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纪实作品也好，虚构作品也好，我比较在意作者会选取什么细节来体现自己的立场，那往往是一个自我消化的过程。新颖师过去曾提到过“自我愈合”一说，这个过程沈从文用了四十年。
沈从文的精神危机不完全是属于个人的，读《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每每总有放下书本细细回味之处。
“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创作者比普通人因为敏感，更容易遭受日常生活的“折磨”，他虽然频频依靠印象记忆里的美好来获得“更新的起始”，但这类烦恼总是反复发作、根除不了的，“你怎么不这么来认识我们共同生活得到你的鼓舞方面的大处好处，却总还停顿到极其一般生活要求上，小至于忘了洗脸、理发，也居然会生气不快乐？忘了吃顿饭，又算什么？”既需要吸取生活中的宁静和诗意，又对琐碎的侵犯感到不满。在事业顺利的时候，这些小事不一定会给人多大的困扰；在对自己的社会价值不那么确信的时候，它们就成了扎扎实实的苦恼。
弃绝外求于大局、政治、他人的希望，从理想出发落实到具体的事，是一种自救的方法，是对迷雾重重的现实的突围。新朋旧友乃至家人，沈从文回避了善意的期待，既不刚烈地对抗，也不亢奋地合作，而是投身到一项“过时”的、不被需要的新事业中，兼具了成熟和幼稚天真。对质疑的东西不轻易开口，这是人的自重，而落后于大家又使他感到痛苦。但试图自杀过一次后便也知道，对于眼下的生活，去死和去拥护一样不值得。
沈从文对“为国家做点事情”的理解是非常个人化的，像郭靖的拍子永远不打在黄药师的点子上，这反而成全了他在“群”里保持住“单独”的生命。社会巨变，众生癫狂，周围人都能顺时应变，他却不肯如此，因而感到孤立；但人要始终趋时并不那么容易，劝他重新拾笔写作的朋友，也有成了右派的，这使他一度担心自己也会变成右派，然而却没有，他连与“我们这代人”一同倒霉的资格也被取消了。恐怕没有比此时更能确认自己已经被“群”所抛弃的了，宁可为不能继续以写作安身而痛苦，也不要为趋炎附势挑战立命底线而纠结，因而索性将“不上台盘”的人做到底吧。
五十八岁后，感受来自身体内部的衰老，深受疾病的折磨，以至于一年一年随时觉得自己会报废。虽然此后多年社会仍处于不断的动荡与变化中，故人的背叛时有发生，心情的激荡在所难免，但与随时可能的死亡相比，任何人为的破坏和阻挠都表现得很虚无，这是健康人无法体会的。专注于喜欢的工作不啻为一种精神疗法，将能对付过去的生活琐屑和“有情”的幸福世界隔开。在心中完全排除了他人对自己改行的看法，天地变宽，情绪上也摆脱了压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以“忘我”来恢复人的“潜伏能力”，让工作和生命相互支撑着往前走。至此自我愈合的过程已完满，之后有没有“出土“，有没有获得老天的平反，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