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始终是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建国后的推进土地国有化、集体化进程及其有效使用（解放）是分不开的。追根溯源，在欧洲建立殖民地侵吞土地、美国杀害驱逐原住民夺取土地之外，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依靠消灭地主阶级来走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但是，在数十年的发展前进之后，原本勉强可以适应现实需求的城乡土地制度，已经逐渐变成了中国人民求取幸福生活的累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渐进式改革的方式逐步修改、调整、磨合各项制度法律和规划安排，颇得美国实用主义与英国保守主义的精髓，即相信实践智慧，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实际运行中不断采取适应性措施，从而温和可靠地落实人民福祉。这套模式当然有其弊病，尤其在于缺乏长远视野。对目标有清晰的规划思考和稳定的逐步接近是人类的天赋与长处，建立关于国家、民族、社会的顶层设计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宪法、财产制度、土地制度、权利保障、文官制度、军事组织等等都是一个国家应当审慎思考的重要领域，这类底层制度如果缺乏稳定性、长期性，将会破坏任何志在改善人民福祉的努力。
陶然教授原为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副院长，汉青研究院解散后来到港中深任教。北京是中国政治中心，深圳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试点，在这两个地方谈土地制度最得其宜。《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是作者预想的“中国增长模式”三部曲中的第一步，以期实证性地描绘人类有文明以来最基本的要素在现代中国发展历程中的状况与挑战，并相应地提出建设性的应对之道。
全书的基本框架含三个部分：
1.土地的过度城市化
90年代以来“国际和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二、三产业交互强化型溢出”=分税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仍然大力发展经济。简单地说就是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全面压低二产生产成本竞争性扩张，拉高商住用地成本收割二产的盈余。二产在国际上的竞争压力导致人民币超发以控制汇率，人民币流动性严重过剩。在国内竞争的压力则导致地方政府大力压榨各生产要素成本，加剧产能过剩和货币流动性过剩。二者反馈循环，一旦卷入就难以脱身。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地方开始通过“土地金融”加杠杆建设开发区，房地产先行，再以更低价格出让工业土地，其结果是国内不同区域招商引资的“逐底式竞争”进一步强化。
2.人口的不完全城市化
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土地城市化（二产三产都以土地支撑，只不过二产不断压低价格，三产不断拉高价格）速度远超人口城市化（作为生产要素被压榨，作为消费者和公共服务需求者又被压榨）。农民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导致他也无法放弃老家的土地，农村土地始终无法有效整合，农村土地利用效率难以提高，最终不仅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大约也会进一步抬高城市土地使用成本（例如钉子户）。同时，大城市各项公共服务紧缺，也阻碍了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城市运转仍处于前现代的畸形状态。
3.城乡土地改革的建设性方案
城乡土地改革仍然是可行的，需在顶层设计上明确思路，有效推进土地、上游产业（主要由国企控制）的市场化，消除地方政府和国企对这些关键要素的垄断。其具体方案是否可行，我尚且无法评价，但构思、设计并设法检验此类建设性方案的尝试，无疑比单纯描述和批评更具价值。
全书写作方面十分成熟可靠，整体思路清晰，案例充分，干练流畅，文献综述、时代背景和相关的评议读来并不枯燥，展现了学术说理的魅力与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