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晚，大隐•五角场人文讲坛第三辑第十讲“上海女儿与她的世界故乡——《晚春》阅读分享会”在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一楼处举办。《晚春》作者、郁达夫小说奖得主三三，与读者一同回到晚春，从上海起步，巡游八个不同的城市，走入她眼中的世界故乡。
《晚春》是作者三三献给突然故去的舅舅的小说集。一生坎坷的舅舅努力生活，得到机遇，却又在一个突然的时间离开人世，一切就像梦一样突然结束，舅舅的死亡让她学会了怎样看待时间，明白了人活于世间是怎样的状态。世人行进在一去不复还的时间长流上，但其实，人类的过去、未来、现实同时存在，即使斯人已逝，也依旧对留下的人有所照亮。这便是三三写下这本书的初衷。书中以地理概念把全球各个城市串联起来。这本献给舅舅的小说集并未把上海作为唯一的落脚点，三三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或者是觉得我的故乡不在上海。”生长于这座开放城市的她，早早便开始去世界各地旅行，在各个城市跳动，故土与寻根的概念变得模糊，但为什么那令人眷恋的故乡感会因此淡去？那就从上海的历史，一步一步往回看吧。
上海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往前追溯到最古老的记录，它或许是春秋战国时期松江的小渔村。直至1685年清政府首次在松江设立海关，上海才慢慢成为了未来国际化的新星。从19世纪中叶全国最大的通商港口，到外国租界渐渐林立，无数现代性的文明涌入上海，人们在惊叹、讶异与羡慕之间，开始学习那与古老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翻开上海地方志，1848年传入银行，1856年传入西式街道，1865年传入煤气灯，1882年传入电，1881年传入电话，1884年传入自来水，1908年传入电车，1910年传入汽车，各色各样的先进科技往这座昔日的小渔村输入。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上海，新的公共建筑所产生的文化活动的拓展，新的空间给住户所带来的文化体验，再加上各种流动的外国文化冲击，上海的文化地图便于此重绘。其后，租界内本地居民与外国人冲突，进而失去了故地，不得不在这座城市中流离。战争与起义让越来越多的难民移居上海，从华洋分局结束，到1930年代，上海进入全盛时期，公共租界的人口增长50倍不止，其中97%都是中国人。
这座繁华无比的城市滋养了有钱有闲的人于此玩乐。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一个拥有30万外来人口的城市，但这之中，更多的是贫穷的抱着希望来探险的人。卢汉超的《霓红灯外》中讲了2、30年代上海外地移民的生活状况，那些最普通的、因为种种理由而来到上海的人。譬如他们之中有些人以前是书香门第，除了识字，身无长技，只能替别人写字，但他们却又不适应贫穷的生活，便很快在上海去世了。再譬如人力车夫，与北京不同，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车夫都从农村来，尤其是苏北地区，便是上海当时最贫穷的移民。从农村移民到上海有一个典型的模式，先是一个农家男子来试运气，继而接来妻儿，再是弟弟妹妹。也因此，上海的男性比女性多三倍，导致当时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人们在这里守着看不到光亮的希望，日日期待着生活会变好，却又无助地看着亲朋一个个死亡。而这一切，最后变成了未来上海的棚户区。说到上海旧区改造，就离不开棚户区、下只角等等词语，棚户区文化是上海近代产生的一种非常特别的文化，和上海的经济紧密相连。它所代表的就是那最初的、贫穷的移民环境。
二、矛盾的变迁与命运的动荡
在看过上海的历史和文化之后，便可以重新打量上海这座城市，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因为《南京条约》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上海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但也因此，上海也领略了当时最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上海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上海吸引了商人，也吸引来了如潮水般涌来的赤贫穷人。对于上海展露出的现代性，30年代的文人们也有矛盾的看法。诗人林庚曾表达过对上海的感受：“这个现代都市给我非常大的惊奇，车路过静安寺路的时候，百乐厅舞场的灯火是北方从来看不到的。路的好、街的整洁，在一个恍惚里，我只看到一个纯粹现代化的社会”。然而在林语堂的《上海之夜》中却斥责上海是一个浮华、平庸的城市，充满了中西文化的陋俗、铜臭、行尸走肉的大城。周作人在1927年的《语丝》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文章《上海气》，批判上海的殖民属性，认为那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自这些新文化人物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盘踞在上海的世俗成分令世人恐慌，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现代性的挑战，而正是这些种种矛盾，最终形成了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与独特的精神面貌。
在三三视角里，上海是一座更新极快的城市，它不断变化，在人们还没有熟悉东方明珠时，金茂大厦就已经建起。某种程度上，金茂大厦也代表着浦东开发、开放的决心。随后，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跟着建了起来，金茂大厦便也不是最高的了。小时候在课本中学到的“日新月异”，拿来形容变化，漂亮又很时髦。但是在上海日新月异的变中生活了近三十年以后，才能体会到这个成语里的流动性，它侧重于叙述一个时刻在变化的过程，异化是城市生活的风险亦是一种刺激的源头。这种特性似是刻在城市的基因里，每一个瞬间，人们都在接受一种新的秩序。在这样的节奏里生活的人，当然是宽容开阔的。然而未必人人都能跟得上这样的节奏，有时会脱节。
《晚春》中有这样一段话，关于上海知青回到上海的感觉。“那天夜晚，他独自散步到外滩。他曾热切盼望重回此地，可真的回来，上海早已面目全非。从前熟悉的店铺都被拆除，黄浦江沿岸增设了栏杆，再也无人下水游泳——隐形的新规则在此滋长，人群变得沉默而端庄。对岸浦东新建了高楼、电视塔，他往跨江望远镜里投了五毛，凑近一看，却发现投了一元才能用。他摸遍口袋，找不到任何多余的硬币。这一刻，他终于真切地体会到，在离去的那些年里，这座曾赋予他许多生命经验的城市彻底背叛了他。”这是作者父亲的真实体验，在上山下乡三十余年后，他重新回到上海，但觉得异常陌生，不由得沉默。这种沉默并非闭口不言，而是对于突然的变化不知如何适应，无法找到新的建筑和旧建筑之间的逻辑变化。如小说中所写，“他往望远镜里投五毛，但是发现投一元才能用。”时代如此变迁，人们对货币的认识和对对岸的认识都已经失焦。因为这样一种感觉，才有了《晚春》这本小说，那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大时代动荡就这样被记录下来，有人重看他们的生活。不久之后，《晚春》便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和郁达夫小说奖，仿佛有人正见证着父辈的命运。
在《晚春》中有一篇章名为《以弗所乐土》，便是三三眼中的一部分世界故乡。从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出发，再到卡帕多奇亚——一个坐热气球的丘陵地区，随后在费特希耶租车，自驾在一条名为“底斯林”的沿海公路，驶往棉花堡、以弗所、伊兹密尔。作为古典时期最重要的一座希腊城市，以弗所昔年的地位仅次于罗马，一度非常繁华，在古代便是安纳托利亚丰收女神的崇拜中心。当地有一座阿尔忒弥斯的庙，是古代七大奇观之一。除去遗存的古老文明，以弗所还留存不少废墟，绿色的植物在那里极为强势，废墟和生命相对比，有一种幻灭的趣味。在小说里有一则故事，一群年轻人在伊斯坦布尔遇到女巫，咨询自己的命运，女巫给出模棱两可的答案，同时也留下一个线索：去以弗所看一看，那个叫以弗所乐土的地方会让你们非常震惊。他们顺着女巫的话抵达以弗所之后，却发现那里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废墟。
如此辗转于世界各个角落，从俄罗斯再到塞尔维亚，游玩一周多，整日用英语交流，在某一天突然开始怀念母语。长久不用母语交流让一些词语开始变得生疏，与疫情时期封闭有点相似，一个人久了，刚出门与人交流时，会忘了一些词汇导致话到嘴边却难以说出口。这些都是旅游时才会拥有的独特体验，也因此，三三决定以城市地图册的概念完成《晚春》这本小说集。
梁鸿老师曾评价：“三三显露出一个城市精魂把握者的敏锐。她极擅长于在文本中创造一种飘忽的、不可捉摸的气息。城市吹过的风，潮湿的气息，漫天的夕阳，不是作为客观事物存在，它们是人物情感的一部分，既是充塞于所有空间的阔大存在，同时又只存在于人物的微小内心。”这段话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她曾认为城市是不同建筑构成的空间，但这段话中，让她重新认识到城市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当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住进另一座城市中，却仍可以较为轻松地生活着，因为城市有它自己的运转方式，有更抽象的气息，这便是一种城市共性的相通。因此，为什么说上海没有故乡感？或许因为上海的故乡感更具有精神意义，而并不局限于地理空间。
我很好奇为什么书名叫《晚春》呢？写您和舅舅之间的故事，以及对城市的印象或者是记忆，可能就是一种情感的连接，但是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叫《晚春》不叫其他的呢？
这其实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每个故事可能跟一个城市相关，《晚春》这个故事本身是跟杭州相关的。我们最早想把书名叫《以弗所乐土》，编辑们讨论下来觉得以弗所有点拗口，虽然也很有名，是世界第七大奇迹，但那也是外国地名，所以讨论一圈下来，因为这是献给舅舅的书，晚春花都在凋落，但是也意味着夏天要到来，意味着会进入更外放更明亮的世界，你走出了这里，会有更充满生命力的部分，以这样的标题献给逝者是很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