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书名，这部著作的研究主题相对比较敏感，但却也是过往我们较少有机会涉猎的内容。作者是外国人，难得有出版社能够予以引进并正常发行。书中运用了唐代以来的大量法律史文献，聚焦清代社会中寡妇、娼优、雇工、乞丐等底层人物，用比较史的眼光对性行为管制、寡妇守贞、“光棍例”、“卖娼”等问题进行分析，还原真实案例，展现了微观视角下的平民婚姻,以及女性短缺、妇女歧视等现象。
部分学术评价：“清朝以来大力推广贞节崇拜及修订法律，以便能更有效地压制女性，结果成功地以崇尚贞节的国家意识，取代了将求实用，对性享受之风的追求大行其道的世界” 。该研究论题来源正是作者对以上观点的质疑和求证。
这部著作研究所利用的主要史料为清代的司法案件记录。县级衙门审理的案件和经中央司法机构审理的案件在运用法律方式上存在很大不同。
在清代的司法审级中，县、州、厅衙门是初审机关。县级衙门所做的大部分裁决都以不拘泥形式为特点，解决实际问题的考虑要优于对法律条文的严格适用。地方衙门受理的绝大多数诉讼通常都只涉及相对轻微的罪行，在州县一级即可结案，无须逐级审转复核。
经中央司法机构审理的案件包括两类：一是，各省例行奏报死刑案件后由内阁呈送皇帝御览的题本；二是，发生与京城之内及基于治安方面的考虑而由刑部“现审”的刑案之记录。知县在审理那些日后将由中央司法机构复核的死刑案件时，则会巨细靡遗地将调查过程中自己发现的所有的可能罪行，与法律当中相关的律文或例文逐一加以对应，据此对每位罪犯拟出准确的刑罚。知县本人的报告，会被附于该案供各上级衙门复核的文书之内，而后者当中还包括巡抚呈报给皇帝的题本。
故此本书在研究资料引用时更注重那些经中央司法机构审理的案件，探讨如何抱令守律而将律文或例文适用于具体的案情。
清代的改革显示出，在用于对“性”加以规制的组织原则上发生了本质转变，由身份地位展演转变为社会性别展演。即原先是人们根据其身份等级而相应遵循不同的家庭道德标准与性道德标准，此后则是相同的性道德标准和刑责标准越过旧有的身份等级藩篱，要求所有人均须按照婚姻关系所严格界定的社会性别角色进行展演。
这种优先次序的重组，导致了监督机制的强化，其目的在于将该行为引导用来推行并捍卫整齐划一的婚姻制序，以避免来自内部的颠覆和外来的侵犯。
身份地位展演的旧模式
在整个帝制中国时期，法定义务和特权因人而异，取决于个人在家庭与身份等级中所处的位置。那些世袭的劳动者因其不自由的身份，在法律上被归入“贱民”一类。大多数人都被固定在其相应的位置上面，受到不同的性道德标准与家庭道德标准的约束。
例如，那些禁止在服饰方面僭越其身份的法令；对于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确定其刑罚时，会加以区别酌量；性道德标准亦是以身份划分。良民和精英阶层的女子须保持绝对的贞节，贱民则不被期望须遵从此标准。“乐户”和家奴是为其主人提供相应服务的典型人群。
社会性别展演新模式
至18世纪时，绝大部分清朝民众都已成为自由良民。在法律上，除了缙绅及拥有功名的上层士绅，其他人并无法定特权。雍正朝可谓对性加以规制的一个转折点。法制改革将划一的道德标准和刑责标准扩展适用于所有人身上。此时期，即使依靠提供xing服务谋生的人群也由过往的法律身份界定调整为道德评价范畴。这些法令意味着要求社会男女双方必须按照其各自作为丈夫/父亲和妻子/母亲的相应角色行事。
由此可见，一味强调清帝国时期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负面影响，是不全面也不客观的。至少在阶级流动性和法律平等方面，它相较于过往朝代有着明显的进步与改善。
不愧是大学问丛书，太好看了。史料丰富，框架清晰，案例分析透彻，解答了很多我过往相关问题的疑惑，是一部融合了中国法律史、社会史以及生活史的经典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