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读一本书爱不释手的感觉了。
《街角社会》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资助下，于1936至1940年间对科纳维尔（化名，即波士顿北区，科纳维尔原文为Cornerville，即“角落”和“小镇”的合成词）进行实地研究的报告，亦是他的成名作。有趣的是，该著作在1943年末出版，直至1945年仍销量不佳，一度“险些沦为特价书”。1955年后，该著作获得新生，人们关注的不仅是怀特笔下的街角社会，而是他在形成本书中的一切努力——他潜心于扎实的实地研究，并抵制住了众多社会学家的批判，形成了一本干净的、完整的社会学著作。书里的所有内容，几乎都是怀特用简单的观察法、个案研究以及人物访谈所得，更为珍贵的是，在附录部分，怀特还详细记录了本书的成书过程，包括他是如何一步步调整写作计划，将研究范围从诺顿帮、大学生俱乐部开始逐步扩大至非法活动团体以及政治选举，实地研究中，观察者难免会融入进他所观察的环境中去，所以怀特在1940年离开科纳维尔（即波士顿北区）时“有一种强烈的离家的感觉”。完整地看过《街角社会》，脑海中除去怀特对实证研究的卓越贡献，仿佛也有着整个科纳维尔三年多的时光。
需要强调的是，怀特对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曾犯的错误直言不讳，还详细讲述了其后的反思，这不仅对怀特自己，更对之后投身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高贵的参考资源。
一、定性的实地研究
社会调查中，简单明晰的定量研究和内容丰富的定性研究总让人难以取舍，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数据化，但清晰明了数据化可能导致我们忽略很多调查内容。然而对定量还是定性的取舍并不难，只要我们在调查之前首先明晰我们想得出什么样的解释——通则式（nomothetic）还是个案式(idiographic)。
就《街角社会》来看，怀特最初的意图是本着走近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的想法，来研究科纳维尔地区的历史、经济、政治、教育尤其是社会态度等一系列问题，通过调查问卷或者设计实验等一系列定量研究方法来对待这一本来就不现实的课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怀特采用的实地研究无疑是最适合研究某一特定地区内的问题，尤其在他把研究缩小后，成果就更加显著。
1、实地研究及其研究者
实地研究是指研究者深入到想要研究问题、情况等所在的地区内，在自然的状况下进行观察。除了社会学研究者，新闻报道中也有大量实地研究，19世纪《世界报》的女记者内莉•布莱混进纽约拉克威尔岛的疯人院所作的调查，以及深度采访，实则都属于实地研究。
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实地研究的成败，很难想象，如果怀特无法顺利地融入到诺顿帮、大学生俱乐部以及后期的非法活动团体等，这项研究会有着怎样的结果。毫无疑问，实地研究对研究者有着很高的要求，在制定研究计划需要一定的前瞻性，在进行调查中需要高度的敏感度以及悟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庞大的工作量对研究者的耐心、细心程度也是很大的考验，在研究后期，研究者对待繁杂的资料更需要强大的分析、整合能力。
研究者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二是处理好与被研究者的关系。
首先，实地研究中，研究者都存在对所研究活动的参与程度，完全参与和完全不参与是两个极端，一般来说，长期的相处会使研究者不知不觉地融入进去，但还要保持着研究的目光。在政治选举中，怀特曾经进行过重复投票，事后他非常后悔，因为这不仅可能断送他整个研究，更多的是违背了实地工作者的道德和形象。
其次，研究者也应处理好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怀特在这个问题上也犯过一次错误，就是在政治选举中，为接近托尼而惹怒了卡洛，他违背了观察者的原则，想要去积极地影响事态的发展。
2、实地研究的调查方法
实地调查的方法主要有观察法、个案研究以及人物访谈。怀特在《街角社会》中充分运用了这三种方法，从而总结出了翔实、完整而全面的资料。
观察法贯穿了怀特研究街角帮活动的始末。实地调查最大的优点之一便是它的自然性，为保持自然性不被破坏，细心的观察往往能得到比生硬的访谈更出色的效果，因为在很多问题中，尤其是涉及到个人隐私、非法活动或者政治机密等一系列敏感话题中，任何问题似乎都是不应被提出的。在怀特因“警察是否接受贿赂”的“多嘴”而造成尴尬后，多克的解释是“少提出无聊的问题……你就在这一带多串串，日子长了，不用问什么，你也能得出答案。”最有趣的便是，诺顿帮等级划分完全是怀特通过观察自行得出的，因为诺顿帮的成员，包括多克都觉得他们是完全平等的。当然，观察法要求研究者有着敏锐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保证他们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时发现状况的微妙变化。
个案研究是对某个社会现象的例子进行深度检验，比如一个村庄、一个家庭或一个青少年帮派。很显然，无论是诺顿帮、大学生俱乐部还是科纳维尔和体育俱乐部的研究，怀特运用的都是个案研究。
在对成书过程的阐述中，怀特并未对人物访谈进行介绍，但是在整个报告中，人物访谈随处可见，可以说，怀特对的人物访谈资料是其报告的主要支撑，对于很多实质性问题，比如由于街角青年的自卑感带来的和大学生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非法赌博活动以及政治选举中的投票等等，都是通过人物访谈一一展现的。
3、实地研究的特点
首先要指出，不同于有着明确针对性、目的性的定量研究，实地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在实地研究中，研究者不仅难以预测可能得出的结论，甚至还可能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修正研究计划，最后形成的结论也很可能与研究初衷大相径庭。
实地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自然性。由于它运用的是默默观察、循序渐进地访谈等手法，相比“中断式”的调查问卷能得出更贴近事实的结论。调查问卷往往需要打断被研究者正在进行的活动，比如正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在街上匆匆赶去某个地方，加之出于对完全陌生的研究者的不信任，很可能给出偏离事实的数据。怀特一度采用了登门拜访的调查方式，结果他称这种做法是“再也没有比我最终采用的方法（指登门拜访）更不恰当了的”，而运用此方法进行的这项研究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除此之外， 实地研究的方法奠定了其全面、深入的基调，研究者深入实地的切身体会、大量实例和数据以及丰富的访谈资料均有助于形成翔实的研究内容。
二、《街角社会》成书过程
在梳理了怀特成书的过程，实地研究的特点和过程就很自然的展现了出来。
1、1936—1937年
怀特于1936年大学毕业，然后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资金，得以选中波士顿北区进行对贫民窟的研究。在他最初的，组建10人团队的宏大计划被推翻之后，1937年初，怀特将研究计划转向人们的友谊模式，通过登门拜访的方式询问不同人的朋友和潜在敌人，依此类托绘制人物结构图，但很快，怀特便放弃了，因为他发现可以通过观察人们的行动来研究社会结构。
1937年2月，怀特进入街坊文教馆，从而结识了多克，多克对怀特给予了很大帮助，以致二人的关系很快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怀特迅速成为诺顿帮的一员，言行举止受到了影响以致回到哈佛会觉得不自在；多克也有一个信息提供者逐渐转化为怀特的合作者，他于怀特讨论计划，为怀特解惑并交流想法，以致后来每做一件事都会想想对怀特有什么帮助。与此同时，怀特搬进了科纳维尔，向人们表明要写一本关于科纳维尔的书，并学习意大利语，这为他扫清了很多障碍。
1937年7月，怀特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观察街角帮和大学生俱乐部。他表示，“这些人日复一日的常规活动才是我的研究的基础资料。”
以上的部分体现不仅体现出了实地研究难以预测的特点，也展现了怀特为实地研究做的一系列准备。资料的准备（选定科纳维尔的街角帮）、寻找线人（多克）以及表明自己的身份（称自己要写书）。需要指出的是，向被研究者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成败。怀特在解释清楚自己身份上下了很大功夫，告诉街角青年他要研究科纳维尔的社会史显然只会引起尴尬的沉默，于是怀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自己在写一本关于科纳维尔的书，人们对这件事地看法完全取决于对怀特的看法，而且这个解释的确奏效了。
1937年7、8月间，怀特暂时离开了诺顿街，之后打算扩大研究范围并暂时放下对诺顿街和大学生俱乐部的关注，但他很快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研究一个群体远远不只是去考察它在某个时刻的活动和人际关系。只是当我开始看到这些群体内的变化时，我才意识到较长时期的观察一个群体的极端重要性。”为此，怀特没有抛开它，并在秋季偶然地成为州议员乔治•拉韦洛的义务秘书——保罗•费兰特的义务秘书，从而进入了政界的研究。在经历了完整的政治选举流程，包括那次重复投票之后，怀特返回了诺顿街。
2、1938年
1938年4月，在一次保龄球比赛中，怀特获得了“令人兴奋的研究经验”，即发现个人表现与群体结构间的关系。
1938年春季，怀特结婚之后继续在科纳维尔定居，他在思考了自己现有的研究成果后将基金续期一年。此后，怀特将研究范围扩大至米勒帮。由于此时他已将保龄球比赛作为消遣，从而忽视了一些问题，直至朗•约翰来找他谈话，怀特才将朗的问题与多克的头疼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出了继“令人兴奋的研究经验”后另一个重要的结论——群体中的地位、表现和精神健康间的三向关系。
随后，怀特通过与里科•德莱奥的关系结识了其老板——非法活动的头目托尼•卡塔尔多。为了研究非法活动，怀特还加入了科纳维尔和体育俱乐部，通过每天大量记录和画地位图进行分析，准确地发现了该俱乐部的两个群体——便餐馆帮和理发店帮。
1940年的春夏，怀特一直在写诺顿帮和大学生俱乐部的个案报告，并拿出一部分与多克进行交流。1940年仲夏，怀特离开了科纳维尔，他说“我在一生中，也曾多次从一地迁居到另一地，却从未像这一次那样，有一种强烈的离家的感觉”。
三、《街角社会》中的伦理问题
《街角社会》中的伦理问题是后期阻碍这一著作被作为博士论文通过的主要因素，书中涉及到的伦理问题绝不仅仅怀特自己的问题，而是实地研究中研究者们共有的问题。而事实上，在本书中，涉及到的绝大部分伦理问题，怀特都处理的很好。
1、自愿参与
实地调查中，被调查者的总体情况往往被完整地展现出来，甚至很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个人隐私也会暴露，这就需要调查者充分尊重被调查者的意愿，不得以欺骗、隐瞒甚至强迫的方式进行研究。
2、对被调查者无害
实地研究不应使被研究者感到尴尬，更不得伤害被研究对象。怀特坦言道，这本书如果伤害过某个人，那就是奇克•莫雷利。
怀特在此书出版后联系了奇克，令他感到的宽慰的是，奇克豁达地接受了这本书。但他还表示，“你写的是事实，可是人们觉得这也未免有点儿太涉及人家的私事了。”
此外，多克也对与街角青年身处底层的地位和内心的自卑心理感到难为情，并以他自己的方式悄悄阻止别人读这本书。
3、匿名与保密
实地研究中，匿名和保密绝不仅仅局限于被研究者的姓名，有关一切可能透漏个人信息的细节都应该被保护起来。这一点怀特做得很出色，所有主要人物的姓名，包括科纳维尔和街坊文教馆等，都是化名，直到40年后，怀特才公开了真实的信息。
4、分析与报告
研究者对被研究者负有伦理责任的同时，对自己的同行同样负有伦理责任，这意味着研究中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应该被如实展示出来。
这正是怀特最为难得可贵的一点，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怀特犯过很多错误，甚至有违法行为，但是对于这些过错，怀特均毫无保留地收录在了附录中，以警示其他学者。怀特在那次重复投票之后的反省非常深刻，毕竟那是一次可能断送他整个研究的非法行为——“我必须认识到，作为一名实地工作者，不能只想着去迎合这个地区的其他人，还必须保持自尊心。如果一名参与观察者发现自己在从事他以前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自问，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参考文献
[1]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M] 北京：商务图书馆，2005
[2]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 [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