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拍着拍着，我一抬头就看见一尊俑的脸上有指纹。那可是2200多年前制作兵马俑的工匠留下来的指纹啊！”
在纪录片《国家宝藏》中，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摄影师赵震讲到拍摄时，自己在兵马俑脸上发现了2200年前的工匠指纹，激动到哽咽。
我最近一次体会到这样的时刻，是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面对被誉为“华夏第一爵”的乳钉纹青铜爵时。
这件青铜爵长流尖尾，形态修长，极富美感。讲解员示意观众看它的侧面，在其槽状长流的下方，有一道需仔细凝视才能看出的接缝——那是青铜器合范的痕迹。这种叫范铸法的工艺，是商周之后青铜器型越发宏大复杂的技术支持，也是多人合作制造的成绩。
不完美，常常是手工作品最大的特点，它让人在器物之外，对其制造者多了一些想象。
李安敦的《秦汉工匠》自书讯传出，我就开始关注，微信阅读上线后，便花一下午将它读完。我觉得结语最能体现本书的主旨和立意：希望你在欣赏一件器物的外形和美感格调之余，将目光放远到物质之外，想象创造它的人类文化。
从当下的非虚构文学转向关注具体个人开始，历史类研究的关注点也有了从宏观、到微观、再到不起眼的小群体的趋势。李安敦凸显了器物的制造者，又将这些与王侯将相相比毫不起眼、无人问津的小人物及其群体放置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去进一步还原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以此展现秦汉王朝得以建设和发展的一个微小却重要的切面。
它启发了去博物馆观看古物的观众，提供了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全新角度。今年我在国内各处做博物之旅，最强烈的感受之一是一种“矛盾”：一种与远古既有联结、又被隔离的奇妙情绪。
与汉代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后者炉口外侧和圈足外侧刻有铭文，记其原为未央宫物，后归阳信家。
因为“没有一件古物造出来时就是为了摆入博物馆橱窗的，然而将它放在那里，便几乎抹去了它怎么使用和它在更大的物质文化体系中有何意义的一切线索。”我们只能凭借想象，这件器物作为日常用具时的样子。
好比对着一座博山炉，想象它焚香点烟时是如何扩散香气；对着漆器梳妆盒，想象是怎样的女子曾经用它装扮自己；对着背面浮雕葡萄海水纹的铜镜，想象它曾经映照过怎样的容颜……在阅读完《秦汉工匠》后，又多了一个思路，想象它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被何人制造出来，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辗转于历任主人之手。
人们在博物馆邂逅一件古老的人工制品，往往感到与遥远的过去产生实实在在的联结。然而，无论一件闪闪发光的文物如何因华美的纹饰令人眼花缭乱，或因巧妙的构思使人心驰神往，透过它人们所感受到的联结实际上都非常肤浅。一件挂在画廊墙上或置于博物馆橱窗内的文物，已被生硬地剥离了两类至关重要的环境。
你可以在本书的绪论和结语中，感受到作者带着些许任性的个人研究喜好，这种任性甚至包含了对现在考古和历史研究结果展示的“埋怨”，他认为“中国考古学考古发掘的最高额拨款仍集中在帝王墓葬，以发掘出适合放入博物馆的随葬品，招徕游客。”
本书涉及秦汉时期的碑刻、铜镜、漆器、长城的建造，诗赋与绘画等多个门类，别说“工匠”主题，即便是整个秦汉领域的研究资料都不能称得上丰富，作者用上历史学学者、考古学学者和美术史学者的资料，对其进行发掘与梳理，给出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李安敦笔下，秦汉的工匠，是作为“秦汉创世纪”的重要角色而出现的。
不同于研究工官组织或手工业生产，李安敦目标明确，即运用所有这些资料来完整地展现秦汉时期工匠的生活和职业图景。
据印文内容及核查史书，此印为北周大司马独孤信之印。这枚印章上明显的痕迹，也是对于文物来说，难得的保留了使用环境和使用者的存在。
我非常喜欢作品的结构，筋骨分明，虽然材料和考古实物有限，却绝不拖泥带水，反倒在细节处果断给出自己的思考，没有瞻前顾后的扭捏。
全书分6章，重头戏是作坊及市场中的工匠，它试图还原秦汉作坊的组织形态、制作流程与工作环境，以及工匠的服务、产品之范围、商业道德、产品推广等。但作者又会不时跳脱到更大的视野中，分析税制和徭役等这些网罗了工匠人群的制度网络。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儒家文化中，承担了更高政治意图和文化内涵的器物，在被后人挖掘出来时，通常被赋予了过分的浪漫主义想象。这一点，李安敦在绪论部分就直截了当地做出了说明：
尽管每个兵俑的确独一无二，但最新的研究却打破了它们依照一个个真人来造的这种迷人想象。雷德侯在其著作《万物》中，拆解了陶俑如何通过量产技术造出来，许多部件可以快速生产。整个工程以组装模块部件的方式展开……事实上，只有八种基本头型、八种躯干类型、七种鞋型和两种手型。甚至，那些看似个性化的面孔也是如学者说的那样，是“预制表情和象征性组件的拼装成品”。大量零部件用模具制成标准的尺寸和类型，但由于每个模制零件随后都由人手进行加工、雕刻和上色，整个作品便因此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
李安敦想要澄清一点：不管这件器物被解读出多少艺术和文化价值，在那个“士农工商”社会阶层严格划分的时代，具体制作器物的都只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匠，对于他们而言，这不过是服徭役或者谋生的必要手段带来的附属品，符合提高效率和节省成本的底层逻辑。伟大的器物更有可能被笼罩上死亡的阴影：绪论中出现的“长信宫灯”，它反映了当时青铜制造工艺，反映了汉代宫女的服饰发型，是“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的化身，但作者将目光转向更细处：宫灯以青铜铸造，通体鎏金。
这就要探讨青铜的来源（备受剥削的苦力开采并加工了长信宫灯的原料，可能其中命丧黄泉的人数是巨大的），以及鎏金技艺的危害（宫灯的黄涂工很可能因汞中毒而导致不可恢复的神经及器官损伤）了。
至此，透过这件皇室用品，除了赞叹古人的巧思与审美外，我们还需知道“它绝非艺术天才制作的孤本，而是根据模块化设计而批量生产的宫廷装饰品。它受皇宫贵胄的委托而造，皇家为了制造它而征召苦力、刑徒和奴隶。”
此为陕西考古博物馆内立体复原的唐高祖李渊五世孙女李倕冠饰。从复原过程图上看，这项工作对于考古人员而言，也是一种工匠活。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工匠和商人的身份很难绝对区分开来，人之社会属性也是本书不可绕过的命题，“对于战国和汉代许多理想主义者而言，工匠的经济角色就应仅仅是制造简单工具和器皿，而商人就应将产品配销给需要它们的人。”
那些精美的器物会因为所有者而备受瞩目，但“人们可能称许工匠制造的作品优雅而崇高，但未必尊重制造者本人。”
制作商品和售卖商品除了在皇家场所外，民间基本无法泾渭分明，故而对于商贾的不屑也牵连到了工匠身上，“以法家思想为依据，秦汉律法认为所有工匠的本性都是骗人的，如果没有严厉的阻吓手段加以遏制，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乘之机非法牟利。”更有甚者，由于一些工种制作物品的特殊性，他们本人也被污名化的起来，“石雕师和其他工匠被视为魔术师或巫师的同类，因为他们能造出辟邪器物、转化物料，还可以点石成金。”
但究其所以，更为本质的原因大概是“为划分阶层撰写道德理据的人是贵族、政客和诸子，而非生产者或劳动者。他们为了合理化自己在社会中的顶层地位，贬低其他阶层是必须之策。”
墓室里的壁画，也是画工个人技能和艺术素养的体现（摄于陕西考古博物馆）
这种防备确实不是空穴来风：从工匠的角度而言，不论是宫坊还是私人作坊，他们也会运用模印、粉本、模块化的设计和标准化工具，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这里还有一则趣事的“插播”：
自公元2世纪末至5世纪，墓葬工匠发现，将邻居祖先的祠堂和地下墓室的画像石盗过来用，要比开采、加工和装饰新的建筑材料来得方便和划算得多……考古学学者在华北发掘出大量公元3世纪至5世纪的坟墓，它们都重新利用了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的部分画像石来建造。《节省物料与循环利用》
此外，商业口号、家族品牌、广告歌曲的出现，也说明，早期中国绝不是原始社会。与早期西方关于工匠和交易有关的观点也贯穿在本书中，将秦汉放置在更立体的维度当中。
作者指出，虽然受到的文化驱动力不同，但罗马精英也是贬低手工匠人的，“西塞罗对劳动价值的评价关键不在于劳心或劳力，而在于是否是为了纯粹愉悦而开展的自由技艺，还是其他为了实用目的而操劳，包括例如数学和医学等领域。”这些独特的角度和见解，在其他书籍里很少见到。
本书还有一些关注点，虽微小却重要。比如，他特地辟出一章，描述“戴镣铐的工匠”，在对于徭役、税务的义务要求与保障农业发展的需求间，国家必须慎重。
不论古今，各种社会制度，众生都是国之所以存在的基础。韦慕庭在《西汉奴隶制度》一书中写道：王朝和国家的财富——无论是收入还是劳动力——都建基于在对全体百姓的适度剥削，而不是对少数人进行过度剥削。
正因为此，也正因为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特色，作者对服役工匠、刑徒工匠和奴隶工匠是如何在国家建设中被具体使用做了细致说明。“尽管在秦汉时期，每位年富力强的男子都必须在官府登记定期服徭役，但专业工匠则单独登记，按其技能来记录和招募。”这种对于不同类别劳动力使用的经济考量，说明了古代中国的发达与先进。
秦汉，是一个官僚社会。它是由笔不停挥的吏员、而非独揽大权的君主或高扬道德的士人统治的……因此，真正标志着汉代在公元前207年继承秦代的事件，不是开国皇帝刘邦入关并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也不是刘邦最终在垓下诛杀项羽，而是丞相萧何走入了秦朝存放档案的中央禁室，取得了秦帝国的律法、舆图和户籍档案。《秦汉时期自由与非自由工匠劳动力的经济考量》
除了社会角色分工，社会性别分工也没有被作者忘记。秦汉时期，朝廷对于官营作坊雇用女工匠一事几乎没有顾虑。根据汉律，朝廷更加青睐招募成年女性工匠，一直按2:1的比例招募服徭役的女工匠、男工匠或童工。官营作坊中的女工匠大多服务于纺织品生产和漆器绘画等领域，朝廷可能还以支付现金酬劳的方式雇用了不计其数的女性。甚至相比于秦汉两朝，更古老的秦对女子的态度反倒更加平等：秦律《工人程》明确写道，“隶妾及女子用箴（针）为缗绣它物，女子一人当男子一人”。书的结尾有一句看得我颇感心酸：
这个阶层在他们的时代里遭人贬低，在后世被人遗忘。
由于考古还是个进行时，且因为城市建设而越发困难，很多可以作为证据出现的物件尚未出现，所以本书的写作材料数量上的确不够丰富。但这是作者觉得必须要开始的一件事，因为“更多关于秦汉工匠的资料将会陆续出土，有朝一日，学者将能更生动而丰富地阐述这群男女老少的生活故事。这些人真正缔造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