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打字机是技术的社会建构、社会的技术建构的缩影，同时反映了中文与全球现代性的关系。通过20世纪的中文全球适应性问题，西方对东方的歧视与偏见从充满政治色彩的种族领域，走向技术设备领域。从这个层面上看，对中文打字机历史的梳理十分有必要。
在《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中，墨磊宁提出“技术语言学”的概念，可以说，整本书都是围绕这个“让中文书写纳入全球信息的现代化进程”而进行。
20世纪，雷明顿公司的单切换键盘打字机统治了字母文字世界，成为衡量世界文字“效率”和技术语言现代性的标杆。遇到自成一体、难以拉拢的中文后，谢卫楼、周厚坤、舒震东等中外工程师、语言学家从常用字、拼合、代码三种逻辑尝试拆解中文，在国际关系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下各自发展与失败。直到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把这三种逻辑融合起来，以建筑学分类法对汉字进行分类，这在语言学实践中史无前例。更重要的是，林语堂关于“输入”理念的引入和实践，开创了一种新的机械书写和人机交互模式。“输入”，以及随后人们在打字机使用过程中对“预测文本”的实践，支撑起现代中文信息技术的发展。
全书翻译非常流畅，译文语言风格正统，同时在生动处能鲜活起来，可读性极强。
也许是为了配合主题，全书字体比较接近活字印刷的粗体宋体，字重很大，阅读感很好。引文是有压印感的活字印刷体，很有代入感。
如果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历史，对中西方社会和历史进行比较，是最易写的主题。而深陷于西方视角，从西方优越论出发，又是这些主题中最易出现的内容。
这本书虽然也从西方的打字机写起，但开篇就主动打破西方优越的倾向，破除对字母文字的神圣化，提出西方基于拉丁字母的信息处理技术是“一种伪普适性系统”、有类似语言帝国主义和霸权的倾向。“人们把中文打字机的字盘比喻成辽阔、奇异的月球表面，而把中文打字的过程形容成‘堪比登月’。”西方对“中文巨兽”和庞大中文打字机的荒诞设想，底色正式对中文的驱逐、对东方的歧视与批判。
引言部分与其说意在说明“中文里没有字母”的背景和事实，不如说是通过大篇幅的历史梳理和例证，首先剥离西方优越的前提，打破西欧和美国对中文的夸张想象，把观察的视角放在中西界线之中，尽量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回溯历史脉络。
“从方法论上讲，我在本书中的态度可以被表述为‘康正行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写出一部单一的、和谐的、无争议的、盖棺论定的中文打字机历史，而是希望为不和谐、矛盾甚至不可能性留出足够的空间，甚至将其视为富有成效的、积极的，更贴近人类历史实际形成的方式……在理解中文打字机和中文信息技术的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同我们的‘雷明顿自我’保持批判性的关系，同时，还需要时时提醒自己，单靠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是不足以让我们摆脱这个启发式的、经验主义的思维框架的。”
“当我们在阅读那些关于巨型中文打字机的带有贬低意味的漫画，或者那些讨论中文技术语言之‘低效’的看似中立的陈述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凝视我们过去蓬勃的技术语言想象力的死亡面具——看着机器本身及设想机器的方式的丰富生态瓦解，消失在一元化的雷明顿世界里……‘中文打字机’作为巨型的他者，是20世纪的西欧和美国技术语言想象力坍缩的产物。”
这本书写到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和新中国成立后打字机在字盘编排方向的改进后结束，在结语中顺畅引入了作者下一本关于中文计算机历史的书。整篇结语的落点，依然是消除西方对“中文巨兽”的偏见：“当我们继续探讨计算机和新媒体时代下中国和全球的信息技术时，我们仍然面临着一项巨大的挑战：把我们的想象力从一段从未发生过的历史中解放出来。”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方面是历史研究方法中对预设的审视和解构，以及对批判性反思的实践，另一方面更像是一种中国文化发出的自证的声音，只不过这样的自证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或者说，这是“他证”比较合适。
英文研究专著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大量同义替换传递出的观点和倾向，这简直是我看外国作品的一大乐趣。中文喜欢重复，一眼扫下来，满篇是整整齐齐的同一个关键词。相比之下，英文忌同词重复，专有概念解释清楚后，还会用大量同义替换进行多角度的描述，有趣得多。在不惧怕类比、比喻的情况下，极具情感倾向的动词、形容词、副词频频出现。这并不会弱化或消灭论述中的精准与理性，反而正是在这种充满感性的描述性话语中，说理过程变得更加广泛、更加生动鲜活、更加直观可感。
“通过勾画中文打字机那荒诞滑稽的巨兽形象，批判中文的人使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引用臭名昭著的社会进化论，并在相对清洁和客观的语言的技术适应性领域卷土重来。针对中文的这种现代技术性批判，诞生于由打字机滑动架和滚筒构成的干净的、塑料与金属的世界，而不再基于认识、文化、种族、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等带着血液温度的术语，这种批判将按照其古老而久远的先辈们的遗嘱和教诲，以机巧、低调的方式继承其话语遗产的全部内容。”
这也是全书中我最喜欢引言的原因——对中文特征、中国文字改革与现代性发展和中文打字机历史的进行综述性介绍，把握透彻，又增加了许多全球全局视角，同时不失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微妙调侃；点明西方在字母打字机基础上对中文开展的围剿与驱逐，傲慢到直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西方仍旧对中文无甚了解，从19世纪到21世纪，从打字机到奥委会规则的伪普适性暴露得淋漓尽致……尽在这篇短短的引言中。
正文以历史梳理和史实考据为主，生动有趣的语言少了很多。不过配合前后文，同样让人拍案叫好：
“他们（打字机研发者和制造商）集结了手头一切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对汉字展开了一场冷酷无情的、全方位的围剿——一种从技术语言层面排斥中文的行为。从这时起，需要为中文打字技术之‘不可能性’负全责的是汉字，而不再是单键盘打字机本身的任何局限——如果说中文在技术语言层面上是‘贫乏的’，那么这种贫乏完全归咎于汉字。换句话说，通过将世界上最古老、使用最为广泛的书写系统之一驱逐出这个领域，单键盘打字机最终实现了它的普适性。”
“输入的兴起绝非顺水推舟，它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沉重。输入的诞生，源自一段长达150多年辗转反侧、忍辱负重，当时，生活在中文信息环境中的人们从不允许溜入即时性的美梦中，就像生活在字母文字世界的人们那样。”
此外，书中还有两个让我有触动的点。
一是关于中文本质特征与其形成的拷贝文化，来自徐冰为本书作的序言。这种观点我第一次听说，觉得有点道理，但不知推论在何种情况下或受到什么因素影响，才算成立。
“由于中文众多的字符，使每一个开始接受教育的人，都要用几年时间摹写几千个字形，这使中国形成了特有的拷贝文化。古体诗中讲究的‘用典’，与现代版权法是冲突的，就像图形文字与字母文字，在打字机原理上反映出的冲突一样。”
二是关于中文打字机是“失败者的历史”，这是一种对我来说很新的观点，我暂时没有知识储备进行讨论。
“显而易见的是，与‘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这一流行说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现代中国文字改革这件事上，它记载的是‘失败者’的历史；这些失败者包括陈独秀、鲁迅和钱玄同等人，是他们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我们醉心于这些积极发声的少数人所高举的轻巧的反传统大旗：用炽热、传播力更强，但本质上很天真的呼吁，号召人们废除汉字；用英文、法文、世界语或是某种罗马字母化的书写方案全面取代中文。同时，对于那些最终使得中国当代信息环境成为可能的人们，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也是一群反传统者，其热情不亚于前者，但其工作主要属于技术层面，面对着一系列棘手的挑战，但最终取得了空前成功，且意义重大。与那些著名的废除派人士不同，现代中文信息架构的建设者和使用者从未出现在课程大纲上，他们的著作甚至未被列入中国近代史的史料汇编中。”
“在开始这次考察前，我们需要摆脱汉字废除派的轻巧和反传统主义，同时放弃任何关于‘所有技术史都是胜利史’的幻想。很多中文电报码、汉字检索系统和中文打字机，只是对汉字如何在字母霸权时代可能生存下去并发挥作用的猜想和狂想。”
“在倾听中文打字机时，我们无法奢求将自己隔绝于一间和平宁静的隔音室中，通过高保真的音响来仔细分辨它的声音质感。相反，我们更像是身处一个嘈杂的咖啡馆，乐声此起彼伏，我在其中努力分辨它那微弱的声音。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一部‘以中国为中心的’中文打字机史——或者中文现代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