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费孝通先生先后出版了《乡土中国》和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两本中英文著作。十分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在后来中翻英和英翻中的过程中，分别被翻译成了From the Soil：the Foundation of China Society和《云南三村》。不难想见，在费先生的视域中，土（soil）和地（earth）是维系当时中国人生计方式、社会制度与风俗人情之根本。然而人们未曾想见，现今的我们依旧被土地所困扰，斯人斯土斯城，可谓依然是现代社会萦绕不去的核心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陶然的新书《人地之间》，就试图以土地问题为切口，解开改革开放后中国何以能奇迹般增长这一谜题。陶然教授认为，地方政府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机缘和内外环境中撬动土地要素进入市场，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头并进、出口和房地产的双重拉动，才是解释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关键。
之前学者或是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腾飞归因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财政分权和地方包干，或是将近来的经济增长追溯为21世纪后唯GDP主义下地方官员竞相为得提拔的野心。最终，这两种解释更是可以合二为一，将中国的发展归结为经济上的地方分权模式和经济绩效优先的官员选拔机制。在陶然教授看来，这些追求一贯性和整全性的解释不仅在经验事实上经不起推敲，而且在研究逻辑上也倒果为因，都是在追求一种制度决定论，认为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最终决定国家能否实现长期繁荣和发展。然而这种静态的类型化解释虽然给了我们一套看似融贯的价值叙事，却也使得我们误入歧途。于陶然教授而言，尤其是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类型化的结构（structure），而是不断构型（structuring）的过程，由此才能带领读者深入思考我们时代成就之艰辛与转型之迫切。
简言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的税制之后，地方上逐渐让渡了增值税的大头和部分所得税，原本兴办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逐渐变得无利可图，地方政府不得不从经营企业向经营城市转型。在20世纪最后几年经历短暂的迷茫之后，地方政府终于找到了以控制土地这种生产要素为核心的经营城市策略。这条特殊道路就是，一方面不计成本地征收和整备土地，大力兴建各种工业园和开发区来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以求招商引资，引入国内外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发展出口导向的第二产业；而另一方面又严格通过招拍挂的土地挂牌和资源交易，垄断性地向市场供给商住用地，推动第三产业整体地租的上涨。这种土地供应上的双轨制就是过去20年我们熟悉的故事——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以第二产业拉动第三产业。
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外汇储备和居民财富溢出沉淀到房地产中，塑造了房地产这个巨大的“蓄水池”和“印钞机”，从中地方政府获得了房地产行业带来的增值税、所得税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金这种政府性基金收入，而此中一大部分则被用于覆盖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一级开发中的先期成本和长期投入。这造就了中国特有的地方发展主义，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关键要素，通过土地金融放大杠杆，实现了经济和城市的飞速发展。
然而，这套独特的发展模式既不是客观上稳定不变的结构，也不是主观上地方政府自我决定的有意为之，而出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缘。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天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和中央层面为顺应大势而推行的出口退税与本币贬值，地利是地方层面通过土地供应双轨制努力构建起的土地财政闭环，而人和则是在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下劳动民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现今，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有的发展模式也需要重新构型，发展与安全两者不可偏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旧有的人地关系更需要被重新塑造。陶然教授希望未来我们不仅是实现地的城市化，也要更多推动人的城市化；不仅要工业推动的城市化，也需要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可以说，《人地之间》一书正是陶然教授以此学者的拳拳之心，在农区土地确权流转、土地指标跨区配置与交易、城市更新等诸多现实议题上的深入剖析与建言献策，其中没有什么新增的宏伟规划与全局战略，都是非常具体而微的资源整合和存量盘活，而近20年奔走调研所产生的对斯土斯人斯城的真挚热忱，也就不知不觉地倾灌在了这夹缠绵密的文字之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小欢同样秉持着对生活于这爿土地上的人民的信念，怀揣着对中国会更好的相信，写出了《置身事内》一书。在书末结束语中，他坦陈，“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因此，《置身事内》的读者不只在庙堂与学苑，更在你我身边。正是千千万万我们这样的普普通通的亲历者躬身其中、置身事内，对追求更好生活怀带着艰苦执着与朴素乐观，才汇聚成了这宏伟时代。
《置身事内》脱胎于通识课讲义，对普通读者较为友好，全书以时代之痛民心所系的高房价为切入点，着重描述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现实情况和背后成因。不过与《人地之间》集中关注土地制度和土地要素不同，《置身事内》则将更多篇幅花在讲述生活和时代具体实例，并从中描述与分析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这类行动者的角色行为上。
兰小欢教授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很早就已经嵌入到中国的发展与治理模式之中。属地管理和地方性试点，我们耳熟能详。改革开放早期，各地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兴盛，就是受益于三线建设带来的地方资源和技术禀赋均等化。而21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更是受益于地方政府公司化带来的相互竞争，虽然此种发展模式也造成了城市化中的重土轻人、工业化招商引资中的重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上的重投资生产轻消费三大特征。但这不意味有为政府必然扭曲有效市场，相反，有为政府完全有可能调整自身角色，以使得自身更好地与有效市场结合起来。
因此，他期许在未来，地方政府能在加大民生支出上相互竞争，从生产型政府竞相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注重物的投资转变为注重人的投资，从侧重基建投资和保证生产端供给的有为政府，转变为注重投资人力资源和改善民生的政府。在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支出上的有为需要税收收入上的同等有为，这也预示着配套的税制改革。从依赖增值税等间接税转变为汲取房产税等直接税，适度在税制和税收收入上向地方政府倾斜，凡此可能都会是引导地方政府脱离土地依赖的较优选择。
过去，地方城市间在招商引资、人才落户上的竞争可能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大动力，但在未来，城市群之间如果不再以邻为壑、相互竞争，而是形成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分工互补模式，进一步集约化向心化发展大型都市圈和城市体系，可能更加有益于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这正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在他的新书《向心城市》中的观点。
在书中，陆铭教授多用设问与回答的教学探究法，配以大数据量化和可视化的硬核实证分析，不停地“敲黑板”向读者强力输出这样一个奥秘与重点：城市（city）就是集聚（dense-）之城（-ity），城市本质在于密度（density）。高密度地集约起人口、人均资本与技术等要素，是为核心城市和核心区域的不可替代性。只要大型港口城市在工业化时代积累下来的河海交通地理优势仍旧存在，只要面对面的服务业在后工业化时代占比不断提高和越发多样化的势头依然延续，那么这种“看不见的手”自然就会形塑与强化城市向心的长久趋势——人从农村集聚到城市，从小城市集聚到大城市，从城市外围集聚到中心城区。
因此，在陆铭教授看来，解决各种城市病不宜逆着向心趋势，人为设立制度壁垒，疏散核心城区人口，把人才、土地指标与公共服务等有限资源投入到无法产生规模化效应的边缘地区与乡村地区。相反，整体规划应该顺势而为，加密核心城市和核心区域的人口与资源投入，同时破除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藩篱，尤其是破除户籍与公共服务还有社会福利挂钩的制度成本，实现现代城市的规模化效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此等建议乍看起来似乎非常违背我们的直觉与常识，但是陆铭教授确实是在延续自己经济学研究的治学思路，平衡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他看来，城乡关系不应是一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均关系，而会是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均衡关系，也即增强城市高密度集约化的同时，增强乡村低密度规模化。唯此才能两相均衡，增多富裕市民和减少贫困农民，缩小两端收入差距。而且我们不能忘记，这种动态均衡的要义就是个体的自由流动，允许人们用脚投票，选择城乡，担负起对自身生活的责任，找寻到属于自身的生活置业空间。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再到城市中国，我们在短短数十年间经历了人地城三者关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虽然元宇宙、MR头盔等新潮科技似乎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凭空而立的科幻图景，但是土地，依然是我们当前触手可及乃至未来萦绕不去的现实问题。无论是陶然教授从土地要素切入的严谨建言，还是兰小欢教授置身改革事内的娓娓道来，亦或是陆铭教授大国大城与城市向心的高声疾呼，都可以说是孜孜以求此等议题的社科学人的一片赤诚。他们始终探求如何在社会与个人、市场和政府等多主体的参与下，于这片广阔大地上，实现土地资源配置在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建设活力、宜居与和谐的以人为本的城市生活与就业空间。忧心于此等议题的社科学人，或可用费孝通老先生的八十高寿时的赤子之言为记：行行重行行，志在富民。
原载于文汇读书2023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