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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轻的方式写重的小说
班宇的第三本小说集名叫《缓步》。和“逍遥游”不同，“缓步”是一个沉思的状态，前者会让人想起御风而行的剑客，后者会让人想起人思索和停顿的过程。班宇先后用“逍遥游”和“缓步”作为书名，看似气息不同，但如果我们读过《逍遥游》的同名小说，就会发现《逍遥游》并不逍遥，与之相对，《缓步》虽然与中年生活的尴尬、庸碌、冷暖自知有关，但《漫长的季节》里轻盈化的处理、《活人病史》中大胆使用议论的设置，都体现出班宇的抱负不只是要写一部沉重的“中年故事集”。
谈论小说集可以有很多方式，有人喜欢漫谈，有人喜欢刻薄，而谈及《缓步》，我想先从其中一篇入手，那就是《于洪》。《于洪》符合一篇好看小说的标准，它塑造了令读者信服的人物，它有值得琢磨的结构。有三种小说，一种是以语言为驱动力的小说，一种是以故事为核心的小说，还有一种是以人物为主的小说。三者并不绝对，互相混合，《于洪》介于后二者之间。
小说中，主人公“我”是抗洪一代，抢险子弟兵，1999年从部队复员，一时找不到工作，恰逢十二月初，母亲从单位下岗，灰云笼罩在世纪末的上空，赶巧有个战友三眼儿撮合，哥俩合计办了个烟摊。三眼儿他妈常年卧床，他姐郝洁照顾母亲，“我”常去三眼儿他家，因此认识郝洁，时间久了，“有了点跟郝洁在一起过日子的错觉”。小说前三分之一部分平实地叙述了“我”、郝洁和三眼儿照顾三眼儿母亲，却无奈地一步步看到她被死神带走的过程。
在小说的衔接部，班宇插入了一些闲笔，为后文铺垫。比如发生在沈阳的“四一〇大案”，十几条人命，主犯四人，两对兄弟，主事儿的哥俩姓李，哥哥李德文，在线路大修段上过班，弟弟李德武，以前当过兵，犯案地点在黄海花园，于洪广场旁边的商品房。这是第一处闲笔。
第二处闲笔是三眼儿突然的出走。第三处是我醉酒后与小警察发生的冲突。由此进入到小说的“下半场”，以“我”和郝洁步入婚姻为标志，不同于惯常书写下岗潮的小说，作者会花大量篇幅描写工人下岗的伤痛，《于洪》虽然也写到下岗职工家庭，包括退伍兵的安置问题，但它选择的是隐忍地讲述“我”与郝洁的婚姻生活，把大量的笔墨放在创伤后的两个人如何疗愈彼此的伤口，一起过日子，又面对婚姻后新的矛盾。小说的谜底一直藏到结尾，在最后四分之一处迎来爆发。
这篇小说可以跟双雪涛的《北方化为乌有》对读，它们都使用了“不可靠叙事者”，也都有一个双重故事的结构。
在双雪涛的《北方化为乌有》里，表面上，主人公是搞写作的，重要人物不是写作、出版，就是迷雾般的女孩，看起来很老套很村上春树，但是这篇小说的自嘲性很足，对生活细节的捕捉也冲淡了文艺腔和自恋色彩，比如：“他一直使用洗衣机，洗衣机不会针对一个油点。”“奶奶会包两种饺子，一种是三鲜馅的，一种是芹菜馅的，三鲜馅给大家，大概十几个人吧，芹菜馅只有他一个人吃。爷爷用筷头蘸一点白酒喂给他。小勇，酒是粮食精，张嘴。爷爷在工厂的事故中失去一只眼睛，面部失去了平衡。那只假眼珠像果冻，好像一敲他的下巴就会掉下来。”
但这不是重点。作家和编辑关于改稿的谈论不是，小说也不是想展开我如何抱怨自身写作境遇，或者和女孩发生什么关系，小说的重点，其实是两个北方人，在北方的废墟上，谈论北方如何化为乌有这件事情。
北方就是这篇小说的核心点，但这里的北方不是一个实写的、具象的北方，而是一个埋藏在记忆、情感、血肉里，可以做出无限联想的北方。北方，既可以是故乡，也可以是下岗潮之前的工厂，是逝去的集体主义生活，也是一种情分。北方如何化为乌有？是谁让北方化为乌有又掩盖了当初的真相？这才是“米粒”对刘泳讲述故事的主旨。
“工厂完了，不但是工人完了，让他们干什么去，最主要的是，北方没有了，你明白吧，北方瓦解了。”
工厂倒了，本来要发放给工人的赔偿金被人贪了，有人从中作梗，侵吞国家财产，甚至挪用工人养老保险，在农村买地给自己盖房子。小说中用“编故事”幌子说出的凶案就与此有关。关于一个在乎公道的人，如何失声于黑夜，一个目睹在乎之人死去却得不到公正的人，这么多年来怀揣着复仇的信念。
双雪涛在做客“一席”的时候演讲，题目是《冬天的骨头》。一部电影，放到最后，女主在河里找到了她父亲的尸体，因为她父亲身份的原因，她无法将全部尸体打捞带走，于是用电锯将双手锯下来带走了。
在《北方化为乌有》里，女孩米粒说：“我姐后来很少睡觉，老刘在她睡觉时死了，她可能对睡觉有恐惧吧。刘泳说，故事讲完了吗？女孩说，我很累了，但是还有一点。从那天起我再没见过我姐，这些事情都是她写信给我我知道的。第二天早晨，她从办公室的门走出去，就开始追踪这个杀人者，十几年了吧，终于在一个月前，把此人杀死在一个村庄的河边。她跟我说，她把他的双手割下扔在河里头了。”
小说最后收尾：“女孩走出门洞，又走出大门。世界漆黑一片，如同海底，只有两个小姑娘在大门口放烟花，海马一样，似乎是背着大人偷跑出来的一对姐妹。女孩对其中一个小姑娘说了什么，那姑娘把两支燃着的烟火递到她手里，她一手一个，展开双臂将其摇晃。火焰四处喷射，夜海浮动，不知要将她带往何处。”
女孩是否就是复仇的女人，已经不得而知，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两个东北人在除夕夜讲东北的故事。过去的东北大厦崩塌了，好人死了，坏人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而时代翻天，北方化为乌有。小说家为过去立碑，也为今天打开了一盏探照灯。
《北方化为乌有》里的不可靠叙事者是女孩“米粒”， 《于洪》里的不可靠叙事者是主人公“我”。“我”在讲故事时是有所隐瞒的，这个悬念到最后才揭开。在小说前三分之二，“我”作为一位曾经的抗洪抢险子弟兵，一个下岗职工家庭的成员，“我”的叙事在读者期待中会被赋予一种天然的信服力和道德正确性，“我”讲述自己如何重新寻找工作，如何与女人郝洁认识并结婚，乃至婚姻中的变局，读者都会以为只是生活流般讲故事而已。但在小说最后一部分，班宇设置了一个“半梦半醒”间“我”与昔日战友、妻子郝洁的弟弟三眼儿对话的部分，这一段像是梦境，又像是叙事者直面自己的心魔，在小说里，它也是一个解密的过程。
由此我们才知道，原来“我”曾经与发生在沈阳的“四一〇大案”有关。这篇小说从一篇中年婚姻故事、东北伤痛故事，变成了一篇事关“我”如何面对自身记忆中的黑洞这一命题的小说。它既关于东北，又不局限于东北，这种对于不可靠叙事者的演绎，在诺奖得主石黑一雄的小说里也经常出现过。
这篇小说之所以适合跟双雪涛的《北方化为乌有》对读，不仅是因为它纳入不可靠叙事者的层叠叙事，也在于“北方”与“废墟”同时构成了两篇小说的暗流。
如果说《北方化为乌有》是两个北方人，在北方的废墟上，谈论过往的深渊，那么《于洪》就是活在深渊里的人，他怎么去正视自己在深渊里留过的痕迹。时代翻天，北方化为乌有，但记忆是抹不去的伤口，于是在《于洪》结尾，两人对话，事关复仇，关于遗留在过去的一笔账，而“在这个夜晚，一切悬而未决。”某种意义上，小说家或许在传递一个讯息：我们会朝向怎样的未来，这个解密的钥匙其实在过去。一个人到头来要处理的，是他如何与个体记忆和公共记忆自处，而小说家要做的是忠实于灵魂深处的真实，那是一种在本职意义上，抵抗大规模遗忘和粉饰的方式。
从《冬泳》到《缓步》，在这些年阅读班宇小说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东北之于班宇意味着什么。班宇曾跟《收获》的编辑坦言：“对于人们热衷谈论的东北话题，我已经不知道还能说啥。一提起东北这点儿事，我就头疼。东北既不是我写的那样，也不是你认为的那样，它具体啥样，你就自己来看一看。”后来看他接受一轮采访，记者也抛出了东北的话题，班宇花了三分钟讲述赵本山、范伟和高秀敏早年的小品《做梦》，他说：“首先，我认为它不是一种标签。这是我从命运里，从生下来就带着的东西，包括我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跟地域文化关联非常密切。我写小说的表述方式也会受地区文化和语言因素的影响。一个人怎么能摆脱掉自己的基因呢？这个事儿不现实。”
当我阅读《缓步》时，我确信的一点是，东北对于班宇来说既不是一个需要刻意回避的事物，也不是需要每篇小说都去嵌入的，小说家可以选择写东北背景的小说，也可以不写，这是他的自由，但没有必要因为外界的说法而去闪躲它，福克纳多次写到约克纳帕塔法、莫言写高密东北乡、李娟写阿勒泰，有读者会因为地点的雷同说创作者在故步自封吗？不会的。因为重要的是技法和思想的更新，而不是表象的更新。地理是一种状态、氛围、生活的肌理，而不是束缚创作者的枷锁。
不变的是，从《冬泳》到如今，班宇都在试图用轻的方式写重的小说。譬如《漫长的季节》里，小说的现实质地是沉重的，但作者处理地很轻盈，小说在氤氲水汽中散发着一种哀而不伤的质感。班宇的小说喜欢减速。以实写虚，由虚入境，在小说里保留一些诗歌的气息。他的小说里诗人的灵魂经常和小说家、乐评人的灵魂争夺阵地，效果起伏不一。
班宇擅于书写世事的无常，把戏剧化的事情埋藏在生活流的记录中，在这无常而变幻的穿越世纪隧道的列车里，班宇的笔触不在头等厢，而是在那几节晃晃荡荡处于脱钩边缘的旁落者车厢里面。他写残酷，写离散，但有恻隐之心，恰如同《逍遥游》里许玲玲戴着的那一条奶白色围脖、《漫长的季节》里两个原本没有爱的人生出羁绊。到了结尾，班宇喜欢将小说包裹在氤氲的水汽和迷雾的氛围中，使故事平添出“是这样啊，毕竟是这样……”的怅然。
不过，从小说写作的商榷来说，《缓步》乃至前作《逍遥游》都有一些小地方值得探讨。比方说，一些金句的出现是否痕迹感还是重了些。比如《羽翅》里“我”和程晓静聊天，抖落一句“人到中年，万事无解”；《活人秘史》：“我们面目一致，同为活人，同为哑人”；《于洪》中：“我没有选择，只能直起腰来，走出瀑布，进入海中。夜幕垂落，远处楼群正如帆影，扬起一角，俯在天边的云端，缓缓移动，与我同行。”这像是改写了米沃什的《礼物》最后一句：“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小说《于洪》也引用了这首诗。
另一个商榷之处是，小说中海雾、海的意象是否用得过多。如果一部小说集连续多次使用某个意象，那个意象在文中又并非非用不可，反而显露出意象使用上的偷懒，倘若从艺术家的标准去要求，这种偷懒仍是艺术创作的大敌。在写作中，顺滑的表达能够制造可读性，但也容易牺牲掉一些层次。
但至少，在《缓步》里，班宇试图展现“丰富”。从东北故事，到女性主义视角的尝试，再到“元小说”，展现在眼前的不仅是作为东北作家的班宇，也是作为一个朝向自由的写作者本身，一个未臻大成但敢于打破舒适区的现代主义者，他正在经历自己漫长的中场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