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4日周二，进厂。
这是西蒙娜·薇依，进入工厂的日子。
在此后的一年中，她详细且琐碎的记录了每日的工作和感受。
周二——白天工作3小时：从早上开始，1小时钻孔（卡特苏）。
上午结束，和“雅克定额”(Jacquot)[插图]一起，操作冲压机1小时（其间，我认识了仓库管理员）。
下午结束，操作手柄45分钟，以制作纸板（和杜布瓦一起）。
周三上午——整个早上都在操作飞轮冲压机，时不时休息下。工作不急，也不累。失败！
3点到4点，简单的冲压机工作；0.7%，还是失败了。
4点45分：钉扣机
周四上午——钉扣机；0.56%（应该是0.72%）。整个早上是1.160%——太难了。
下午——电力故障。从1点15分等待至3点。3点离开。
周五——用冲床（该工具仅用来突出直角）压制直角零件。做坏100件（破损、螺丝松动）。11点开始，手工劳作：移除某个想重做的组件中的纸板（固定的磁性电路——用铜板代替纸板）。工具：敲击槌、空气管、锯片、灯箱，很伤眼睛。
到工具房参观，但没时间看太多。因为去那里而被责骂。
周六——纸板。
没有一张成功的凭单。
是的，第一周，没有一张成功的凭单，凭单是工作记录，凭单内容包括所做零件的种类和数量，每个零件的工钱。单件工钱是由工时决定的，如果每个零件的工钱乘以一小时内完成的零件数第于三法郎的话，就是失败的凭单。
而薇依在工作中的感受，也详尽的记录在了日记中
疲惫又觉得恶心。感觉自己在做了24小时（周日）自由人后，又必须重新适应被奴役的状态。厌恶自己因为这0.56生丁，不得不神经紧绷、工作至精疲力竭，还会因为迟钝或马虎被责骂……当我在父母家吃饭时，这种被奴役的感觉愈发强烈。
剧烈头痛，工作时几乎不停地在哭（回家的路上，还在不住地抽泣）。但除了做坏3、4个零件，没做什么蠢事。
日记中还记录了工作环境，以及工友们的一些见闻
平静无事的一天。没什么太难的事发生。与后面粗暴的校准工（唯一一个）培养了沉默的兄弟情谊。
没有人说话。没什么很有启发性的东西。
我来到后面的车间以后，愈发觉得还是在工厂里更好，尽管我已经不在那里了。
一位女钻工头戴发网，却还是被机器扯掉了一整束头发；可以看到她头上一大片光秃。这件事发生在上午结束的时候。尽管她很难受，更多的是害怕，她下午还是来上班了。
这周太冷了。工厂里各个地方温差很大；有些地方，我在机器前冻得工作速度都明显减慢了。工作地点从热风口前的一台机器，甚至一个火炉，换到暴露在冷空气中的另一台机器。更衣室根本没有暖气；在洗手、穿衣的5分钟里就要被冻僵。我们中的一个人有慢性支气管炎，她每隔一天就得去做一次拔罐治疗……
就是这些琐碎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在工厂的这一年里，在薇依身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又是怎样导致她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的。
薇依作为神秘主义者最容易被人神秘化的经历就是，作为一个天生的无神论者，她为何“几乎突然之间，在大约二十九岁的时候臣服于一种基督教性质的神秘体验，并且，这个事件似乎绝没有改变其生命的运动或其思想的方向。”
然而这种变化其实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在细读了她的《工厂日记》以及，她发表于这段经历之后的诸多文本之后。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她思考人类命运的主题词是如何逐渐从“压迫”“自由”转向了“受苦”“不幸”。
某种意义上说，这段工厂经历的确压垮了西蒙娜·薇依。这位在思想上曾经傲视一切的巴黎高师高才生，这位曾经风风火火挑战当权者的“红色圣女”，怀着探索“革命”的理想，勇敢地将自己抛置于无依无靠、养家糊口的无产者的生存境况中。这种生活将她原有的内心自尊碾得粉碎——“不要以为我用反抗回击了这种压抑。正相反，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顺从。这是我对自己最不敢指望的表现。我简直像一头牲口那样顺从。仿佛我生来就是为了等待，为了接受，为了执行命令。我的过往的生命和将来的日子仿佛都消融在这种生存之中……当疾病逼迫我停止工作时，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失落。”
在《工厂日记》中，她绝望的记录下了自己心境的转换
我几乎崩溃了。差不多就是如此——我的勇气、尊严感几乎都在这段时间被粉碎，如果不是因为严格来说，我没有保留任何记忆的话，只要一想起它，我就感到羞愧。我曾带着焦虑起床，满怀恐惧地去工厂：我像个奴隶一样工作；午休时间是一种撕裂；我5点45分一回家，就会担心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睡眠（并没有），以及能否早起。时间给人以无法承受的重压。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恐惧、害怕——直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上午，我的内心才不再压抑。而恐惧的对象是，命令。
由社会塑造的个人尊严感被破坏。我们必须要为自己另外打造一个。（尽管疲惫会让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思维能力！）我尽力保留这另外的尊严感。
一个人最终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那些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人眼中都不重要的人……那些无论发生什么，从来都不重要的人。（尽管《国际歌》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而在日记结尾，她写下的文字是
永远不要忘记这次的观察：在那些受挫的人身上，我总是发现慷慨的心和对整体思想的适应能力是成正比的。
显然不可阻挡、无法战胜的压迫并不会直接引起反抗，反而会导致屈服。
在阿尔斯通，除了周日，我从未试图反抗。在雷诺，我的态度偏向斯多葛派，变得更加坚忍。选择用接受代替屈服。
工厂的经历在西蒙娜·薇依的生命中烙印了永久的“不幸”。虽然这样的经历出自她自愿的选择，但这种“自愿”并不能减轻工厂机制的“压迫”加诸她身心的伤害，尤其是心灵的伤害。
西蒙娜由此领悟到，社会秩序的不公义并非建立在一般意义的劳动者的受苦上——体力劳动的被剥削，而是建立在使劳动者烙印屈辱的“不幸”上——“它同一般的受苦完全不同。不幸占据灵魂并给它打下深深的烙印……受奴役只是不幸的极端形式。古人对这方面深为了解，说：‘一旦沦为奴隶就失去了一半灵魂。’”
在随后与工厂经理的通信中，薇依则更是一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不认为您了解真正的阶级性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很难被口头或书面语言影响。它由实际生活条件所决定。羞辱、强加的苦难、屈从的地位都会导致它产生；日常无法逃避的强制性压力不断压抑着它，以致在最软弱的人身上它常常会转变为奴性。除了我认为无法创造或避免、甚至无法预见的特殊时刻之外，必要性带来的压力一直足以维持秩序；因为力量对比太过明显。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的精神健康，长期压抑在某种程度上酝酿的阶级性，这一现象几乎随处都比我们所期待的要严重得多。我时不时地提及阶级性——当然不是为了蛊惑人心——不是为了强化它，相反，是为了消解它所带来的苦痛。对不幸的人来说，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变得愈加难以承受，因为他们发现这随处可见，好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她向工人们发起号召，希望工友们能够拿起笔，谈一谈自己的工作，希望工友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承担着工业之都的重压，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现行体制朝着更加平等的力量对比发展。”
书中所收录的其他文章，无论是刚刚结束工厂生活之后撰写的《冶金女工的生活和罢工》、《致工会会员的一封公开信》、《关于从北方冲突中吸取教训的建议》，还是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下的《工厂生活经历》、《非奴役性工作的首要条件》等等，都向我们展示了，揭去神秘主义者这一身份的掩盖，薇依是一个切切实实关心人类灵魂生活的人。
而这也让我对她多了一份敬意。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何伤害人类灵魂这一点，没有人比薇依讲的更清晰，更明了了。
人们只考虑劳动产品，而不考虑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如今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商店、市场和交易所，也发生在现代工厂里，至少在工人层面是如此。在那里，工作中的合作、理解和相互欣赏为上级所垄断。就工人而言，不同岗位、不同职能之间建立的关系是物与物，而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零件附带卡片流通，以表明其名称、式样和原材料；我们几乎可以相信它们就是人，而工人是可替换的零件。零件有自己的身份；就像在一些大型工厂里，工人在进入时必须出示身份证件，上面有自己的照片，胸前还会印上一组号码，如同一个罪犯，这样的比喻有令人心碎又痛苦的象征意义。
物如人，人如物；这就是恶之源。工厂里会发生许多不同的情况；例如在工具间制作冲压模具的钳工，他制作的模具极其精巧、耗时长且总是与众不同，他进入工厂就什么都没有损失；但这种情况很少。与此相反，在大工厂，甚至在许多小工厂里，许多人听从命令，全力以赴不停重复着五六个简单的动作，大约一秒钟一个动作，除了几次焦急地跑去找一个箱子、一位校准员或其他零件外，他们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直至主管过来把他们像物品一样放在另一台机器前为止；他们会一直待在那里，直至被安排到其他地方。他们是人形的物体，是不允许失去意识的物体，因为他们应该总能够应对突发状况。在工厂的语言中，我们用节拍，而非节奏描述他们连续的动作，的确，因为这种连续性与节奏相违背。所有这一系列动作被赋予了一种美感，即便在完成时也毫不逊色。
但是最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在《非奴役性工作的首要条件》，薇依提出的解决方式，令人觉得荒诞的指向了宗教，这一点虽然并不让我觉得意外，但是多少还是感到有些可惜的。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人的本性才允许灵魂的欲望对象并非可能或将来拥有之物，而是已存在的东西。这种情况就是美。所有美的东西都是欲望的对象，人们并不想它是别的什么东西，也不想要改变它，只是渴望它本身。一个人渴求地看着晴朗夜晚的星空，他所想要的只是他所拥有的那片景色。
人们将所有的欲望都集中在了他们已拥有的东西上，因而美是为他们而生的，他们也是为美而生的。诗歌对其他社会环境来说是一种奢侈。人们需要诗歌，如同需要面包一样。不是用文字堆砌而成的诗歌；它本身对他们没有用处。人们需要的是，他们生活的日常即是诗歌本身。
这样的诗歌只能有一处来源。这个来源就是上帝。这种诗歌只能是宗教。无论借助任何伎俩、方法、改革或动荡，目的性都无法进入工人因自身条件而被置于其中的世界。而这整个世界可能都依赖于唯一真正的目标。它可能与上帝有关。工人所面对的境况是，除非通过上帝，否则，任何人内心对目标的渴望将无法得到满足。
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而人应该自己决定他应该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