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在小山和小山之间》获“故事大爆炸”年度首奖，可谓实至名归，值得祝贺。
作者李停。1990年生，安徽人。本科毕业于北影，后留学日本。在小说《在小山和小山之间》里，讲述的是“母亲、家庭、我和另外一个男人的故事”。
始终怀疑，这本小说就是作者李停的自传体小说。
因为无论是叙事角度还是故事内容，读来都有一种让人容易入心的感觉。加上小说是口袋书，情节曲折引人胜，所以，一谈就停不下来，而进入故事以后，总想看个究竟，最后，在作家精巧的叙事中，读完故事，走出她精心搭建的房子才发现：原来，爱情在女人的心里是梦幻花园，而在男人的心里也许只是美酒一坛。
张爱玲说：“婚姻，我替你们试过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往后余生，每一步都是错，你会尝尽人间苦楚，取舍两难。”
其实，相貌和财富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品，是责任和担当，以及原生家庭刻在骨子里的三观和教养。
所以，选择和谁结婚真的不一样，有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里，会让你觉得人间值得，会成为你的光，而有的人，会把你的光都熄灭。
而小说中的女主渡边彩英，是一位优秀到当地第一个保送本硕博连读的中国女人，而她的身上，有着母亲的烙印（咬牙坚持、拼命学习、不达目标不罢休的精神），有着学霸的潜质（天生小镇做题家逆袭成功），有着日本男人心目的好妻子的行为（婚后持家放弃工作），然而，万事如意，却敌不过男人的劈腿。
小说中的母亲任蓉蓉，其实是中国传统女人的形象。从她们那一代的身上，还留有婆婆当家的痕迹，以至于母亲经常问女儿：“记不记得奶奶是怎么欺负我们娘俩的？”几千年封建统治，传统文化的糟粕，打在女性身上的钢印是时间无法洗褪的。所以，母亲的嘴里，始终有奶奶虐她的影子。
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人。怀二胎时，被手推车推到红房子“统计人数”，她默默地“照做”。等孩子生下来6个月的时候，仍旧被抱来“统计人数”，结果孩子不幸窒息死亡。这里有很多细节描写，看似在写母亲的回忆，实际上是以第三视角的方式“透视”“放影”实行计划生育的特殊时期，“超生”的残酷社会现实和那个时代的一桩桩悲剧。而这所有的一切，在小说中只体现在这样的一句话中：
我们每个母亲出去没有不掉泪的，但掉眼泪在当时实在太平常了，自己抬起衣袖擦擦就行了，不值一提。
这是典型的中国母亲的形象，甚至是所有中国的女性形象。平凡而伟大，伟大得近乎仅仅为了生存而卑微、小心翼翼地活着。
在小说中，“家庭”的形象是具体而朦胧的。具体的是指中国传统的家庭形象。女性是家里的顶梁柱，负责一日三餐，强迫孩子为高考而苦读，打工挣钱养家。最主要的是任劳任怨，勤俭持家。而这个原生家庭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我听到他们从醋吵到家务分工，又吵到工资的事，最终失去了所指，成了一团热气腾腾的怒气。”
“朦胧”相对的是“具体”，指女主在日本的家。看起来幸福指数也不低，男人是律师，收入不菲，女主在家，幸福二人世界，好不惬意。然而，骨子里的传统与现实割裂开来，以为逃避爱情、专注婚姻、寻找幸福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道”，不料却掉进了婚姻的坟墓。这何尝不是中日文化的碰撞与对立的结果？
现在到处都讲地球村，讲得多了，仿佛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一体化，民族大团聚大融合，然而，文化的相融真的这么容易做到吗？我看很难做到。因为人是个体的人，受气质、血液、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上受传统家庭的熏陶、教育经历、思维格局等等的影响而注定存在差异与区别，所以，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思想，更别说完全一样的人。
小说中的“我”也即女主渡边彩英，是小说中的“手”，握着风筝线，一会导调出母亲，一会又导调出渡边，一会镜头又转向了“我自己”，在镜头的轮番切换中，发出了对爱情的灵魂之问：“如果我是完美无缺的，我又为什么需要他呢？”发出了对人性的质疑：“从没有看过人能有那样的眼神，那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某种精明的动物的眼神，一种掌控其他生命时的残忍眼神。我感到悲哀。我所相信的、我的天真正在一点点被击碎。我感到一种绝望力量在朝我涌来。”
人性与兽性，二者本无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恶人穿上华丽的衣裳，便让人难以觉察其恶，只能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交谈或交往中云体会、感悟、认识。而动物，譬如狼，穿不穿衣裳，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恶。然而，即使是恶狼，也有救下小孩或者把小孩当小狼养大的母狼。然而，最高级的灵长类动物，却不一定。
《在小山和小山之间》这部中篇小说，最大的亮点就是启迪读者学会思考。当主角经历了孤独、丈夫出轨等等问题之后，归于本心，得出结论：“接受不能被改变的”。其实，人生正是这样，不管是顺途还是逆旅，都要始终保持隐忍与豁达，宽容与开放，在放弃与坚守中，把自己改变成适应环境的样子。棱角磨平，个性改变，于是，社会“安静”了，生活“幸福”了，到处一片祥和气象，人人都得到了梦想的“桃源”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