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好，但还不够好，光是这文本绝不能令电影成为“华语第一神作”，陈凯歌和编剧芦苇的神改编确实可以吹一辈子。
说回原著，其实和电影有不少的出入。
一是人物塑造上——
程蝶衣并非为戏疯魔的虞姬，只是一个一生仅为段小楼的同志，哪怕在被批斗的生死存亡间，在菊仙上吊的惨剧时，在最后澡堂聊天时，心中全是针对爱人的充满妒火的痴念。
我举一个例子，在全书74%的情节中，有这样一处关于程蝶衣的心理描写：“学校因学生全跑去革命了，空置出来，被征用作‘坦白室’。他向自己坦白。若一切净化了，种种不快由它成为沉淀的渣滓。他享受此刻：段小楼，谁也别想得到他！嘿嘿！”
说实话，我看到这段话时非常出戏。李碧华在这些心理描写中偶尔力度过猛，就像是书写同志之爱一时过于着迷，从而导致此人设过于小肚鸡肠，且妒忌心重得惹人生厌，尤其是对应着历史滚滚的一桩桩大事件，便愈发显得格局狭隘，人设上缺乏艺术高光，缺乏多层次的解读可能，缺乏了与时代背景相呼应所折射出来的种种涵义。你说这才更符合人性，然而这不过是表面，我会说电影为戏疯魔的程蝶衣的戏剧性可探讨之处所隐藏的人性才更有文学价值。也只有这样一种不受任何意识形态，不受任何时代洪流，不受外界任何影响的纯粹的艺术坚持，他才会在法庭上为青木说话，而正因为这样的一种“纯粹”也不得不随风飘荡，所以才凸显出时代的残酷。同样只有电影对人设的处理，才让程蝶衣在唱《思凡》被象征着男性器官的烟斗强奸喉咙的情节，与结尾仍然唱“我本是男儿郎”的对应才有了十足的文学意义。同性之爱，我不否认其从一而终的伟大，但实在没办法与小说的背景、主题充分融合。
而菊仙有一处细节同样处理得不如电影，那便是火中拾剑的勇举。小说中做这一行为的是程蝶衣，没有问题，但电影倒是让菊仙去完成这一行为，才是极致地升华了这一人物，也因这弧光让众人悲恸，才有了“菊仙才是真霸王”的解读，也才让紧接下来她因段小楼仅仅一句的“撇清关系”而绝望自尽显得更具悲剧性。
二是细节逻辑与戏剧张力上——
小说的细节逻辑做得不够好，至于戏剧张力更是与电影差距颇大。
先说细节逻辑，我同样只举一个例子，如小说的批斗情节中，最终压垮程蝶衣，让他喊出“你们都骗我”的竟是小四的现身，而非他最挂念的段小楼，这实在不太自然。而电影显然有意处理了这点；其次是促使小癞子自杀的那段，小说中小癞子的存在感很弱，前后文缺乏合情合理的铺垫，从而他的自杀显得过于突兀，相比之下电影的铺排真是绵延，填补了小癞子的戏份，增添了他与小豆子的情谊，同时对师父的残忍训练有了很生动的描绘，最后也通过镜头语言去表现小癞子的恐惧与不堪，因此小癞子的自杀才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至于戏剧张力的问题在小说中更是严重，有好几处都没有上去，例如蝶衣戒鸦片抱着菊仙喊“妈”那段，小说寥寥一笔带过，实在寡淡。
三是情景描写上，有了1966之后故事的对比，可见李碧华对自己未曾亲身经历过的、遥远的民国史的了解仍然是空泛的，对环境、言行习惯的描写非常缺乏。在1966的故事之前，基本上都是靠唱戏和细碎、虚无又空洞的文采来包装，再加上强情节性的过渡来扬长避短，背景的交代与一些本应有更细腻的深层次表达只能通过解释性文字叙述。但是你会发现，写到香港的部分时，李碧华显然就“接地气”不少，哪怕是不曾了解过李碧华半点的读者，我相信都能一眼就从字里行间探出她是一位生活在香港的作家。当然，李碧华文笔肯定是好的，讲故事能力也是好的，只能说笔力还未能达到这个故事可以有的上限，而电影让我看到了上限。电影实在是太好了，好到完完全全掩盖了原著的光芒。
总的来说，在阅读体验方面，电影滤镜有很大的加成。我在看原著时无时无刻不在用电影画面去填补文字无法写透的那些角落，哪怕是电影没有拍的那些部分，我仍然是在脑海里自行想象各种镜头去呈现。
但不得不承认1966年之后的部分，李碧华确实写得大胆、冷静而残忍，有好几段话她是真TMD敢写，到现在竟然都没有被删，我都震惊了……！相对来说电影竟然是显得比较温和了。
在1966年之后的故事上，小说和电影都各有各的好，光是这一部分小说在我心里是值得打五星的，然而“珠玉在后”，在豆瓣电影也只能打五星的前提下，联系到以上的种种方面，我还是只能给小说打一个四星。
其实还有挺多感想想说，不过累了，懒得打字了，就先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