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奥《通话》这一短篇小说，题目设置即充满悬念感，读者读到题目不禁会思考：是谁与谁进行“通话”？“通话”的起因为何？“通话”形成了怎样的结果？单独的一个“通话”作为标题让读者理所当然的设想为主客体双方平等输出的一种对话活动，实际上“通话”在文中成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文章的开首处，叙述者就采用零聚焦的叙事方式，让叙述者显得无所不知，像上帝一样为读者披露任何信息：b与x的爱情破碎并逝去已经成为了久远的旧事，叙述者无意着墨于恋情热烈时的场景、也无心描绘失恋的苦痛。
两人热恋时不需要“通话”，正是“恋情结束后多年的通话”这一行动才让叙述者得以继续讲述他的故事：两次电话就让旧情人决定再见面，再见面让x得以在b面前大倒苦水，同床共枕让b对x的旧情复燃。
但正如叙述者所说，同屋而居让故事进入了“死胡同”，只有在作为小说行动元的x半夜要求b离开的时候，这一动作才推动故事继续发展。而b在被迫离开之后，故事本该到此为止，但又是x的“通话”让这个故事得以继续——每一次通话之后，b的态度就“越发冷淡”。
在目前为止故事发展中，依照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来看，如果我们把b当作作为主体的行动元，他的欲望和行动在推动着故事不断前进，而他最主要的行动就是发起“通话”。从这个角度看，x的行为就是在拒绝“通话”来让故事得以结束，作为行动元的x自然是这种叙事的客体。
在之后的故事中，情况本来有所改变：b提出要坐火车去看x，要“当着你的脸说话”，这遭到了x的拒绝。这是b在故事进行中第一次试图不使用“通话”来单独推动故事，但在遭到拒绝之后他就退缩了。在那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原本自身推动故事的手段——他又一次与x进行了“通话”，x则重复了之前的冷淡态度。在这个阶段，故事没有因为“通话”重新推进，而是回到了前一种停滞的状态——“通话”失效了。
接下来就是故事的最关键时刻：b在下一次通话中“偏偏不说话”，而且在x“请讲话”的要求中依然保持沉默。这是x在“通话”时效情况下的最后一次反抗，他试图以沉默为武器倒转“通话”的主客体关系——只要x在b沉默的时候率先说话，甚至只需要率先认出b来，在那一瞬间x就成为了使用“通话”这一行动推动故事的主体，而这也是b梦寐以求的。
b到底没有能够实现这一目的，他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明白了“x知道打电话的是他”，所以哭了出来——x无论如何都不会在他们的关系和故事之中做推动者。
正如叙述者所说，这个故事“平平无奇，令人遗憾”，因为怎么看都只是一个苦恋中的男子费尽心机却不能得偿所愿的、随处可见的失恋故事。但故事到这里突然一转，悄无声息地从全知的零聚焦转变为了限知的内聚焦：叙述者此时与b一样惊讶于x竟然被杀身亡了。
b从极度痛苦中缓过来又洗清了自己的嫌疑，在再也无法“通话”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完全出于自己意愿地前往了x所在地。到了弟弟面前，b坦白了一个叙述者之前未曾掌握的信息：“他在上一次通话中故意不说话的时候，通过x的反应判断出经常有人这样来骚扰x”。故事到这里，读者才终于明白，在上一次“通话”后b所说的“再也不给x打电话了”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认识到了通话已经失效，更是因为他心中的妒火让他无法忍受有任何其他男人在享受自己在x面前相同的待遇。叙述者在开首所说“b在一生中某个时期曾经准备为x献出一切”，显然在旧情复燃的b这里，他并没有真的这么做到，他甚至都没有对遭遇骚扰的x伸出援手。
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提出，在同一文本之内、不同文本之间、文本与世界之间都存在着数不清的主题重复。同样的事既发生在文本内、又发生在文本外。“通话”作为这篇小说的主题，在文本内部以不断重复的方式揭示了b胆怯而懦弱的爱情。“通话”这一主题一方面作为能指，是不断出现的问题本身：人们不论性别、不论阶级，总会在无数个时刻依赖于通话“看似双向、实则单向”的欺骗性——人们期待着通话能够给故事带来好的走向，但当这种愿望落空的时候，人们就关闭了通话的可能。当我们反向来看这个故事，对x来说，她同样也只是在通话有利于故事的走向的时候在继续下去——在b在通话中沉默的时候，她本可以认出b并向他求救，而她则选择了静静聆听b呜咽的哭声。
“通话”与“见面”形成一种二元对立，人们在通话中失败的事项，本该求助于它的二元对立项。但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维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b鼓起勇气提出的见面是他对“通话”的反叛，但在现实情况不变的时机下，“见面”也被x彻底拒绝——我们的现实生活更多地时候都会像这样陷入在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之中。x从心底里厌恶骚扰自己的通话，但现实是，她同样厌恶通话的对立面——让b来自己的屋子里长期照顾自己，她并没有任何好转，她只能让b离开。显然x并不爱b，那么也很容易理解，x让b来自己屋里，也不过是她出于二元对立思维对“通话”进行反抗。
米勒所言“不断重复的主题”是问题本身的能指，但同时也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占据了原本能指的位置：x与b热恋时没有能够解决的矛盾，他们试图用再次相恋解决。x遭受的频繁地骚扰，她试图用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骚扰者”来解决。b失去的恋情，他试图用“扮演恋人的角色”解决。那么到最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b明知x不可能在“通话”中爱上自己，却还是试图用沉默为武器来扭转“通话”的停滞。
“通话”这一主题在文学史上的重复无需赘言，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无数优秀作品都试图用各种方式揭示语言的有限性、揭示二元对立思维的有限性、揭示人类在面对这一永恒的悖论的挣扎，波拉尼奥这篇短小精悍的小说为这一主题又奉上了自己的一处精彩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