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大女生对话上野千鹤子」视频引起了巨大争议；我个人既意外，又毫不意外。
作为UP主在香港的同门，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们会问出那些问题；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提问会被批判：
—— 自省地说：作为85后“吃了时代红利”的女性，说出些知行不合一、革命不彻底、「何不食肉糜」的话语，是某种下意识的必然；或因为自卑而过分强调优越，或因为赶潮而丢失了真诚，或因为内心窘迫而寻求外界认同，这本身就是30岁-40岁中青年女性所遇到的困境的表现 。
——我们是无法脱离自身的经验来讨论问题的：你让浸泡在90%浓度「男权社会」成长起来的女性去 “想象女性主义该是什么样子”，”现实困境该如何回应”; 和70%浓度环境成长起来的人，其应对画风一定大相径庭。
个人拙见，这个风波凸显的核心问题在于，各种自称的他称的女性主义者们，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起创造一个新世界？
而在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
● 见识应当是用来突破自己的想象、弥合分歧的，而不是用来构建鄙视链的；
● 女性主义观点应该是给人以更大自由的「良药」，而不是用来装点思想门面的「饰品」。
今年春节后知后觉地读完了《始于极限》，感觉意犹未尽，于是节后接着读起了这本《快乐上等》。
与《始于极限》不同，这本书是两个大学老师之间的即时对话体；原书讨论的主题是3.11大地震后的女性视角生活方式（「快楽上等！ 3.11以降を生きる」），2015年便在日本出版了。
今年才将本书引入，或许是由于《始于极限》去年在中文世界里的走红。
有意思的是，在翻译中文标题时，图书主创们隐去了3.11大地震的背景，将主题泛化到了“女性怎样自在地活”（本书副标题）。
赶巧，本书上市之际，网络上就掀起了「北大女生对话风波」，这也算对本书副标题的一种呼应。
是的，女性怎样自在地活，才是当今中文语境下女性最亟需讨论话题。
《快乐上等》是两位精英女性的对话，她们对于身边精英女生的“认可困境”是极其熟悉的（P97）：
认可需求病，就是优等生综合征；优等生之所以能成为优等生，其努力动力来自“被（权威）夸奖的欲望”。
而女性在父权社会，似乎成为“优等生”才能获得资源，因此，她们的动力系统中，就会为了让男人/上位者接受自己而拼命努力；
这一点，在《始于极限》对铃木凉子妈妈的分析中有精辟论述、在北大女生对话里，也体现得很淋漓。
上野女士对这类女性，是极其熟悉的，所以也能做到极其包容。
这不是她们的错，却限制了她们的自由；但这个枷锁，只能靠她们自己“对自己诚实”来卸掉。
养老这一能引爆中文互联网的话题，上野和汤山女士也有涉及。
结论似乎是：丈夫死的早，血缘靠不住，“女性团体”互助是一条非常可行的出路。
上野女士举了一个日本女性互助团体的例子，这让我想到清末粤广地区兴起的“自梳女”组织。
男生通过纵向服从形成军队，老年之后似乎各居洞穴、相忘江湖；
而女人通过横向联结，老年之后发挥特长，互相关爱；
即使不婚不育，晚年也可以收获团体的温暖。
（来自《始于极限》）
在对「北大女生对话」的批判中，有一类论点是：她们不纯粹，因为她们三人都选择了婚姻。
但婚姻和女性主义并不是反义词，否则对于女性是更多的束缚，而不是解放。
在日本，女性主义者大多也都结婚了（包括汤山女士）：
毕竟，婚姻不仅仅是个人选择，更是一套系统的社会制度，虽然濒临崩溃，但在很多领域依旧在运作。
有人可以为理想而抗争，就有人因为现实而妥协；用自己评估的利弊，来限制别人的自由，也是一种“类似父权的暴政”。
其实只要能「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即权责统一），多一种选择便是多一种自由。
（来自《始于极限》）
在对「北大女生对话」的批判中，还有一类论点也非常典型 —— 北大女生的论述，会给人 「我聪明、我努力、我幸运，我就能避免这个困境」的错觉。其背后似乎暗示：你遇到了这个困境，是因为你自己不聪明、不努力、不幸运。
这也是精英女性在“父权暗示下”常犯的错误 —— 顺境归功于自己，困境也归咎于自己；她们太关注于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表现，于是便忽略了社会性的、结构性的大问题。
似乎大家看到的，只是在那些父权制下的女性，在利用结构性的红利吃甜头；但上野却指出了大家没看到（精英女性也不肯诉说）的背面 —— 这些早期吃甜头的，之后吃的苦头可能更多。
本质上，大众把矛头指向「半吊子女性主义」，也犯了这个错误： Ta们中了「父权制」试图分化女性主义者的“计谋”。
如果女性主义者真的有个严格定义，上野女士给了个有意思的注脚（p92):
「不把责任推给这个世界，就不能成为女性主义者」。
或许，东亚在社会层（相对于学术层）就没有女性主义。一切喧嚣都只是更激烈的阶级问题的遮羞布，女性主义本身成了替罪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