希腊城邦制度的历史文稿时，提出了一个略为玩味的问题，“既然东方各国政制演变有其通例，希腊城邦制度则是例外，那么何以从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出发，后者直接演变变成城邦制度，前者都几乎没有任何例外地走上“东方专制主义”的道路了呢？”（P17）
之后，作者在《希腊城邦制度》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是什么环境，通过什么方式使希腊的“神授王权”演变成为城邦制度”，同时他还说到，“还应该进一步探索，城邦制度怎样发展演变，它对后代历史留下了什么影响？”(P18)
而针对“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后文的以下几个方面陆陆续续表达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1> 在“僭主和民选调解官何以不见于我国古代”一章中（P109-P110），顾准说道，“然而专制主义政治有一点显然完全不同于城邦政治：那里不许可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各个阶级，那里没有以其政纲体现与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和政派。专制主义政体自以为“抚民如抚赤子”，亦即一切阶级无论其利害如何不同，均被视为皇帝的子民，皇帝自命为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不许结党，不许发表不同于皇帝的政见，不许干预皇帝的施政……这样，皇朝政权及其官僚机构自己处于敌对阶级中的一方，而又讳言阶级，严禁结党，阶级斗争就只好采取骚乱、暴动、农民战争和皇朝更迭的形态。”
<2> 在“立法者”一章中（P110-111），作者提到，“春秋战国时代，正当我国历史转变的关头，但是从殷商到西周、东周长期“神授王权”的传统，已经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布中国文明，虽然这种专制主义使中国长期处于停滞不前，进展有限的状态之中，但这是历史，历史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3> 在“中国思想是贫乏”一章中（P240-P241），他说道，“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世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究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须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起来，黑格尔可以为证。”
<4> 在“论孔子”一文中（P278），他说道，“我现在动动就说希腊……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你能怪孔子吗？”
之后顾准还针对封建时代结束之后，如何解决“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对于民主和科学的理解：
<1>“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P159-P160），“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是不可能的（P254-255）。
“首先，世界上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中。现在没有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家，而且，国家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你想一下，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和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
“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
<2> “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P234)
<3>“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P260)
<4> “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代替的应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 (P235)
<5>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评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准备贵贱的伦常礼教的最有力的武器…..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贯彻到政治上也是多元主义。那就是说，可以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存在，有政治批评——来自各种立场的政治批评。” (P236)
<6> “我所说的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的科学上的成就，而是：（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课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有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单价必须无条件的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到。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 (P234)
<7> “当然，科学家不专不能有所发现发明。专了，总不免眼界狭隘，以偏概全。以偏概全，是书呆子的通病，这并不可怕。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学术自由，天然地成为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剂。有这些自由，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综合的世界观。” (P298)
本书的最后，顾准还创造性的分析了实现社会主义后的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
陈敏之是这样总结顾准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的：
“在这篇论文里，顾准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经济核算；而要进行核算其所凭借的工具只能是货币、工资和价格，这“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舍此没有其他选择。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能排除，乃是因为“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每个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只能“规定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项目”，“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规定得具体详明、丝毫不漏，因为是绝对指令性的计划”，而是在“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经过价格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的僵化模式相对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全面论述了这种新的体制的运行原则。这种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P398）
我是跟随着柴静才知道顾准的，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现在的我。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顾准，请阅读柴静老师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一文，她说出了我想说却说不出的那些事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d37b0100gvs2.html）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