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枪炮》一书，这本书更偏文一点。很久没有过这种急着看完、急着写笔记的感觉了，就像当年看《枪炮》一样。感谢作者，感谢译者。
1. 心理与地位的落差
智人绝大多数时间实际仅处于食物链的中间位置，直到相当晚近（10万年前），这种地位上的变化相对其他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如狮子、鲨鱼）都显得太快了，不仅生态系统没时间准备，人类自己也没时间准备。人类历史和现代社会的各种灾难，几乎都和这种心理与地位的巨大落差有关。作者提到了这种落差，但很可惜，后文着墨不多。
2. 智人的演化路径
主流的观点一直认为智人是单线条从非洲走出来并覆盖全球的，与已在当地的其他人种没有基因上的交流。这种观点既有大量的考古证据，政治上也更为“正确”。但2010年分别发表在《Nature》和《Science》上的两篇文章，分别对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北亚发现的直立人种】做了基因定序，显示现代人有个位数的百分比的基因与当地的远古人种相同（文中没有明说非当地的现代人不包含这些共同基因，网上资料后说，尼安德特人的那1%到4%的共同基因分布在除南部非洲现代人以外的几乎所有现代人基因中，丹尼索瓦人那4%到6%的共同基因则主要分布在美拉尼西亚和澳洲原住民基因里，还有更新的2014年的Nature文章说藏人中的高海拔适应性基因来自于丹尼索瓦人），这就暗示着混种繁衍理论（而不是“替代理论”）至少有部分正确。作者很谨慎地补充说，很可能在某个时期，智人和其他人种还不完全是各自独立的物种，于是发生了基因混合。
其实，就像把历史还原为历史，不再强调是非或所谓“政治正确”之后，国共在抗战时期的作用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一样，把人种的生物学概念还原成生物学知识，对所有生物体有一套完整的本体性理论之后，南部非洲人与其他现代人之间到底是不是有基因上的本质差异，这一点也并不重要了，因为主流的道德观并不会因为这个差异就延伸理解为为种族主义背书。——既然对待一只猫、一条狗都有道德准则，又怎么会再次在没有生命威胁的情况下残酷对待一个可以更好交流的“人类亚种”呢？
3. 想象的共同体
作者认为，智人绝胜的关键能力在于语言，以及促进复杂的语言交流背后的“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作者将其称作“八卦理论”，即族群中个体对其他个体存在形式及其行为本身的“议论”，这种议论拉近了族群中个体的距离，让人类族群的规模可以突破黑猩猩20-50个这样的规模，达到150人左右的稳定规模。而150人以上的族群规模，则需要比八卦更加抽象的“故事”，类似于“图腾”或某种大家都相信的理念（比如法律、正义）。尼安德特人应该没有发展出“八卦”的能力，使得他们集结的狩猎规模只有50人；但智人显然还发展出了这种虚构故事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形成500人的作战团体，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发生过，但这个团队要想围猎尼安德特人，并不比围猎斑马群难多少。智人的这一抽象思维的能力的出现或形成，为发展出更强大的集体行动力和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创造了条件，也发展出了“贸易”，这一切使得他完成了作者所称的“认知革命”，从而具备在基因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条件下快速演化身体之外的“文化因素”。这一变化是距今7万年前发生的。
4. 狩猎采集社会
按照“石器”的精细程度来划分原始社会的阶段，就像按照“父系”、“母系”结构来划分一样，很难说是准确的，作者指出原始人更常使用“木器”，只因为木器不像石器那么好保存，才被考古发现所忽略。7万年前完成认知革命之后，直到1万2千年前完成农业革命（从而能够支撑更多的族群人口），这几万年的狩猎采集社会形态，对现代人的生理、心理影响很大。
现在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很安逸。人类是因为很多偶然的、但不可逆的因素，不自觉地进入农业社会的。
5. 狗
狗最晚在1万5千年前就成为了人类的朋友，是有证据显示的人类最早的非人类朋友，比其他家禽家畜驯化时间早了至少6000年的时间（山羊驯化大概是在9000年前），所以狗才有可能最通人性。这恐怕是爱狗之人强调狗不同于猪牛羊的最有力的证据。
6. 暴力
原始社会的和睦的人际关系可能和“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和谐共存，因为道德观很不一样，比如杀婴、弃老。凡是牵涉到对行为的道德判断，都需要谨慎。很难有扎实的证据证明狩猎采集社会存在部落间的战争，但人为伤害致死的痕迹还是有考古证据的。因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宗教和社会结构都很可能截然不同，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道德观，所以，围绕暴力的种种猜测都可能存在。
7. 物种灭绝
智人狩猎采集社会在地球上的扩张所带来的各个大陆上的物种灭绝，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已有描述，其实这只是第一轮，农业社会和工业革命，都引起了大批物种的灭绝。因为人类实在是进步得太快了，所有物种都来不及适应。
8. 生命的成功标准
所有人类驯服的动物里，牛的生活是最悲惨的，但就其数量来看，它的生命则又可以说是最成功的。这和人类的遭遇也很像：作为DNA的载体，无疑是最成功的生命体；而作为需要活着过日子的个体，很难说现在的日子比狩猎采集社会的日子更舒服、“幸福感”更高。农业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承载了更多的人口，但所创造出的财富实际上也同时被更多的人口消耗掉，而且还逼迫人类要逐渐适应“守护财富”的负担，这种负担一直延续到今天。
9. 依靠想象构建的秩序
这一节内容确实又让我脑洞大开了一次。很多粗看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实际上也都是想象出来的，并不一定就符合真实，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实需要。不同的时代，对人的价值和社会的秩序的定义很可能非常不同。比如汉谟拉比法典里很显然地将人分成“上等人”、“平民”和“奴隶”三类，而女人都处在这些阶级之外，直接就是一种附属于男人的财产。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惩罚措施是，杀了上等人女儿的上等人，他的女儿也要被杀。这让我想起了刘邦的“约法三章”，秩序是用来维持社会的稳定的，如果大家都接受某种秩序，即使这种秩序有多么地“不合理”，它仍然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
所有社会秩序，因其完全依靠想象来维持，所以通常都会不自觉地将其溯远到人类的不可控因素，比如神旨，比如自然法则。而且，它还不断被真实世界的现实所强化、并通过塑造我们的欲望让其为巩固秩序服务。作者将本体分为“客观”、“主观”和“主体间”三类（不知道有何权威论述依据，不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秩序属于“主体间”这一类，不依赖于个体而存在，只有当“大多数”都死亡或改变想法后，这种存在于“主体间”形式的事物才会改变，而要让“大多数”都死亡或改变信念，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者甚至比前者还要难做到。要改变秩序，通常都需要有另一套秩序先被想象出来，然后还有传播和说服。后面还会提到，一套文化或者文明或者秩序要有生命力，其中甚至必须是要包含矛盾的，比如“自由”与“平等”。也就是说，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套秩序是完美的，甚至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秩序，这是人类社会种种动荡的根源。
10. 金字塔尖的人
秩序很难是完全由金字塔尖的人编造出来的，尤其是他本人都不相信，却能够编出一整套的秩序要求。但要维持这套秩序，则需要持续投入精力，既包括坚定的信仰者的传道，也不惜采取暴力。
11. 文字
智人的大脑没有演化出记录数字的能力，而农业发展以后的社会复杂到必须依靠数字来管理，于是各个农业社会都不约而同地创造了“数字”这种“部分表意”（partial script，而非完整表意full script）的文字，用来辅助人类记忆。这种文字最早出现在5500年到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社会，再过了一千年，苏美尔的文字逐渐演化到可以完整表意，称为“楔形文字”，差不多同一时间的埃及也有了象形文字，中国还要再晚一千年，中美洲则再要晚500到1000年。
发明文字用于记录是一回事，发明编目和检索的方法则是另一回事，考古上已经发现了大量形态各异的文字，但只有苏美尔、古埃及、古中国和印加帝国的文字发展出来成熟的编目和检索方法，而这种非常有别于人类大脑本能思维方式（发散的、联想式的、目前还没弄清为何如此高效的检索方法）的方法，甚至造就了一种人群——官僚阶层。这种组织文字的方法，更逐渐演化为对“逻辑”的记录，从而孵化出本来不为人类大脑所理解的“科学”。
这里作者没有讲清楚“文字的编目和检索方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得有些糊涂。
12. 阶级
就像对文字的组织一样，人类还完成了对人类自己的编目和检索方法，那就是阶级或者叫阶层的组织，它虽然完全来自于想象，但却有助于人类高效地识别陌生人，同时能够认可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能够高效地合作。
正如所有依靠想象构建的秩序一样，阶级的划分也毫无例外地溯源于非人类可控的因素，而且再经过现实的强化，成为一种自洽的超稳定结构，如果没有外部力量介入，甚至是牢不可破。
13. 男女
由于男女有天生的、生物学上的明显差异，它的阶级划分来源和合理性就更有争议了。关于何为“天生”、何为“后天”，作者这里给出了一个绝妙的判断方法：“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翻译得有些别扭，不知道原文是什么，出处何在）。作者举了几个让我脑洞大开的例子，比如女人能生，这是天生的，而女人必须生，则是后天的文化要求，比如嘴巴能吃，这是天生，嘴巴只能用于吃（不能接吻、说话）则是后天。男人可以是男性，这是天性，但“够男人”则是文化要求。
关于为什么各个农业社会都是父权当道的原因，作者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包括“肌肉理论”、“流氓理论”（侵略个性）、“基因理论”（女人挑选男人），所有这些理论都很容易在动物世界中找到反例。作者认为“更善于合作”应该更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导者，而女性公认更善于合作。但他同时也在质疑这个前提，也就是说“男人更善于合作”，那么实际上就会有一个“合作理论”。
我更倾向于认为男人更善于合作，虽然女人看起来社会性更好，尤其是小女孩。很多心理学成果认为人类具有某种从众心理，潜意识中乐意服从权威，这有可能是人类从远古时代演化过程中遗传下来的，而男性更乐于展现自己领导能力的一面，而且通常也会认为，男性的领导能力更好，虽然这里不排除有鸡生蛋蛋生鸡的隐患。
14. 文明融合
文明融合的三大力量：金钱、帝国和宗教，所谓融合，实际上就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作者认为，历史的趋势就是，全球在这三大力量的推动下，所有人都可以合作，或已经在合作。
贸易或许不是人类的本能，但分工促进了贸易，而贸易则促进了人类（社会）继续演化，这是《第二天性》的观点。本书作者没有解释金钱何以能够促进文明融合，但对于金钱促进文明融合的过程描述得很清楚。不过，关于“钱是互信系统的媒介”的概念，其实很多经济学著作中都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这一章作者如果能够分析得更“底层”一些就好了。
关于帝国这一力量的分析，则又让我脑洞大开了（本书让我反反复复脑洞大开，让阅读充满了快感）。帝国是不限于民族、宗教、阶级，仅限于王朝权力的实体，但又和一般的“王朝”不一样，它是扩张性的，而且它的立国理念支持它不断扩张。帝国对于民族同时兼具包容性和毁灭性，这种素质就像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一样，极大地减少了形态各异民族或文化的数量，即使帝国崩溃，各民族反复掀起“文明复兴”大潮，实际上所复兴的也已经不可能再是最初的文明了。当代虽然仍然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绘制世界地图，仍以民族属性为界限划分人群，但已经有一种趋势在淡化这种边界和界限。当然，也还可能有反复，就像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
宗教则从另一个方向统一文明，虽然很多时候会和“帝国”结合起来，但更多的还是民间的力量。相对“金钱”和“帝国”，此节把更多的篇幅留给了“宗教”的本质，如果“金钱”那一章也这么写就好了。
作者给宗教下的定义包含两个要素：超人类的来源、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宗教并不一定是信神的，比如佛教的核心就不是神，而是某种宣称人类同样没法改变的自然法则，包括道教、儒教。但宗教要想成为“文明融合”语境中的这种宗教，还必须具备“普世皆同”和“坚定传播”两个特性，否则只能局限于小圈子，不足以去融合文明。
关于宗教的起源，作者给出的理论是，农业社会之后，人类与驯化后的动植物不再能平等的沟通，而是有所求，于是就有了“神”来代替人类与它们沟通，满足人类的欲求，——人崇敬神，神帮人解决问题。“多神教”比“泛神论”中的神更为抽象，也能替人解决更加抽象的问题。多神教并不与泛神论冲突，但它明确提高了智人的地位，因为世界变成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人已经明确区分于万物了。
多神教甚至泛神论都像一神教一样，相信在众神之上有一个更高级的权威，或者是位具体的神，或者实际上就是整个宇宙或所有规则的代表。但一神教的最高神明是有善恶观的，是有终极追求的神，这就和多神教的最高神明的“无欲无求”不同了，后者仅仅是某种自然规律的象征，人类会想办法去领悟它，但崇拜它是没有用处的，它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而一神教的神，则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全能的、“入世”的神，它会垄断人类的崇拜，是排他性的，正因为这一点，才引起古罗马帝国的镇压，因为信上帝的人不再承认皇帝的神性了。无论是泛神论还是多神教，都不具备这一点，这也是一神教给世界带来近千年的灾难的原因，没有任何多神教有如此威力。
知道了一神教的这个本质特征，就能理解，实际上天主教下的圣人系统就是“多神”，也有“撒旦”代表恶势力的神，但不影响天主教是标准的一神教。
“撒旦”的概念很可能是基督徒非正式地吸收了“二元论”宗教的“恶神”概念，这种“善、恶”二元的宗教，比如袄教，是人类试图解释“为什么世间存在恶”的疑问的一种尝试，虽然它们解决了“恶源”问题，但却缺少有说服力的“法则”来说明善恶之战的原则，而这在一神教里是可以轻松解决的。一神教中为了解释“恶源”，提出了很多理论，广为人知的“伊甸园之苹果”，以及“潘多拉之盒”，但对于为什么全能的神要设置这样的“劫难”，仍存在很多疑问。
佛教作为崇拜自然法则的代表性宗教，作者也花了不少篇幅来讲解其教义本质。对于人世间的痛苦，释迦牟尼找到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冥想，将注意力集中在“我现在的感受”上，而不再追问“我来自何方”、“我去往何处”这样的生命本源问题。佛教不去解决痛苦，而是教导信徒如何不受其影响，它排解的是“欲望”，认为这才是痛苦的本源。作者认为绝大部分信徒都达不到佛陀所希望达到的境界，因此仍然是世俗的，而佛教倒也不反对世俗。说到底，释迦牟尼并不关注救赎，他希望信徒能通过修行自我救赎。实在救赎不了，他也不关心。《晓松奇谈》里提到，佛教没有“教宗”，没有层级关系，不像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教义更接近新教，但却保留了寺院这一组织形式，不知道大众眼中的寺庙乱象是否就来源于此。
还有一种宗教，以前传统意义上并没有把它当作宗教来看待，就是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崇拜。作者举了“自由人文主义”、“社会人文主义”和“演化人文主义”三个例子，他没有评价这些主义的正确性或优劣，只说了这些主义的来源，甚至认为目前最主流的“自由人文主义”（即崇拜个人的自由意志）在生物学上并没有依据，它仅仅是源自基督教自由意志的人本想象。自由人文主义和社会人文主义分别来自一神教中的“自由”、“平等”两个实际上矛盾的理想信念，并无正确与优劣之分，而演化人文主义最初也来自于那个年代的生物学研究成果，虽然这个成果随着基因研究的深入逐渐被证伪，但一定程度上基因研究很可能也在证明着演化人文主义的“正确性”，只是人和人之间天生差异的大小及差异原因分析与几十年前不同而已。
15. “如何”和“为何”
文明一直在融合，至少现在看起来是这样。研究文明如何以某种方式融合，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要想说明“为何以此种方式而不是以另一种方式融合”，则是另一回事。作者清楚地指出，所有的解释其实都是“马后炮”，但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在于预测未来，而是要“开拓视野”，了解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从而知道很多历史并非必然，人在关键时间点的表现，往往会决定历史的走向。作者所提到的“历史是一种二级混沌系统”的理论相信是有参考文献支撑的，所谓二级混沌指的是预测本身会引起改变。这有点像“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即测量动作本身会影响测量结果。股市就是典型的这种二级混沌系统。
16. memetics
在说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时，作者提到了我曾经看过的关于“谜米”的理论，袁越推荐的。我当时对这一理论嗤之以鼻，因为它完全基于猜想，毫无证明，而各种例证实际上也都有其他似乎更合理的解释。现在来看，虽然提出这一理论的人自己可能没有把这个理论说清楚，但这个理论的划时代意义不容否认。物种的成功是基因的成功，与物种中任一个体的成功（“幸福”）毫无关系；文化的成功也可以说是“谜米”（译者翻译为“迷因”）的成功，人类及其活动也只是谜米传播的媒介，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和博弈论中的很多论点，实际上都与谜米理论切合。
人类的选择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文明的方向，又有多大程度实际上是不可控的“谜米”在影响，作者并没有说。也许这本来就是不可证明的事情。作者很明智地将自己的着墨点局限在“描述这一现实”上，让人们知道，历史并不一定就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不能盲目乐观。而知道这一事实之后如何选择，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不清的事情了。
17. “承认无知”
作者认为，主流社会承认自己的无知是人类开启科学革命的标志，哥伦布甚至可以作为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分界线，因为他一方面希望探索未知世界，另一方面又咬定自己所发现的是印度而不是美洲。作者在第14章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科学革命前后的差异，有些累赘。
18. 科学革命的推动力
第15章和第16章分别描述了科学革命的两大推动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但我感觉作者遗漏了前面提到过的三大融合文明力量的另一个力量：宗教。
而且，帝国的推动力，其实背后还是“资本”。我很认同作者所说的“科学革命”的标志就是“承认无知”，但究竟为什么1500年之后西欧和南欧人突然像开了窍一般，顶着教会的压力（其实教会基本上是动力之一，这一点作者似乎有意无意的忽略掉了），开始承认自己无知，并开始探索未知的世界，作者似乎没有解释。当然，作者提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影响，因为新大陆让旧大陆的人突然觉得世界还有很多书上没写过的东西，但哥伦布的动力来自哪里？为什么他突然想到要去发现一条前往东方的新航线？其实其他很多资料都解释了，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垄断了与东方（主要是印度和东南亚）的贸易，欧洲王室急于寻找新航线，尤其是新统一的西班牙。而哥伦布则相信前人的一个假说——地球是圆的。
作者给出了“为什么是欧洲”的两个答案：科学和资本主义，但没有对此展开更详细的分析，即为什么“科学在欧洲萌芽而不是其他地方”？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欧洲萌芽而不是其他地方”。当然，这些都有很多资料分析过了，但作者在此忽略掉，仍然有些奇怪。此处堆砌了大量的例证，却缺少必要的分析。
我觉得，科学革命之所以在欧洲发生，有多种原因，其中肯定包括“重新发现希腊”的文艺复兴，包括天主教徒对上帝及其创造的大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以及整个中世纪保留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15世纪的欧洲四分五裂的政局以及面临来自东方穆斯林的压力，还包括紧接着发生的宗教革命，解放了很多欧洲人的思想，重塑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和科学发展的道德观。《枪炮、病菌与钢铁》里解释了四分五裂的政坛对于创新的好处，——科学正如农业，并不是一开始就带来显著的优势，它需要容忍试错的土壤。
19. 作为种族主义的文化主义
哪一个人种优越，这种种族主义论调已经被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击了，没人敢再提，无论它是否有新的生物学上的证据。但实际上西方中心的、以自由主义为主的价值观，已经具有了当年种族主义的诸多特征。
20. 金融
虽然以前看过很多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书，但很奇怪，看到本书中对资本主义促进科学革命的描述，感觉第一次理解了金融的正面作用。作者对资本主义推动科学革命的解释非常生动，很容易理解——对未来的信任促成低成本信贷，而低成本信贷则既鼓励帝国主义又鼓励科学研究，帝国主义的成功以及科学革命的正面作用都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从而不断推动帝国扩张和科学发展。
书中有个有意思的例子，法国的衰落，就和路易十五应对密西西比泡沫失策有关，甚至因为政府债台高驻，路由十六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筹钱，于是发生了法国大革命掉了脑袋。
至于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自我保证公平的能力，不同的理论都有很多支持者，在美国，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本质区别。
21. 资源消耗
工业革命作为科学革命的成果之一，实际上是一个掌握效率更高的能量形式转换的过程。资本主义对于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大，这个谁都承认，但科学革命一直在放大可利用的资源总量，这个也谁都承认。但科学革命还能否继续放大资源总量，这一点其实谁都只能凭历史经验猜测，没有人能够确保。作者认为能源总量是没问题的，缺少的是一个“抽水泵”。但这个抽水泵还能不能继续改进，他只是保持乐观。
22. 人道主义
如果不仅仅把动植物当作是一般的无生命的资源，而考虑它们的“心理感受”，资本主义乃至于科学革命，都犯下了滔天罪行。如何定义人类的基本需求和奢侈需求，从而定义何为必要的食物链行为何为“不人道”的虐杀，似乎很难。回到认知革命以前，人类并不能因为掌握了统治世界的力量而天然拥有对所有其他生物（包括非生物）生杀予夺的权力，那是否应该让人类主动放弃发展呢？甚至让人类做出自我牺牲？环保主义者当然有一套自己的衡量体系，但处于不同消费水平的人，对于温饱有不同的定义，恐怕很难说服美国人按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活标准来消费，也很难说服埃塞俄比亚人在有条件像美国人一样生活的时候放弃这种追求了几辈子的生活。
23. 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智人的演化已经摧毁了很多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或是社会架构，尤其是科学革命及其成果之一的工业革命之后，国家和市场已经替代了家庭和社群，让个人在历史上最大程度上独立出来。当然，几百万年的演化也还是给人类的心理留下了一些需求，比如没有了家庭和社群，人类很快想象出来并接受了民族、“粉丝”之类的新社群概念。
人类享受着历史上仅见的全球和平，尤其是绝大多数人不再认为需要防备战争（或简单如与他人之间的突发性暴力冲突）很快发生。这当然不仅仅是每个人的主观愿望导致，现代社会让权力集中，减少了随机发生冲突的可能。现代社会还将有形的财富逐渐转变成了无形的财富，比如创意、比如金融，同时还将所有人连入了一个相互频繁交互、密不可分的大集体，这一方面降低了战争的获益（就像抢劫只能获得难以花销的信用卡），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战争的成本（就像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朋友，打架时总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人下不了狠手）。另外，不打仗也第一次有了减少牺牲以外的额外收益，因为市场（资本市场、消费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规模越大越顺畅，资本主义获利越多。
这样一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人类值得骄傲的时代？这就引申出“幸福”或“快乐”的问题。本书认为，“快乐”本质上是一种生化反应，人类长期的演化历史，让人类的快乐感觉永远不会缺，也永远不会持久，这有利于繁衍。归根结底，人类的心理不是为人类个人的感受准备的，是为了基因的繁殖。所以，所有的“快乐”都是相对的，没有标准，研究当代人是否比其他时代的人更快乐，就像研究中国人是否比美国人更快乐一样，成了没有答案，甚至没有意义的问题。
作者显然比较欣赏佛教对于“快乐”的认识，而对当代主流的“以个人感受为最高权威”的自由主义哲学略带嘲讽。释迦牟尼希望信徒不要去追求快乐，因为那是虚幻的感觉，这个理念确实和“快乐是一种演化形成的生化反应”很像。其实几乎所有传统宗教或哲学都在教导人们不要太关注“快乐”。
如果不追求“快乐”，那人类，作为人类本身，而不是基因的载体，应该追求什么呢？尤其是在这个科学革命已经进入人类自身的基因领域，从而有可能按照人类自己的意愿修改人类的生理、心理属性，甚至“创造”不同于智人的新人类形态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作者倒不是如最后一章标题《智人末日》初看起来那样似乎在预示着人类的末日（《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后续《崩溃》，Jared Diamond教授就陷入到“人类即将灭亡”的非理性陷阱中），他只是觉得，科学革命已经让人类（特指智人这一形态）处于一个“奇异点”（Singularity point），这个点将使得前7万年的“文化”都变得只有考古学上的意义，正如智人看待尼安德特人，而且甚至“未来人”与智人的差异可能还会比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差异更大。如果说前7万年，智人改造了世界，但自己的生物学属性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现在，他已经开始着手改造自己了，这一意义上的“智人末日”，实际上是智人作为物种的演化，而这一演化已和以往自然选择不同，——智人具备自己选择自己的演化方向的能力，而不仅仅听任自然选择。按照以往的经验，尤其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科学革命相互促进的经验，这一趋势不可阻挡。但糟糕的是，智人还没有想清楚该往何处改造。
看完了这本书，结尾也提到了《Frankenstein》这本1818年写的跨时代的小说，刚好前段时间碰巧看了一遍Robert De Niro演的改编电影，成书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反思科学革命的年代。人是否准备好了像上帝那样创造人？创造出来之后，人该如何接受他，如何与他相处？他自己又如何定位自己？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似乎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