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格雷西奇那里，语言在人的本体论建构中具备某种优先地位。语言是桥接现实的肉身与意义空间诸范畴的中介，政治认同、族群记忆以及文化身份都必须藉由语言塑形、显现。现实的破碎因而也就呈递为语言的破碎，语言的消解因此标志着现实的消解。在这个意义上，散布欧洲各地的前南难民不仅失去了供其栖居的现实空间，更遭逢着一种令人震悚的文化失语症，其症状见诸口头、见诸笔端，更见诸形表。荷兰低地的宁静绿意是遗忘的绝佳土壤，行走并生活其上的前南难民是散佚其间的书卷，是历史痕迹的实体承载者。他们在战争与离散的阴云下哑然并啜泣，文化失语症仅仅是战争纷乱诸创伤之一者，却标志着族群身份不可逆转的封存与消解。从此，任何试图讲授前南文学的个体都将是试图揭开生命伤疤的罪人，都将是执迷于不可能性的前朝遗老。在乌格雷西奇笔下，身份同质性的消解同样意味着个体与个体的交往已极难可能——不仅是前南难民在如云雾般松弛的阿姆斯特丹失去了一切身份建构之支撑，进而撞见了荷兰生活排异反应的坚固性。即便在前南难民内部，凝聚力也在对记忆的逃避之中沉入地平线之下。因而，主角试图提供的文学疗愈课被视作回避现实的阶层差异的尝试，被视为坚持回归无害生活的“日常性”的有害尝试。在前南移民内部，一切联结彼此的纽带都在脱落与风化，一切温馨的泛黄记忆都向内坍缩为彼此攻伐的刀刃。于是，伊戈尔在主角身上留下了三道镌刻着疼痛的伤疤，主角在余生中都将以生命的唾沫濡湿并滋养之，因为这将是她与不复存在的前南难民联结的唯一印记，也标志着回返生活之寻常仪轨的通道被彻底关闭，取而代之的只有历史强卖的荒唐救赎仪式。在荷兰无害且庸常的绿茵之上，主角最终进入了时间性缺失的原野。生活最终就像一层寡淡的云烟，却如何也不能吹散。但整部小说真正令人忧惧的干渴的并非文化失语症与失忆症导致的干渴，而是个体在历史建构出的宏大范畴前的干渴。个体必须将自己掷入这一系列意义世界中，但现实甫一更替、意义秩序甫一解构，个体又必然在历史的车轮前惶然、痛苦终至失语。更值得一问的话题或许是：这是人类可以逃脱的宿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