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叫The Five: The Untold Lives of the Women Killed by Jack the Ripper，直译为“五人：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妇女的不为人知的人生”。
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玛丽·简。五个人。
我得承认在这本书之前我并不关注开膛手杰克，主要是因为这个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案过于知名，而维多利亚时代则给这个案子盖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纱雾、让事实根本就不可能看得清楚——几乎为零的刑侦技术、一席华美的袍盖住一切龌龊的社会价值体系、资本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塑造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悲惨的弱势群体（工人阶级、女性、儿童、残障人士……）、居高临下的贵族精英用以济贫院为代表的制度惩罚不幸的人让他们更加不幸……
水搅得太浑、保存情况堪忧的证据和口供都不可信、血腥残忍的现场又太耸人听闻，开膛手杰克案根本就不可能说得清。
我没去过开膛手杰克博物馆（看起来也不像是什么正经博物馆），但每次地铁换乘路过白教堂，还是会想起这个案子。
但我还是得承认，我想起的是犯罪凶手、传说中的开膛手杰克，而不是他的五个受害者。
在读本书之前，这五个受害者确实在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没有具体面目的形象、形象上打着一个巨大的钢印——“妓女”。
而这本书让我明白，这个“妓女”钢印有多么荒谬、恶劣、居心叵测、不公义。
虽然这段公案根本就研究不清楚了，但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有很大一部分就在于破除曾经历史年代的文化观念带来的对某些群体的污名化，让那些曾经无法发声的人得以发声，让失告的人有告。以此，才能以史为鉴、防止糟糕的事情再次发生。
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玛丽·简。五个人之中，让我特别有感触的是波莉和安妮。
波莉是铁匠的女儿、很可能在印刷业工人圈子里长大，上过学、会读写——这在维多利亚时代是很少见的、很多工人阶层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母亲去世之后她代替母亲操持家务、照顾父亲和弟弟妹妹，在该结婚的时候结婚，然后是怀孕生子操持家务、接着丈夫跟隔壁的寡妇勾搭上、而离婚在那个年代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
波莉是个娜拉，娜拉发现她的婚姻过不下去了，而出走的路全通往地狱：
一条路通过酒瓶子，可以短暂麻痹痛苦难捱的神经、结果是酒精成瘾和重度；另一条路通往济贫院，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出了名的惩罚贫穷者、有规划地让他们磨损致死的地方；还有一条是流落街头，毕竟那个年代、伦敦的街头挤满了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的人：
生活优渥的阶层只是单纯不懂得无家可归具体意味着什么。他在《最黑暗的英国及其出路》一书（此书是那个时代对贫困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中写道：“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对那些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每天晚上有这么多的人露宿街头可能是个新闻。”午夜过后，几乎不再有人走动，当我们舒服地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外面那些在风雨中的人，他们坐在露天的硬石凳上，或是蜷缩在大桥拱廊下整夜颤抖。然而，这些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人就在那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心灰意冷，很少会发出声音去惊扰邻人的耳朵。
露宿者可能觉得自己在“体面社会”的眼中近乎隐形，但他们的身影遍及伦敦。1887年，每晚睡在特拉法加广场的人据估算在“200多人”和“600人”之间。根据卜威廉的记录，1890年的一个晚上，泰晤士河堤岸上有270人，考文特花园市集有98人。
据信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在海德公园栖身。不过，这些场所仅仅是最一目了然的地方。首都的每一个街区都挤满了人。斯皮塔佛德教堂周边一带是另一个热门地点，此外还有“大量能遮雨的院子、面包车等，这些受欢迎的小角落在伦敦随处可见”。虽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无家可归的经历对任何沦落至此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幸，但像波莉这样流离失所的妇女，还可能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当一名女性失去男性或家庭的庇护时，人们便把她视作弃妇，而弃妇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女人，也因此，弃妇就背上了没操守、不检点的名声。社会各阶层普遍认为，为了食物和床，这些妇女什么都肯做。因为走投无路，她们便只能任人鱼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用征得她们本人的同意。
我们的娜拉波莉流落街头。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问。
我们答：死在开膛手杰克刀下。
这本书中揭示的波莉的人生过往之所以震动我，很大程度是因为她的存在把我曾经熟悉的、被美化过的形象放进了一个陌生化的、残酷的、也更真实的境地里。
我想起《雀起乡到烛镇》、《克兰弗德》、《南方与北方》，只是这一次、我失去了文学和影视创作者为我包裹的那层糖衣，赤裸裸地看到了娜拉流落街头、被以最残忍的方式屠戮、暴尸街头。
读波莉的故事，好像吃了一大口芥末，如鲠在喉、汗毛倒树、泪盈于睫。咽下去之后眼含热泪。
娜拉二号——安妮。她的人生故事里出现的我所熟悉的工人阶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形象就更多了。她在年轻时做过佣人——底层出身的少女唯二的职业选择，结婚后过着相对体面的生活，因为丈夫是体面上层人士的勤务兵和马车夫——此处很容易代入《唐顿庄园》里司机的形象，忠厚老实、勤勤恳恳这一点也跟《唐顿庄园》里的司机一样。同时，鉴于马车夫也常常帮贵族买马、养马、驯马，这种职业便利让他们在贵族的“楼上楼下”阶层划分中占据了“楼下靠上”的阶层，还常常因为出色的驯马技巧而成为接近专业人士的社会地位。
此处，我想起《夜航西飞》作者、著名女飞行家柏瑞尔·马卡姆，她的父亲就因帮贵族驯马而闻名，以此以“楼下”阶层的身份得到贵族的青睐和高看一眼。然而这种高看一眼，并不会让女性蒙荫多少，无论是柏瑞尔·马卡姆还是我们的娜拉二号安妮，她们的女性身份都已经决定了她们故事通往悲剧的走向。
安妮的挣扎也在于酗酒：
当安妮同意和丈夫、孩子分开时，当她背弃母亲和弟弟妹妹时，很难想象她的内心究竟有多绝望。安妮的家人认同宗教的训诲，她自己也竭力保持着体面，在这种情况下，安妮会感到自己的堕落是无可救药的。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事实已经证明，她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没有能力为丈夫维持一个家，也没有能力照顾任何人，包括她自己。世人憎恶女酒鬼，认为女酒鬼放任“自己最粗野和丑恶的欲望显露在外……沉湎于感官的享受……没一点女人样”。
吊诡的是，正是自惭形秽的心理使这些“女酒鬼”不断喝酒，“以盖过她的羞愧”。尽管她的罪过可能不涉及男女关系，但在维多利亚社会看来，离异妇女和堕落女子没什么不同。因德行有亏而失去婚姻和家庭的妇女，同红杏出墙的妇女一样受人憎恶。一个女人，如果她“酗酒且不守规矩”，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不顾及自己的仪表，缺少一个体面的家庭，或是没有丈夫或家人来约束她的行为，那么她在众人眼中就和妓女一样堕落。她们成为同一类人：被驱逐的女人。和波莉·尼科尔斯的情况一样，尽管安妮在法律上仍是已婚，但她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必须找到一名男性伴侣，不然她的境况会岌岌可危。无论她是否真的想与另一个男人结成一对，她的处境都逼着她进入社会意义上的通奸状态。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在世人眼中，安妮已经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了，所以与杰克·西维建立同居关系，从而在法律上沦为通奸者，倒也构不成多大的区别。
多半正是因为和西维在一起了，安妮才会在1884年下半年跟随他来到白教堂寻找工作。自从来到该地区后，安妮的所有身份——近卫兵的女儿、绅士马车夫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漫步于梅费尔区和海德公园的女人、戴着金耳环和胸针骄傲地坐着照相的女子——都被留在了西伦敦。人们只知道安妮是西维的老婆——安妮·西维或西维太太——偶尔也有人叫她“深发安妮”，因为她有一头棕黑色的卷发，现在添了一些银丝。安妮不大谈论她的过去，所以即便是那些新交的朋友，包括善良忠厚的码头工头妻子阿米莉亚·帕尔默在内，也对她了解得不多。当被问及孩子的情况时，安妮略带调侃地回答说，她有一个身体不好的儿子“在医院里”，还有一个女儿“加入了马戏团”，有时候又说女儿“住在法国”。她只对阿米莉亚一个人讲了真话，说她已经与住在温莎的丈夫分居，家里有母亲和几个妹妹，她同她们“关系不好”。阿米莉亚表示，尽管如此，她的朋友仍然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女人”，她“从来没听过安妮骂脏话”。她还用“直肠子”来形容安妮，说她没喝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聪明勤奋的小个子女人”。
人间失格并无法向家人朋友开口求助的安妮，让我想起日本NHS《三十不立 : 无法开口求助的青年人》里身无分文、倒毙家中孤独死的人们，他们之所以这样的形式死去，同样也是因为自认人间失格、无法向家人朋友开口求助。
这些梦幻联动让我意识到，无论是英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从维多利亚时代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今天，一部分的生活方式、阶级和价值观都没有发生多少改变，而娜拉走出家庭之后、她们所需要的女性的社会空间，也是一个岌岌可危的生态位。
毕竟，阿特伍德已经以她的推想小说《使女的故事》警告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