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很早就买了，借给一个从未谋面的朋友后，就没有回来。终于又买了一本，在去无锡和千岛湖的路上和酒店里断断续续读了大半。
路上有人问我出来玩为什么还读这么严肃的书，我觉得这书一点不难读，虽然是个严肃的话题，但是并不是难以咀嚼下咽。后来面对着暮雨笼罩的千岛湖的山水，在阳台上读着这座城里发生的事，异常伤感。想想这里的水下也有两座古城：贺城和狮城。山水还能重来，旧城已经逝去，人也已经不再有人挂念。是日，北京“鸟巢”拆除支架，独立站起，悄悄的窥视着故宫，也算是这段历史和这本书的注解之一。
记得前段时间看过一本梁思成的传记《梁思成的山河岁月》，隐约的描述了一点这段历史，但是更多着墨于人。王军在这本书里用了忧郁的笔触描述了这十几年间的是是非非，但是作者没有说什么是是非非，用的是一个记者的客观视角和数百幅照片和图片以及大量的访谈和档案资料来阐述北京城是怎么一点一点被扒掉的。
我很早就看到过梁思成的这句话：扒掉一层墙就像扒掉我身上一层皮，拆掉一块砖就像挖掉我身上一块肉。我只是隐隐可以感觉这种痛楚。后来我去了山西，看见了壮美的应县木塔，这座《中国建筑史》多次提到中国现存最早之一的古建筑，想像如果看着它被游人摧残慢慢老去死去，我渐渐体味到梁先生的这句话。而这本书里的北京是被一点一点扒掉的，就仿佛让你亲眼目睹。而他们中也有很多专业人士，他们中也有很多确实的理由。这才让你真真切切的感到梁公仿佛唐吉诃德作着最后的努力，可以感觉他的希望一点一点化作泡影，这才是痛彻心扉。
拆一座城固然让人心痛，尤其是一座世界独一无二的城，而中国可能拆了几十座城；拆几十座城固然可怕，尤其是拆掉了一种文化和传统，而很少人反思为什么；反思的人尽管少但不是没有，但可以看到的是还在继续的毁灭。
正好这些天上演《东京审判》。很奇怪这应该是一个需要做纪录片的题材，而先出了一个电影。难道仅仅因为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是民国政府派出的？片子本身不算难看，而且可以看出导演试图用一种客观真实的方式表现这一事实。但是全篇弥漫着复仇的印记，包括片中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少量宽容作为调剂。
作为审判按中国的话来说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那么提出证据，认定罪与否，合理量刑是作为审判的基本要素。编剧和导演也在努力寻找这一主线，但是还是透出编导不经意的跳过证据和事实，试图用结果来表达复仇的正义和胜利。这是中国人很久以来常用的方法，动机正确与结果正确。以色列在二战后用了将近三十年收集了纳粹每个罪人的证据，在大家似乎有目共睹的伤害面前，用证据把罪行钉上了历史。而中国人七十年来一直在愤怒，却很少把证据作为真实历史的一部分留存。
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感觉其中有点相似的东西。也许这是作为人类的通病，《九三年》，《动物庄园》里有过；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个古老早熟民族的民族性，《帝国政界往事》里是大宋曾经的故事。我们总是沉湎与激情燃烧，我们总是对自己有着“致命的自负”。但这是人拥有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不是丑陋。但民众的激情和努力总是被人利用，被人向着另一群人宣泄，而利用民众的权利每每成为了致命的诱惑。
当百万市民拆除城墙惊吓麻雀的时候与希特勒把百万德国国民送上战场是一样的，除非仅从结果来讨论。
没有古迹的北京，大家可以照旧生活；没有规划的北京大家，可以照旧堵车。中国的城市大抵如此。只是让我依然想有人说过的话，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所铭刻的马丁·尼莫拉的话：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