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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上的照片太抢眼了。
一片风雪中，男子的面孔和他肩上的猴子一样，布满了深深的沟壑。因为风雪吹的睁不开眼居然表现出一种似笑非笑的朴素，反倒是猴子的眼睛里有一种坚毅，一种艰难生活中磨砺出的宁静。
他叫杨林贵，是这本《最后的耍猴人》一书中的主角。
摄影师马宏杰的镜头跟随了他十年，用照片这一最直观的方式展示了这群社会边缘人的全部生活，以及猴戏这门上榜非遗名录的民间艺术，在现实生活的里如何举步维艰，行将朽木。
偏见往往是因为不了解并止步于不了解。
马宏杰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在另外一本名叫《西部招妻》的书中，他真实地记录了两个农民在中国西部“买老婆”的曲折经历。画面朴素真实，佐以文字做解，让整个故事饱满鲜活。
纪实摄影师应当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目的是将不为人知的社会层面真实、准确地展示出来。为此，他需要有勇气、真诚和耐心，让自己慢慢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成为他们桌上咸菜罐子一般再寻常不过的存在。
他说，“我从事摄影已经快30年了。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通过一个很小的视角去表现社会。”
相比于《西部招妻》，这本《最后的耍猴人》的完成度要更高。拍摄者在纯粹的记录上迈出了一步。在保留了长期跟拍所积累的真实画面的基础上，更加有深度，立意也更高，而这形而上的部分由文字来完成，并没有喧宾夺主，反而是与照片构成了更加立体的世界。
1.
>>>耍猴人之“罪”<<<
让我们先来看最后一章，因为作为和耍猴人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普通人，我们最容易从表象上得出结论，而这种表现的展示最集中的来源则是社会新闻。
这是一则纪实文学手法叙述的新闻报道，干巴巴的基本情况如下：
2014年7月9日，河南新野四名猴戏艺人——鲍风山、鲍庆山、苏国印、田军安在黑龙江牡丹江街头表演猴戏时，被该市森林公安局民警以没带野生动物运输证为由带走，后被牡丹江东京城林区基层法院判定“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为恢复耍猴人的名誉，四位被定罪的新野猴戏艺人向黑龙江林区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案的最后审判结果是：撤销牡丹江东京城林区基层法院判决，改判上诉人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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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作为社会事件的报道，还是学者们的论文中，都在谈论“动物保护”和“传统文化”矛盾，谈论“规矩”和“法律”的协调。
没有人提到作为弱势群体的耍猴人受到的待遇，没有人追问那只猴子是怎么死掉的，更没人关心耍猴人和猴子朝夕相处的日常。
人们容易对已经定案的事件进行形而上的理论分析，毕竟如今大多数人在街头看到被拴着的猴子做出杂技动作时，第一反应就是指责他们如此对待动物（包括我自己）。
人们通常都是从表象出发止步于偏见的，而去了解他们真实生活的渠道又是如此狭窄和稀少，这就是马宏杰想要做的：展现这些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
这一章里，我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鲍风山抱着从冰柜里拿出冻得僵硬的猴子尸体痛哭不已。鲍风山说，这只猴子阿丹和他相伴多年，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演猴戏赚的钱，先后供养出了家里的两个大学生。
我们习惯用现代标准去评判传统，片面且急躁地对着古老做出“精华与糟粕”的划分。我们觉得被拴着的猴子一定是受到了虐待，穿着邋遢不洁的耍猴人一定是没有人性的施暴者，我们对于尚未了解的事情第一时间就凭借感性做出表态。
而在马宏杰的镜头里，耍猴人和他们的猴子，则呈现出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世界。
2.
>>>猴子与人<<<
他们大部分人是善良的。被问及愿望时，耍猴人的回答出奇一致——
“希望能赚钱回家过年。”
“希望能赚钱回家供孩子读书。”
“想多赚俩钱。”
在多年行走江湖的日子里，他们救助过很多遇到困难的人，出门在外的人有难处，谁不想让人帮自己一把，这样的帮助有时候就简单到给别人一碗饭。
他们遵循着行业的规则，约定俗成的东西谁说一定不比法律可靠。杨林贵说，他还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准乞讨。
“我靠耍猴赚钱，不给任何人下跪，这是我的江湖规矩。”
〖小猴子眼看追不上张志忠，索性趴在地上，撅起屁股，脸朝下呜呜叫起来，声音很像小孩的哭声。张志忠心疼地走回来，把小猴抱在怀里。小猴子爬回张志忠身上后，一个劲往他怀里钻，还哼哼唧唧地撒着娇，样子可爱得就像一个婴儿。〗
〖他对待猴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怕猴子累着了。坐在杨林贵肩上的猴子也好像知道主人的辛苦，不停地替老杨捏捏脖子、捶捶肩膀，把老杨乱七八糟的头发扒拉几下。〗
不论是怎样的边缘社会，都还依旧是人的社会，而时间和真诚培养出的情感是最有用的通行证。
十年时间，马宏杰和他们一起扒火车、睡桥洞、吃清水白菜面条，被保安、警察、城管盘问和驱赶，这个小入口、大天地的世界终于向他展开。
他记录了这个群体的艰辛，几乎和所有的边缘人群一样，贫穷是最核心的原因。他第一次来到河南新野时经历的一次对话就直截了当的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俩费了好大的劲给她解释：“我们是来拍摄照片的，是拍村里耍猴人生活的题材，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百姓故事》一样。”她又问：“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能不能让我们富起来？”〗
面对“虐待动物”的指责时，杨林贵大概是无奈的。
对于耍猴人来说，猴子就是亲人，是家里的贵重财产。他们是靠着演猴戏才能支撑家里大部分生活，他们宁愿自己受苦，也要照顾好猴子的。
“从小它们就和我们吃的一样，除了不吃肉，其他东西只要是人吃的它都吃，很好养。”吃饭时，煮好的面条要先给猴子吃，不然，猴子真的会直接抬手将锅打翻。
原来猴子才是大王。可以和小主人一起睡觉，可以爬到女主人身上吃奶，可以欺负家里小狗。它们会自己爬到编织袋里，陪着主人走南闯北，配合主人上演一场“人猴冲突”这一高潮。
可惜，这刻意安排的冲突，反倒成了不明真相围观者指责他们“虐待”动物的证据。
3.
>>>将逝的猴戏<<<
“最后的耍猴人”，带着一点凄凉和感伤。马宏杰不止保留了在《西部招妻》里对当下状态的如实记录，对于新野猴戏或者说是中国的传统猴戏艺术，他有更深层面的追溯。
耍猴人的生活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示。一个个与猴相关的人和家庭变得具体，有温度。对于这样的家庭，猴子一面是成员，另一面也是守护他们的神灵。在耍猴人成亲时，一只小猴被带到新人面前，寓意早生贵子。
还有能真正被称为“艺术的猴戏”。大概很多人都不会了解，猴戏有正戏和杂戏之分，通常一场猴戏是由6出正戏构成的，可以带着面具演出的“艺猴”更加难养难训。
在那时，甚至还衍生出一个专门的道具制作行当来配合它——手工刺绣的猴子戏服是绸缎做的，设置了暗格的戏箱用来藏钱，还可以根据猴子的体型，制作不同大小的面具。很开心，马宏杰对猴戏的唱词进行了完整的记录。
生活在底层的人总是带着一种怯生生的神情，他们并非不明白在整洁有序的大城市里自己是突兀的那个，但生活压在背上，不能讲究太多。
马宏杰写道：“非典”之后，杨林贵就不愿意到城市中心去耍猴了，他觉得现在都在创建文明卫生城市，他不想给城市抹黑。
新野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做这个职业了。他们走了出去，被世界的繁华开了眼睛，除了觉得危险和辛苦，看待这门手艺时还添了些羞耻心。
当然，还有与时俱进的人。他们明白了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合时宜，又早已脱离不了和猴子的关联，于是他们开了繁殖驯养中心，培育猕猴提供给旅游景区，“现在中国景区百分之八十的猴子都来自新野。”
文化水平和眼界决定了从耍猴人到猴老板的转变方式。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门古老艺术很多时候已脱离了艺术性，成为和乞讨、流动人口相关的贬义词。
我不知道它是会继续保有生命力，改头换面以另一种方式重新适应这个社会的文化和喜好，还是彻底消失，和“古老”中的“糟粕”一起，被掩埋在过去的落后和贫瘠中。
正因如此，记录才更有意义。
这意义不仅是展现了社会底层人群的不易和现代人生存的多样性，用10年的跟拍影像让这样一个真相更有说服力，那就是：这群耍猴人不是“动物虐待者”，更重要的，他是以一种带着尊重和伤感的目光，目送一种古老和一个人群体面地离场。
就像有一次在景德镇，一个16岁的女孩看完猴戏，对他说：“老爷爷，你这一生给多少人带来了快乐啊！”
杨林贵听后，那天一路上都很开心。
最后，想用马宏杰的一段话做结尾，这种语句里的情感必然是来自于十年的相处——
〖我想，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地区贫富差异至今还很大，我们每个人不能以自己生活的地区的生活方式去理解另一个地区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很多生活方式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在一个贫穷的地方，一个人能找到一种不违反法律和伦理的方式生存下来，能自食其力，就很不容易了。这就像生活在当下的我们，不能去评价、指责古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程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