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打字机， 经常会想到基特勒在《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中的论述，“只有打字机把书写变成了有限的、排列规则的键盘上进行选择的动作”。书写的自动化、机械化改写了传统上将写字进行垄断的男性中心主义，书写与字迹的分离带来教育上的革命，也带来性别上的创新。相比基特勒关注的书写从垄断到分流，墨磊宁则着眼于现代中文信息技术的全球史，他在中国何以进入现代这一大背景下找到非常有趣的一个切口：汉字何以成为问题（problem）？
在如今我们已经熟悉QWERTY键盘的当下，可能未曾想到从汉字被卷入全球信息秩序时所遭遇到的诸多挫折与失败。墨磊宁起笔关注到的就是欧美信息技术霸权扩展中的“伪普适性”，西方文字编排系统攻城略地的过程中在汉字面前遭遇滑铁卢，当技术不能收编汉字时，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出问题并不是技术，而是汉字。于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似乎变成了废除汉字，五四一代（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现代化需要实行彻底的字母化。从后见之明来看，废除汉字派是一群失败者，我们的历史记载的是失败者的历史，使得中国当代信息环境成为可能的人们——工程师、语言学家、企业家、信息改革者和日常实践者——的历史我们一无所知。
因此全书没有将笔墨着重去叙述打字机的迭代更替，更关注的是中文打字机如何去与大写的现代性相容？中文打字机的发展不是西方技术转化、技术扩散的传统叙事，而是形形色色的国人在保全汉字完整性的基础上如何将文字与技术所实现的效率达成统一。在这里，无法被字母表化的汉字成为了问题（它既起到维系国家统一的作用，却也成为民族进步的阻碍），而中文打字机则成了贯穿全书的方法，它将西方的他者想象、国人的革新机器、日本的扩张控制联系在一起。
方法论上来看，墨磊宁试图采用一种抗争性的叙述方式，他既反对将中文打字机视为对西方打字机器的拙劣模仿，也反对柯文所谓的“中国中心观”。打字机的历史摆脱不了西方的偏见想象，批判性思维并不是去推翻历史的预设去还原一个绝对真实，而是承认固有思维在思考中的纠缠，在历史的不和谐、矛盾乃至不可能中去贴近历史实际。
从方法和态度出发，全书的前两章并没有谈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而是聚焦于西方对中文打字机的想象以及西方对中文转化的三种实践路径。当前对打字机的固有印象本身就印证着雷明顿打字机的一元化过程，即便英文字母在转化为暹罗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遇到一些阻碍，但其隐藏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没有遭遇动摇：在设法解决外国语言的打字问题时，决不能从底层质疑单键盘打字机形式本身。汉字这样的非字母文字在打字机扩张过程中碍眼的出现，它作为一个大写的他者遭到打字机的研发者与制造商的无情围剿，在技术逻辑的支配下，可以被键盘表述的字母文字被视为先进，而无法被键盘纳入其中的汉字则被视为落后的等级系统。
在传播学中，媒介环境学派似乎可成为上述言论的拥簇，除了哈弗洛克和沃尔特·翁，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分析“书面词”一节时曾多次将拼音字母与中国汉字进行对比：
用拼音文字书写的词汇牺牲了意义和知觉，而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会意汉字之类的文字却能将意义和知觉固定下来。但是，这些文化内涵比较丰富的文字形态却不能向人提供突然转换的手段……
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千百年间，我们一直偏重作为逻辑和理性记号的演绎链。中国的文字却大不相同，它赋予每一个会意字以存在和理性的整体直觉，使得视觉序列在标记脑力活动和组织上只起很小的作用。
巴比伦文化、玛雅文化、中国文化中使用的象形文字代表视觉的一种延伸，它们被用于储存人的经验，便于提取人的经验。所有这些形态的文字，都给口语的意义赋予图形的表现。由于这样的形态，它们无限接近于卡通，使用起来极为笨拙。
沿着麦克卢汉的思路出发，罗伯特·洛根提出字母表效应，面临李约瑟之问洛根给出了他的答案，拼音字母表促进了西方抽象、逻辑、系统的思维，而这也就导致理论科学没有在中国兴起而是在西方壮大。
重新审视这些理论，字母表通过有限较少的字母去进行不同的线性排列组合，其本身为古登堡革命打好了天然基础。信息技术革命的逻辑似乎也是本经济账，如何将语言拆分到最小，通过一系列的解构与重组从而达到低成本、高速率的运输存储。
回到中文打字机中来，之所以认为中文打字机是荒谬的，源于巨型打字机的想象，字母是有限的，而汉字却是不可穷尽成千上万的。所以如果中文打字机是可构想的，那么首先要解决的是海量汉字与有限技术界面间的张力问题。
于是第二章中讲述了解决中文之谜的三种手段：常用字、拼合以及代码。这三种方法也是后续章节中对中文打字机发明时常常用到的手段和方法。
三、四章用连续性的视角介绍了从谢卫楼、周厚坤、祁暄到舒震东等人对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以及商业上的应用推广。第五章中讲述了东亚圈里日本夹在两种技术语言中对打字机的制造以及后续的殖民控制。
你方唱罢我登场，林语堂发明的明快打字机（第六章）似乎为中文打字机划下了一个句号。墨磊宁这里其实谈到了打字机的两个路径，一个是拼音字母的输入即所得（一一对应），一个是非拼音字母的输入非所得（搜索寻找）。检字法有助于跳脱旧有中文打字机的窠臼，不是直接打字于纸上，而是指示机器去打字。全新的机械写作标志着“输入”概念的诞生，三个按键就可以定位于单字上，成为人机交互的例证。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林语堂的打字机也有介绍：“相较于通过拼音或其他语音体系将中文拉丁化的努努力，这种对语标结构的重新定义，才是语言学上真正的一次革命。归根究底，你可以将汉字书写与字母表分离，但无法将基础结构与汉字分离。”这与墨磊宁在结语中再次申明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想要一切保持不变，就必须改变一切。”对打字机的阐释何尝不是对当下屏幕图像的一种解释。
即时性是字母表语言体系下键盘与显示屏的关系出发点，但连接字母与按键之间并不是只有同一性这一条路径。输入法的诞生使得汉字不再成为问题，不再去依附于字母文字世界想象力坍塌下的种种他者假想，技术与社会的双向建构中汉字最终步入现代。
作者下一本书计划研究中文计算机的历史，非常期待从the Chinese Typewriter到the Chinese Comupter。媒介考古之下，打字机历史中的光怪陆离、颠沛曲折引人入胜，文人失败史大行其道的背后，我们应记住那么一批人：他们或失败，或被遗忘，但他们的努力使得汉字步入现代，为后人守住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