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布朗 人造肉。（我认为不应该模仿，而是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可以食用的东西，并且这种东西是美味的）
科斯拉 二八定律（我们如何在自己80％的土地创造自己的文明）指数风投。人类走向。
……我的书评没有被保存，这太让人难过了。
八叛将，仙童半导体，硅谷的嬉皮士的风格，西海岸文化的特点。
洛克菲勒45%-10-45%
戴维斯洛克投资公司
瓦伦丁，红杉资本
sbic/ard
1976,苹果
布什内尔/麦肯纳/瓦伦丁
管理/营销/分销渠道/1980年12月苹果上市
商人对未来的预估的投资，发明出了一种良性互利的模式，本质上是商人获利与培养谋士的过程，抢占市场的蛋糕份额是产业成熟后的形态，无论产业刚开始是什么样的目的。
红杉的雅虎，改变投资方式的孙正义。
基准资本的小作坊模式，eBay
种子投资
风险投资史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208个笔记
引言 来一场九死一生的登月式冒险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坚持特别大胆和逆向思维的投资观，投资了许多开发网络设备的初创公司。他认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消费者不会满足于仅仅将传统电话线的负载量增加2倍或3倍。

但它们充分展现了风险投资人所青睐的投资领域，展现了风险投资人是如何创造财富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
第1章 “八叛将”集体出走，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

正是这种背叛行为创造了硅谷的神奇文化，打破了关于等级、权威和“忠诚工作几十年，最终戴着金表退休”的传统职场观念。

957年的背叛行为是由一种最初被称为“冒险资本”(adventure capital)的新金融形式促成的。这种新金融形式的理念是，对大胆发明有鉴赏力的投资人，可以支持那些因太过冒险和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技术人员，以换取获得巨大回报的机会。

这个故事的某些版本在硅谷广为流传，那里的居民通常认为自己富有、时髦且具有影响力。硅谷的人们坚持平等、分享、开放的价值观，嬉皮士的反企业氛围使他们乐于向他人分享自己的创意和想法，而不是急于请律师申请专利。他们坚持平等主义，对不修边幅的创业者也持开放态度，因为他们很可能会从这些创业者身上看到或感觉到某些有潜力改变一切的东西

事实上，硅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具备反主流文化，又对财富有着坦率的渴望。

风险投资也以类似的方式在工业文化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使硅谷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在应用科学领域最持久多产的熔炉。多亏了风险投资，“八叛将”得以离开威廉·肖克利，成立仙童半导体，并开启了硅谷的传奇发展之路。惊人的是，截至2014年，硅谷有7%的科技上市公司都可以追溯到与仙童半导体的关联。

1949年，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的富于幻想的社会学家创建了第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他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投资方法才受到广泛的追捧与效仿。

风险投资”(venture

洛克菲勒家族开始从事与惠特尼家族类似的活动，旨在解决新公司缺乏资金的问题。“我们想做的与旧体制相反，旧体制的主张是，除非某个领域或想法被证明绝对安全，否则绝不投入资金，”主要发起人劳伦斯·洛克菲勒(Laurance Rockefeller)说

安派克斯获得了巨大成功，在1958年上市，丹尼斯赚了大约100万美元——用风险投资人后来的说法，这是近67倍的回报

这反过来又支持了投资人午餐俱乐部的创建，俱乐部成员们标榜自己是一个“集团”。

如果一切顺利，他们会握握手，投资人们将承诺给创业者8万或10万美元的投资，接下来创业者还可能从俱乐部的追随者和依附者那里获得更多资金。

。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金融环境下，即使是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也很难筹到资金，多里奥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向数字设备公司创始人提出了在后来的标准下会被创业者视为侮辱的提议。ARD将提供7万美元投资和3万美元贷款，以换取数字设备公司70%的股权，多里奥特的态度也颇为强硬，不接受议价，要求对方“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多亏了数字设备公司和指数法则，他使ARD初始投资人的股本翻了30多倍，胜过标普500指数。然而，在ARD的整个存续过程中，它自身的股票表现却如同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沃伦·巴菲特所钟爱的那些惨遭低估的成熟企业一般暮气沉沉。由于受到了华尔街的蔑视，如果清算或兼并到其他公司，ARD对其所有者将更有价值。由此，它在1972年被清算了。

一位名叫杰伊·拉斯特(Jay Last)的研究员后来回忆道，“洛克向我们指出，我们可以创办自己的公司。这是我们从未想过的。”

当会议开始时，洛克就知道这次交易的薄弱环节已经得到了解决：罗伯特·诺伊斯是个天生的领袖，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耀眼的光，并且他的同伴们也愿意让他代表自己发言。

没有其他理由不继续下去了。科伊尔拿出10张崭新的钞票，提议在场的每个人各自在钞票上签名。科伊尔说，这些钞票将是“他们彼此的合同”。这预示着，以信任为基础，看似非正式，实际上却建立在金钱上的合作机制，将在未来几年成为硅谷的标志。

如果说洛克最初的目的只是把人才从令人窒息的管理者手中解放出来，那么结果要比他想象的成功和辉煌得多。最初几个月，8名研究员只能在车库里工作，后来搬到了一栋缺少电力、还未竣工的建筑里。他们没被这些困难吓倒，他们会把电线接到附近的电线杆上，以此装配出一台简易的电锯。

由于140万美元的初始投资，费尔柴尔德获得了一笔超乎寻常的巨大财富。“八叛将”拼命工作总共才赚了240万美元，而费尔柴尔德轻易就拿走了40多倍的回报。

从洛克的立场来看，是时候进行下一步动作了。他的公司和“八叛将”一样赚取了600倍回报，得到了接近70万美元的可观利润，但洛克觉得，他本可以做得更好。是他全力促成了这笔交易，大部分利润却流向了费尔柴尔德。

他还要证明，解放资本的意义远不止把一个团队凝聚在一栋由成员所有的房子里。解放资本应该释放人才，强化激励，打造出新的应用科学和商业文化。
第2章 颠覆股权秩序，新的风险投资文化蔚然成风

德雷珀和约翰逊非常勤奋，他们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成了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但他们对SBIC形式的公司的经营成果仅算得上是一般。

他们的第一笔交易获得了装配线磅秤制造商光子系统公司(Illmitronic Systems)25%的股份

戴维斯-洛克公司通过建立这种激进的股权文化，开创了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方式，预示着股权分配新秩序的建立。在ARD，多里奥特仅以10万美元的资本就夺取了数字设备公司77%的股份，给创始人留下了微薄的23%。在戴维斯-洛克公司设想的新秩序中，情况一定会有所不同

创始人通常可以保留初创企业约45%的股份，员工获得约10%的股份，而风险投资公司则满足于拥有剩余的45%股份，这45%的股份将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分配。通常有限合伙人将保留风险投资基金收益的80%，相当于拥有被投公司资本收益的36%，戴维斯和洛克将分享剩下的9%，这意味着他们将得到创始人所得收益的约20%。简而言之，有限合伙人会获利更多，但也不会多得离谱。洛克后来打趣地说：“我可不想成为墓地里最富有的尸体。”

戴维斯和洛克这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普通合伙人在圣弗朗西斯科蒙哥马利街宏伟的砖墙建筑拉斯大厦的16层租了一间办公室。位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上只挂着一个写着“1635”的小门牌，预示着他们将低调地支持低调的初创企业。

首先，通过购买一家公司近一半的股权，戴维斯-洛克公司将获得该公司的董事会席位并对其战略制定和实施拥有发言权：在不布局多元化资产的情况下，风险投资人可以通过对其资产行使一定的控制权来管理风险。

戴维斯曾经大胆地解释，风险投资的核心原则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投对的人

洛克习惯跳过商业计划中的财务情况预测，直接翻到后面去看创始人的简历。

但戴维斯和洛克相信自己揆情度理的能力对于其做出理智的投资决策颇有助益，洛克尤其相信，他对人的直觉是他作为投资人的优势，他害羞的性格恰恰使他十分擅长聆听。在承诺支持一位创业者之前，他会与之多次会面。他会对创业者提出开放式问题：“你最欣赏谁？你从哪些错误中吸取了什么样的教训？”然后他会耐心等待他们的回答。自相矛盾、一厢情愿以及假意逢迎的说辞会使洛克决意放弃投资。相反，如果创业者表现出一以贯之的睿智、坚韧不拔又脚踏实地的品质和坚定的决心，洛克会立刻抓住机会投资。洛克经常自问：“这些创业者是否能看清事情的本质，还是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到1967年底，仙童半导体的老板费尔柴尔德终于从沉睡中醒来。受洛克的影响，他们意识到拒绝向有才华的研究人员提供股权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尽管公司现在批准了给员工的期权计划，但收效甚微，而且为时已晚。人才流失，公司亏损，在为费尔柴尔德工作10年之后，就连诺伊斯也不愿再忍受这些状况

1968年10月16日，洛克开始募集外部资金。他刚从戴维斯-洛克公司的基金清算退出，因而缺乏自己管理的资金池。但现在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投资人。在洛克最初列的名单中，32个人中只有一个拒绝投资，其余的人都为自己能接到洛克的电话而感到十分幸运。

与此同时，经过充分考虑后，谢尔曼·费尔柴尔德被从投资人名单中剔除了，这给了那些之前未能参与进来的潜在投资人创造了机会，他们争相加入“名额争夺战”：一位海军上将反复给摩尔的妻子打电话，希望能够参与投资。现在不是投资人在选择公司，而是公司创始人在选择投资人。由戴维斯-洛克公司开创的商业文化转变已蔚然成风。

将诺伊斯在艾奥瓦州小镇的出身渲染为西海岸平等主义、人人有股权的商业文化的起源。

在1968年8月的一封信中，洛克阐述了他的想法，他描述了一个平衡投资人和员工利益的方法，即英特尔应该避免向短期员工提供股权，而是将股权授予所有做出长期承诺的人。他明智地点拨道：“那些未做出长期承诺的人在得到股权后只会在短时间内离开公司，不会为公司做出任何贡献。”

员工持股计划就不会在硅谷成为标准，因为它无法长久持续。

伊斯确实是西海岸平等主义文化的代表，洛克也同样痛恨等级制度。他曾是被霸凌的、身患疾病的小镇男孩，也曾是蔑视军队森严的等级制度的青年。他在机会第一次出现时就将自己从东海岸的公司管理中解放了出来。他干脆利落，实事求是，直言不讳，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诺伊斯一样反感装腔作势和自命不凡的人

那么在他的笔下，硅谷平等主义文化必然起源于风险投资人，而非创业者。毫无疑问，真相就在两者中间，风险投资人与创业者缺一不可。
第3章 亲自消除“白热化风险”，实干主义投资风格占据主导

瓦伦丁还考虑过从华尔街募资，但他缺乏学院派纽约人追求的那种饱受磨砺和训练的经历和个性。他没上过常春藤盟校或精英商学院，也讨厌那些假装自己无所不知的自负的人

瓦伦丁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为他的第一只基金筹集到500万美元。他最终成功争取到大学捐赠基金的支持，这些基金不仅能避开监管，而且还免于资本利得税

。由此，大学捐赠基金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良性循环体系——风险投资人总愿意支持知识密集型的初创企业，而这恰恰让部分利润流向了“生产知识”的研究机构。

那些过分讲究的东海岸蓝血贵族[插图]投资人对雅达利避犹不及，而这恰恰是瓦伦丁喜爱雅达利的原因之一。

红杉资本获得了3倍回报，证明了风险投资新模式的价值。

同样的风险投资模式持续为瓦伦丁带来成功。到1980年，瓦伦丁第一只基金的年回报率达到近60%，与戴维斯-洛克公司基金的年回报率旗鼓相当，远高于标普500指数9%的年回报率。

克莱纳和珀金斯从洛克菲勒大学筹集了100万美元，从两家保险公司也筹到了差不多的数额，还从信托基金和富有的个人投资人那里筹到了100多万美元。到1972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他们为基金筹集的资金合计达840万美元，数额远超唐·瓦伦丁曾设法筹集到的500万美元。

博耶和斯旺森成立了合伙企业，每人投入500美元以支付开业时的法律费用。他们写了6页的投资推介概述，准备去见汤姆·珀金

1976年4月1日，斯旺森和博耶来到凯鹏华盈的会议室。斯旺森草拟了商业计划，他们的公司基因泰克需要6个月的时间进行谈判来取得使用基因剪接技术的许可证，该许可证目前由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持有

1978年9月，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基因泰克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全美国宣布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人工胰岛素将投入生产。

这次IPO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股市的盛况。按传统标准，该公司完全没有准备好发行股票，因为它在研发上投入太多，公司几乎没有盈利。但珀金斯深谙风险投资的传统：为了说服投资人押注于未来的技术，首先你必须让他们改变过去以财务指标作为判断标准的旧思维

基因泰克于1980年10月14日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在敲钟后1分钟里，其股票从发行价35美元跃升到了惊人的80美元，之后又在20分钟内涨到了89美元
第4章 听到关于苹果的风声了吗？现在正是投资的时机

风险投资的下一步发展并不在于投资工具包的扩展，而是风险投资网络的出现。

只进行股权投资的限时基金取代了使用杠杆的SBIC和开放式的ARD模式。

幸运的是，对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来说，硅谷的风险投资网络在1976年已经足够庞大，因此遭到少数人拒绝也不是世界末日。两人很快找到了红杉资本的唐·瓦伦丁。

同时，乔布斯与硅谷的顶级营销大师雷吉斯·麦肯纳(Regis Mckenna)接洽，希望麦肯纳的公司来设计苹果的商业广告，乔布斯愿意为此提供苹果20%的股权。

但像布什内尔一样，麦肯纳通过将乔布斯介绍给其他人来缓解他受到的打击，于是，乔布斯再次被引荐给瓦伦丁。

布斯接着提问道：“告诉我，我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给我投资。”瓦伦丁回答：“公司里需要有对管理、营销和分销渠道有一定认识的人。”“好的，”乔布斯说，“派三个人来吧。”

瓦伦丁翻阅他的联络簿，找到了三位经验丰富的经理人，他们也许能为苹果提供帮助。乔布斯否决了其中一位；另一位见了乔布斯之后认为不可能与他合作；第三位是瓦伦丁在仙童半导体的旧识，一位名叫迈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的工程师兼销售主管。马库拉已经凭借英特尔的股票期权发家致富，他在33岁时决定退休，退休后计划打打网球、做做家具

目睹这些之后，马库拉决定把退休后的精力投入苹果。他成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的顾问，担任公司董事长和营销主管，为他们撰写商业计划，和银行商定信贷额度，并最终以91000美元的自有资本投资换取了公司26%的股份。

马库拉不是风险投资人，他可以被称作硅谷的第一位天使投资人。

同时，马库拉的人际网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的资深人士，马库拉是硅谷核心人际圈的重要成员。既然他已经与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签约，苹果自然也成了这个人际圈的一部分。

接下来，马库拉着手寻找管理人才。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经验丰富的科技公司高管愿意冒险为苹果工作。现在马库拉说服了迈克·斯科特(Mike Scott)，另一位仙童半导体的前员工，让其辞去安定的工作成为苹果的首任首席执行官。为了招聘斯科特和其他有丰富经验的高管，马库拉

洛克对此皱起了鼻子，十分不满。马库拉只好又回头找他的老朋友汉克·史密斯和史密斯所在的公司文洛克创投。

身穿崭新蓝色西装的马库拉和乔布斯被带进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他们在那里向文洛克创投的高级投资人彼得·克里斯普(Peter Crisp)、汉克·史密斯及其他几位合伙人进行了宣讲

于是文洛克创投几乎是出于一时兴起而承诺以30万美元收购了苹果10%的股份。该交易将苹果的估值定为300万美元，这意味着自约一年前斯坦·维特拒绝花1万美元购买其10%的股票以来，苹果的价值增长了约30倍。

有一次，他在餐厅看到马库拉，就请服务生给马库拉送去了一瓶酒和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别忘了我正计划投资苹果”。“我们不需要他的钱。”马库拉回忆道，但他最终让瓦伦丁投资，条件是后者接受董事职务。如果公司董事会中加入一位顶级风险投资人，这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发展势头。

有一次，当摩根士丹利的两位大人物来到西海岸时，他们与洛克共进午餐，洛克适时地赞扬了苹果

1980年12月，在基因泰克上市两个月后，摩根士丹利帮助苹果上市。在当年237次IPO中，苹果的IPO无疑是规模最大的，筹资额超过了福特汽车公司上市以来24年间的所有IPO。

1978年，美国国会将资本利得税从49%大幅削减至28%，大大增强了人们买入风险投资基金的动机。

次年美国政府放开了“谨慎人规则”，为养老基金管理者投资高风险资产开辟了道路。1980年，在一个可能出自好莱坞某部阴谋剧的场景中，风险投资人比尔·德雷珀半裸地坐在波希米亚树林[插图]的秘密权力集会中，抓住机会游说一位与里根关系密切的顾问，要求进一步削减资本利得税；果不其然，在里根上台后不久，资本利得税税率再次下调至20%。[插图]资本利得税税率的削减和“谨慎人规则”的改变形成了对风险投资人非常有利的政策组合

在基因泰克和苹果等公司令人垂涎的退出收益的推动下，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开始涌入风险投资基金。从1973年到1977年的5年间，风险投资行业平均每年可筹集到约42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5年里，风险投资行业平均每年筹集的金额是这个数字的20多倍，足有9.4亿美元。

苹果上市之后，再次掀起IPO风潮，著名的风险投资人开始创造非凡的利润：30%～50%的年回报率变得司空见惯。因此，自然而然地，顶级风险投资合伙企业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筹集资金。

唐·瓦伦丁为他的第一只基金筹集了500万美元，并于1979年为第二只基金筹集了2100万美元，随后于1981年又为第二只基金募集了4400万美元。在大致同样的时期，凯鹏华盈所管理的资金从800万美元增至1500万美元，再到5500万美元。
第5章 西海岸投资风格斩获的近40倍回报

建立人际关系网并不只是风险投资人工作中的一项，还是使他们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的关键。

国家行动主义力量的人经常提到一个由政府领导的、名为“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联合体”(Sematech)的产业联盟：从1987年开始，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向这一联盟投入1亿美元，用以提升私营芯片制造商之间的协调能力，推动制造质量的改进。

相反，硅谷则将精力集中到新的领域，包括研发、设计专业的微处理器、磁盘和磁盘驱动器，以及连接所有新设备的网络装置，这使其在新的领域取得了巨大优势。

描写了科技史上的这一阶段，敏锐地指出了硅谷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关键区别。在美国东海岸和日本，电子行业被秘密的、垂直整合的大型公司所主导

相比于少量的强关系，大量的弱关系能产生更多的信息流通。

合同法本身与其说是一种权力，不如说是解放资本的放大器。

硅谷的“新陈代谢”让前辈们感到不安。风险投资人在投资一家初创企业之前可以进行深度尽职调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过去，你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去做尽职调查，”尤金·克莱纳哀叹道，“现在只剩下几星期甚至几天的时间了，因为如果我们不抢先投资，别人就会这么做。

这是一种西海岸风险投资人会觉得可笑的怯懦。风险投资公司和初创企业之间的合同同样反映出了东西海岸的差异：东海岸的风险投资人坚持认为，如果一家初创企业经营状况糟糕，投资人有权没收它的固定资产，就像抵押贷款机构所主张的，如果借款人违约，机构有权没收其房屋一样。西海岸的风险投资人没有这样的条件，因为如果初创企业失败了，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没收的资产。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东海岸的风险投资人早早地就会将投资风险转嫁，他们往往更愿意在被投公司盈利5倍左右时，就将其出售给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很少投资无收益公司，所以并不觉得必须在一个投资标的上收获10倍或更高的回报。

，即一个网络的价值以连接到它的设备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
横跨东西海岸的融资风波
几天后，克劳斯会见了梅特卡夫的副手霍华德·查尼(Howard Chaney)以及其他早期员工。他对3Com了解得越多，就越热心。如果他选择离开惠普，意味着他将离开一家稳定的公司，接受减薪，但3Com将是一个能让他从无到有、拥有大量股权的机会。克劳斯的下一步行动是找时机向他的妻子盖伊提出这个问题，盖伊喜欢跑步，因此他选在他们一起出去跑步的时候行动。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克劳斯告诉妻子，自己可能会签约一家初创企业。他会带领一支激动人心的团队，而他一直渴望做这样的事情。但盖伊只是一言不发地跑着。过了一会儿，克劳斯看了看她，发现她在哭。克劳斯只好打电话给梅特卡夫，寻求他的帮助。克劳斯告诉他，自己的家庭谈话进行得不太顺利，也许他和查尼可以跟盖伊和自己共进晚餐，说服盖伊。克劳斯一家按约定与梅特卡夫和查尼共进晚餐。之后，盖伊说：“霍华德·查尼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她补充道，“鲍勃·梅特卡夫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人。”
第7章 迄今为止最大的风险投资本垒打

在莫里茨本人所从事的传媒业中，很多成熟企业用的正是雅虎所提出的商业模式：广播电台和电视免费播放新闻和节目，然后通过收取广告费用来攫取利润。更重要的是，传媒业的那帮人常用顽皮的名字来提供异想天开的故事情节

1995年4月，红杉资本向雅虎投资97.5万美元，获得其32%的股权。费罗和杨致远各自保留25%的股权，其余的股权留给雅虎员工，包括莫里茨聘请的一位新的外部首席执行官

红杉资本对雅虎的投资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调，那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期，最终以科技泡沫的破裂而告终。投

风险投资人对初创企业的评估不再根据其当年或次年的收入，而是根据他们的势头、吸引力、受众和品牌。因为至少在理论上，这些无形的东西在未来可能会转化为现金。

更重要的是，由于雅虎所在业务领域的逻辑是赢者通吃，即互联网用户很可能倾向于使用单一的方式在网络上搜索信息，因此竞争必然会特别激烈

作为指数法则的极端版本，雅虎无法像传统科技公司那样行事。它不能简单地发明一种产品，推广它，然后依靠技术上的革新带来销售和利润。相反，它必须保持比竞争对手更活跃的状态，这意味着它必须营造出一种势头强劲的氛围

企业，因为它没有技术方面的保护，除了品牌之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资产，因此他们可能会拒绝向雅虎持续提供资金。但到1995年底，传统思维已经过时了。

：考虑到按指数法则增长的公司能带来天文数字般的回报，不把赌注押在它们身上才是疯狂的。更重要的是，网景公司和悠游网络这样的大项目已经被大学捐赠基金和养老基金注意到了，它们为此向风险投资领域注入了更多的资本。

1995年秋天，孙正义开始了第二次加利福尼亚州冒险之旅。第一次创业之后，他带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学位回到了日本，并在创办软银的过程中积累了巨额财富。现在，他听到了“互联网淘金热”的风声，便把生意从日本转移到美国。

对于一个亚洲企业家来说，这是非常大胆的一步，因为对于一个没有人脉的局外人来说，硅谷密集的人脉网络是很难渗透进去的。但孙正义买下了一家美国科技出版商和一家美国领先的计算机领域会议组织公司的控制权，因此获得了信息和人脉。

孙正义适时地领投了雅虎的B轮融资，其投资占雅虎该轮融资总额的一大半，而红杉资本和路透社的占比则较少

有软银的收入作为后盾，他可以投入的资金是雅虎刚成立时红杉资本投资金额的100倍还多。

杨致远承认网景收费很高。因此他也承认，1亿美元实际上是很有用的。在这个赢家通吃的新市场里，雅虎未来的增长取决于它能否持续快速增长。因此，它需要增长资本。问题是谁来提供这种资本。

对杨致远和费罗来说，尤其是对莫里茨来说，孙正义的威胁恰恰表明：在互联网搜索引擎的竞争中，只能有一个胜利者，因此，能够开出1亿美元支票的投资人选择投资谁，谁就会赢得竞争

经过又一番协商，孙正义最终向雅虎投资了1亿多美元。加上他在B轮融资中购买的股权，孙正义现在持有雅虎41%的股权，而红杉资本的所有权被稀释到了19%。费罗和杨致远各自保留了17%的股权。

1996年4月12日，雅虎正式上市。当天雅虎的股价一飞冲天，第一天的收盘价足足是孙正义买入价的2.5倍。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孙正义瞬间赚了超过1.5亿美元。

多年以后，莫里茨回忆起这一壮观场面，他记得他当时在想：“在一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怎么可能从一项投资中赢得超过1亿美元的回报？”但通过在雅虎上市前夕买入股票，孙正义在短短几星期内就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的收益，而且没有经历白手起家组建管理团队的痛苦

孙正义的风险投资业务遍布全球：他在韩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创立了风险投资基金，他与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合作，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进行投资

同时，巨额的成长型投资会赋予风险投资人创造大型商业帝国的能力，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再将目光仅仅局限于硅谷，而是要看得更远。

。基准资本采用专家型投资风格，且其被投公司在地理位置上非常集中，也就是说，基准资本的业务优势在于深耕当地而非向全球拓展，这意味着它的商业模式与软银模式大相径庭。

基准资本在招股说明书中坚称：“上帝并不会站在拥有大量军火的人的一边，而是会站在射得最准的那一边。”

尽管凯格尔接受过工程培训，也有美国中西部汽车行业的工作背景，但他还是乐于支持那些与这两项都没有任何关系的公司。在成为基准资本的联合创始人之前，他曾试图说服自己之前的合伙人投资一家位于西雅图的咖啡连锁店，这家连锁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星巴克。还有一次，他看到一家叫坚宝果汁(Jamba Juice)的连锁店外面排着长队，于是取消了那天上午的行程，而去采访店里的员工和顾客。

奥米迪亚辞掉了日常工作，雇了两个人来帮他。他清了清网页界面上与拍卖无关的内容，并将他的拍卖平台命名为“eBay”（亿贝）。该平台用户的月增长速度达到了40%，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推动其发展的背后力量。与雅虎在营销上投入大量资金的商业模式不同，eBay的营销预算为零。相反，它的疯狂扩张是受到梅特卡夫定律的推动：随着其拍卖网络规模的扩大，其价值也呈指数级增长。

咨询了基准资本最近新招募的第5位合伙人大卫·贝尔尼(David Beirne)，后者此前曾与人共同创立了一家高管猎头公司

对这位玩具公司主管的了解越深入，凯格尔越觉得她是这个职位的完美人选。惠特曼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零售品牌的作用。正如凯格尔所说，她对“什么是影响客户体验的情感成分”拥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判断力。就像当时巴里斯聘用西奇莫尔一样，眼前的问题在于凯格尔要如何说服一位出色的高管跳槽到一家默默无闻的初创企业

1998年9月，eBay如期上市，其股票价格定为每股18美元。在第一个交易日收盘时，其股价达到了每股47美元。然后，在经历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震荡后，10月底它的股价达到了每股73美元，它的上升趋势甚至比雅虎还要引人注目。

基准资本小作坊式风险投资风格的成功让风险投资人备受鼓舞。谁说一定需要开出超大规模的成长型投资支票，还非得为公司的亚洲乃至全球战略费心才能

值得注意的是，eBay并不是基准资本这一投资模式仅有的胜利。一家名为“红帽”(Red Hat)的软件分销商为基准资本创造了超过5亿美元的收益；另一家名为“Ariba”（埃锐巴）的在线办公用品销售公司为其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益。

1999年夏天，大卫·贝尔尼在一次合伙人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筹集10亿美元。我是认真的。”拉奇勒夫表示赞同，他说：“软银正在筹集更多的资金。如果我们不准备反击，就会被击败。

如果你给创业者太多的钱，他们会失去重点，尝试太多的事情，资源会被浪费。“我们可能会过度投资，”他说，“我不想跟随其他投资人一起进入砸钱时代。”

这家合伙企业也曾在英国和以色列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还曾试图像孙正义那样投资：在一家名为“1-800-Flowers.com”的电子零售商上市前夕，他们对其投资了1900万美元，但很快就赔了钱。尽管基准资本可以选择通过关闭其海外子公司，并放弃在上市前押注的方式降低失败风险，但其仍旧身处有关募资规模的困境之中。

随后的几年里，基准资本一再发现有不计后果的成长型投资人斥资数千万美元，从他们投资的公司中夺取了实际控制权。

网约车公司优步和办公室租赁巨头WeWork的投资竞争中，基准资本都经历了被踢出局的痛苦，这就是小作坊模式的局限性。
第8章 他们的公司叫作谷歌

后，贝托尔斯海姆显得非常感兴趣。谷歌生成的搜索结果远比其竞争对手的搜索结果更具相关性，这要归功于其根据对外链接数量对网站进行排名的系统。贝托尔斯海姆立即看出这一种机制是比照学术界中对学术声誉的评价而设计的，在学术界，声誉的高低就是基于论文被引用数量来评定的。

，在1996年，利特尔从阿克塞尔的阿瑟·帕特森那里筹集了近600万美元，他们需要正式确定股权份额的分配

他能看得出谷歌没有商业计划，并且创始人们排除了插入横幅广告或弹出式广告等让网站盈利的标准方式，但在看过布林和佩奇所展示的搜索引擎后，贝托尔斯海姆明白他们在软件方面有技术优势。

与可以利用衍生品或其他手段来抵御经济泡沫的对冲基金不同，风险投资人只能寄希望于所投企业的价值会不断上升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简单地按现行价格不断购买初创企业的股权。此外，对冲基金和风险投资之间的这种机制差异，还会因为投资人的心理差异而加剧：对冲基金从业者天生就倾向于自给自足。当对冲基金交易商路易斯·培根(Louis Bacon)在20世纪90年代买下私人岛屿时，人们开玩笑说这种自给自足的倾向根本不会发生变化：他已经是个尽可能远离人群、藏在重重帷幕后的奥兹[插图]式的人了。但风险投资人们则处在另一种极端上：他们的办公室彼此相邻，他们会一起出现在某家初创公司的董事会名单上，他们也会就后续融资相互协商。在地理和心理上，他们都聚在一起。因为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网，

从逻辑上讲，资本充足就代表资本的价值应该是低廉的。两位异常自信的创始人有机会试探风险投资人能够被迫让步到何等程度。

杜尔能力的最好证明就是他对亚马逊的投资。1996年，杜尔以800万美元收购了亚马逊13%的股权；到1999年春天，亚马逊已经是一家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但杜尔本人非但没有追逐亚马逊，反而成了被追逐的对象：他的名声如此之高，就连亚马逊也想获得他的帮助。

这将会是一家规模和微软一样大、比亚马逊大得多的公司。无论这一目标是否合理，它都表现出了创业者的胆识。杜尔很少遇到比他自己还敢于梦想的创业者。

斯拉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连续投资数代网络路由器收益颇丰，每一个迭代产品都比前一代产品好得多。他由此得来的经验是，工程产品的改进程度会超出非工程师的想象。

几天后，康韦在星巴克的停车场中接到了施拉姆的电话。“这场争执结束了，”施拉姆说，“他们都会投资，而且所获股权份额相当。”1999年6月7日，三方签署了一项协议。对杜尔来说，1200万美元的投资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赌注”。他挖苦地说：“我从来没有为一家初创企业投入这么多钱却只获得这么少的股份。”多亏了天使投资人的出现，以及流入行业的大量资金，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公司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

当时谷歌在组织结构上略显荒唐：佩奇自称谷歌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布林自封为董事长和主席。他们都有不得了的管理职位头衔，但缺乏管理经验。

莫里茨和杜尔对这次“叛乱”感到很是不快

1996年或1997年推出的风险投资基金的年回报率中位数在40%以上，大大优于股市的回报率。但与之相对的是，1999年或2000年推出的风险投资基金的年回报率中位数低于股票市场，它们实际上是亏损的

他意识到情势已经向有利于公司创始人的方向发展，于是学习了天使投资人善用的四两拨千斤式的做事方式。

，“我们不是在投资商业计划，也不是在投资经现金流贴现法评估后的公司，而是在投资人才”。他强调，这表明自阿瑟·洛克和汤米·戴维斯时代以来，风险投资行业的本质丝毫没有改变

由于布林和佩奇只出售给风险投资人25%的股份，他们保留了对公司管理的最终控制权。如果他们雇用了首席执行官，而又后悔了，他们就有权解雇这名首席执行官。

他们决定遵循主要由媒体行业的家族企业开创的先例，规定谷歌将发行两类股票。第一类由创始人和早期投资人持有，授予其在决议重大公司决策时10票的投票权。第二类由外部投资人持有，只授予其1票的投票权。总而言之，外部投资人将只获得全部投票权的20%。而内部人士，尤其是布林和佩奇，将保有对公司的控制权。

莫里茨还认为，双重股权结构与谷歌所代表的理念相矛盾：信息应该广泛传播，以便由从公开辩论中产生决策，而不是由思想固化的老板做出决策

谷歌创始人提出了两个反驳理由作为回应。首先，他们强调了谷歌的公共使命。华盛顿邮报公司和纽约时报公司等报业集团认为，记者只有在远离渴望盈利的公众股东的情况下才能诚实地报道事件。一个充满公民责任感的开明的报业家族才会领导报社毫无畏惧、不偏不倚地追求真相。公众股东的声誉与报道质量无关，他们更可能因惧怕大胆的报道会离间报纸与政府或广告商的关系而退缩。布林和佩奇对谷歌持有类似的看法。他们的IPO招股说明书援引了该公司“对世界的责任”，即提供免费、丰富和公正信息的责任。

他们拒绝了奎茂模式，转而自己经营公司，同时也放弃了股东民主制度。总的来说，创业者们正利用他们掌握的每一个技巧来获取更多的财富和更重要的权力。风险投资面临着新的挑战。

同期凯鹏华盈基金的表现更差，甚至未能盈利。孙正义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失去了90%以上的财富。

资金返还给外部合伙人，另一些公司则停止筹集新资金，少数试图筹集新资金的公司也遭到了支持者的拒绝。在2000年的高点，风险投资公司的承诺资本达到了1040亿美元。到2002年，这一数字已降至约90亿美元

缺少了充足的风险投资资本的支持，创业浪潮似乎停滞了。以前轻轻松松就能筹到巨额资金的创业环境，如今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项目稍有风险就无人问津。新成立的初创企业变得比倒闭的企业更少，很少有人愿意在一家年轻的公司里埋头苦干，因为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经济回报的希望

谷歌在2004年夏天的公开募股标志着这段黑暗时期的结束。谷歌的成功证明了即使在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大环境中，软件公司也能大肆扩张

它也表明，尽管美国其他地区正在遭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的冲击，但数字化进程仍能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继续发展。

就像农民们为了得到鹅肝而给鹅疯狂填食一般。”格雷厄姆看来，风险投资的强制性投资造成了至少三个问题。首先，大额投资意味着初创企业的估值较高，从而减少了盈利退出的可能性。

他们会任命毫无幽默感的MBA毕业生来监督古怪的程序员，以保证初创公司按部就班地照他们希望的方式发展。
第9章 反传统的风险投资模式不断涌现

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马克·扎克伯格。当时红杉资本已经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创业者有可能是非常年轻的，比如扎克伯格就只有20岁。究其根源，在软件这个风险投资的新风口行业里，创业实际上只需要创始人拥有编程技术、产品理念加上极致专注就够了

扎克伯格的“睡衣恶作剧”可以被视作风险投资的分水岭。在那之前，谷歌已经上市，其他年轻的创业者也在按照布林和佩奇的剧本努力奋斗着。但在扎克伯格之后，对于创业者来说，与风险投资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然后像谷歌创始人那样拿走他们的投资不再是唯一的道路。可以说扎克伯格另辟蹊径，他是真的不希望红杉资本投资他。

但霍夫曼拒绝牵头投资Facebook，因为他自己创建了一个名为“领英”(LinkedIn)的社交网络平台，可能与Facebook存在一些竞争。

因此，霍夫曼让帕克与他斯坦福大学的朋友彼得·蒂尔取得了联系，他是一家名为Paypal的在线支付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很快，蒂尔同意以50万美元换取Facebook 10.2%的股权，而霍夫曼会再额外提供3.8万美元。第三位天使投资人则是社交网络领域的创业者马克·平卡斯(Mark Pincus)，他也开出了一张3.8万美元的支票。

在硅谷，作为一名律师、哲学家和对冲基金交易员，蒂尔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是特立独行。尽管他拥有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学位，也因此符合硅谷精英的标准，但他其实既没有工科背景，也没有商科背景。相反，他沉浸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中。“自由”的他先是考入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完成这一步转型后，蒂尔和拉夫琴给他们的支付服务起名Paypal，并将公司命名为“康菲尼迪”(Confinity)。

。直到1999年中，他们才终于从诺基亚新成立的风险投资部门获得了450万美元的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冷落让蒂尔心怀不满，同时Paypal的迅速扩张也在他脑海中引发了更多关于风险投资实践的疑惑和不解。

但X.com有一个明显的优势：相比于康菲尼迪从硅谷的“边缘玩家”诺基亚那里获得融资，X.com可是被大名鼎鼎的红杉资本选中的。正是由迈克尔·莫里茨主导向X.com投入了2500万美元，这是康菲尼迪融资金额的5倍还多。不仅如此，莫里茨还招募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首席执行官比尔·哈里斯(Bill Harris)管理公司，进一步巩固了X.com的实力。

虽然合并意味着红杉资本在合并公司中的股份将缩水，但莫里茨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莫里茨告诉拉夫琴：“如果你同意这次合并，我保证永远不会出售合并公司的任何一股股票”。这意味着他们认为合并后的公司将不断发展壮大。这是典型的风险投资谈判技巧——“画饼”。

而马斯克也因其对竞争对手无缘无故的嘲弄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的高级助手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康菲尼迪，趁着这一时间，他们终于有了“起义”的机会。马斯克采取了错误的方针管理合并后的公司，坚持要求改写拉夫琴的代码，但却未能成功应对和打击困扰Paypal的欺诈行为。因此，X.com的副总裁出现在红杉资本的办公室，威胁说如果马斯克不被罢免，他们将集体辞职，这与罢免桑迪·勒纳的思科“起义”如出一辙。

“这是政变！”莫里茨自言自语道。他对思科的事记忆犹新，知道它的传奇是如何落幕的——没有哪位投资人能保护失去团队支持的首席执行官

意以蒂尔取代马斯克担任首席执行官

莫里茨和蒂尔在是否将公司卖给eBay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冲突，后者曾一度出价3亿美元收购该公司。

莫里茨反驳道，“你不知道这样的好机会有多难得。即使你活到150岁，你也不会再碰到像Paypal这样有无限增长潜力的创业机会了。”

但蒂尔在指数法则中看到了另外的一点，他一反传统地主张风险投资人应该停止指导创始人。

又如波士顿的查尔斯河风险投资也雇用了至少12名员工，帮助初创企业处理管理层雇用、设备租赁、法务处理等工作

风险投资公司应该容忍和接受被投公司的创始人屡屡出格犯错，他们应该引导他们、多给他们些机会，而不是指导他们如何墨守成规。

2010年，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在社交网络应用Instagram（图享）上投资了25万美元。从某些指标来看，这是一次惊人的“本垒打”：

诺赛克说服蒂尔将2000万美元全部押在马斯克身上，以换取公司约4%的股权。10年后，公司的估值达到了260亿美元。

这场由谷歌发起、由扎克伯格的睡衣恶作剧推向高潮的硅谷年轻人“起义”，现在正被蒂尔及其基金会逐渐系统化、制度化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两人想出了一个新的形式——种子投资，这将填补格雷厄姆在主流风险投资中看到的空白地带。

不同于此，新一代软件行业的创业者只需要足够的现金置办办公用品，外加投资人偶尔的指导和友情上的关心以缓解编程时的孤独感。

这笔资金并非暑期实习工作的酬劳，而是一笔投资。此外参与者还将得到实际的指导和情感上的支持。

：他们花了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学生创业，为非营利性组织提供创业援助，在斯坦福大学召开会议，等等。

先驱者”(Pioneer)的在线创业加速器平台

总的来说，以YC为代表的更大范围内的硅谷年轻人起义，都标志着风险投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最初由一般投资人组成，后来由阿克塞尔风格的专家们所组成的行

，现在其行业成员正在分为种子投资人、早期投资人和成长型投资人

与此同时，风险投资人们正在学习“听创始人的”。
第10章 到中国去，在那里掀起资本新浪潮

2004年底

，与他面谈的创业者来自各行各业，包括硬件、软件、医药和电子商务领域。在中国这样一个GDP年均增长10%、互联网的普及率更是年均扩张20%的地方，可以说遍地都是商机

自从20世纪80年代面临日本的挑战以来，美国风险投资所支持的初创公司将第一次不再确信他们才是世界的主导者

盛又把她派到了新加坡，参与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私有化业务——新加坡电信公司(Singapore Telecom)的私有化

林夏如开始寻找能将中美双方优势结合起来的方案。她希望借鉴美国的投资方案，由硅谷的律师来起草所有的文件，但是资金将会投给那些中国人所创办的、并将产品销售到中国广阔市场的初创企业。

除此之外，林夏如还投资了另外两家很有前景的门户网站——搜狐和网易。

亚洲资源公司(Asian Sources)，项目叫作“中国黄页”。这个项目的核心内容是，美国的大型零售商可以借助亚洲资源公司来对接中国的商品。这家公司现在计划开网站，连员工都还没雇，就要求融资17亿美元

林夏如清楚地知道，当线下零售公司想要把业务搬到线上时，通常会遭到来自公司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从这一层面来说初创企业更具有发展优势

为了达成最终的协议，孙正义和马云又安排了一次会面，这次是在孙正义位于日本的办公室里。

当时作为思科的董事，孙正义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零售业已经开始起飞，互联网的普及也已经箭在弦上，所以对于任何试图以此盈利的项目的投资都是合理的。

孙正义的决定非常及时，他对中国的投资将会重新撑起他因为2000年纳斯达克崩盘而缩水的财富。当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孙正义的股权价值580亿美元，这毫无疑问是风险投资史上最成功的案例，没有之一。

早期的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和网易都得到了风险投资的支持；中国在线旅游和网上拍卖领域的先行者——携程网和易趣网也是类似的案例。2004年，就在蔡崇信加盟阿里巴巴之后，腾讯也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招募到了刘炽平成为公司高管。

比如已经拥有定价权的成熟企业或者是已经有技术专利的年轻公司

在中国的第一次互联网浪潮中，投资人的背景复杂多元，相比之下，第二次互联网浪潮则是由主流的风险投资人所主导的，这些风险投资人大多常驻中国，在上海创立启明创投的瑞斯彻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2005年，徐新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今日资本”，并募资2.8亿美元

刘强东看上去很兴奋，而这正是徐新想要看到的。在美国，年轻人总是批评风险投资挥霍了太多资金，但中国的创业者们面对着巨大的市场机遇，却没有资金可以“挥霍”。

为了锁定这笔独家投资，徐新通知刘强东必须马上和她一起飞往她在上海的办公室签署投资意向书。徐新买了几个小时之后早上9点的机票，这样“他就没时间去见其他投资人了”，她后来解释到。略作迟疑之后，徐新给自己买了不那么舒服的经济舱机票，一方面是因为她想和刘强东坐在一起，另一方面她也想以此提醒刘强东要节俭，不要浪费投资人的钱。

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在线旅游公司携程。会议上，他收到了一个朋友的消息：红杉资本的老板迈克尔·莫里茨和道格·莱昂内想见见他

4个人聊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形成了一个神奇的组合：英裔美国人莫里茨，一位衣冠楚楚的瘦弱绅士；意大利裔美国人莱昂内，身材魁梧健硕；以及两个强势的、有进取心的未来合作伙伴，两人都有美国教育背景和中国护照。

2005年底，沈南鹏和张帆成为红杉中国的联合领导人。莱昂内向红杉资本的一些有限合伙人推荐了他们，最终他们筹集了1.8亿美元的资金。

2008年底，张帆离职，红杉资本做好了继续推进在中国布局的准备。就像很多红杉资本系的风险投资人那样，沈南鹏花了5年的时间取得了一些可观的进展，并且情况在2010年进一步改观，这一年红杉中国投资的公司有4家接连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而红杉资本更是将其两年一度的投资人大会设在了北京。

红杉资本成功完成了从一家硅谷企业到一家全球企业的飞跃。同时，中国科技领域也正在走向成熟。

募资难度的降低使得中国创业者的梦想越来越远大。

我们对贵公司非常感兴趣，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签合同，然后马上汇入资金。”孙谦对王兴的妻子诚恳地说道。最终，王兴“动心”了，签署了一份投资协议，以1200万美元的投资额出让美团25%的股权。

美团在竞争初期轻而易举地活了下来。大多数竞争者由于资金不足和商业模式不成熟，很快就败下阵来。到2013年，美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大众点评，该公司的创始人张涛曾就读于沃顿商学院，他也从红杉中国拿到了投资

自红杉资本成功在北京举办投资人大会和王兴成立美团以来的5年里，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筹资额再次增长了三倍，达到了320亿美元。

2015年2月，中国投资人的日趋成熟集中表现在网约车领域著名的两家打车公司滴滴和快的的合并案上。此前两家公司也是不断烧钱进行价格战，而它们的合并终结了这一局面。

造就了一家比Paypal当初被出售给eBay时规模大10倍的公司

到2019年，红杉资本系又迎来了新“冠军”，即另一家中国企业字节跳动，它是一款广受欢迎的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的运营商。
第11章 Facebook搅动投资风云

经验表明，消费类互联网公司往往是由离经叛道的人物创办的，比如雅虎和eBay就是由业余爱好者创办的。

通过限制斯坦福大学的用户以外的人访问网站，Facebook解决了交友网络面临的有不受欢迎的访客自由加入的问题，这相当于给俱乐部安装一个会员识别系统。

2005年初，埃法西从一位同事那里听说，Facebook已经开始与其他投资人对话

霍夫曼向芬顿解释说，帕克和扎克伯格认为，风险投资人永远不会理解他们的公司，也开不出一个合适的价格

凯鹏华盈排名的下滑通常被归因于一次极其糟糕的投资。从2004年开始，这家公司开始追求拥有所谓“清洁技术”的初创企业，从太阳能到生物燃料再到电动汽车，他们将赌注押在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上。2008年，凯鹏华盈将投资资金翻倍，专门又为清洁技术领域设立了一个拥有10亿美元资金的成长型基金，事后证明这完全是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

一位年轻的凯鹏华盈投资人回忆道。还有人说：“我很喜欢他，他一点都不自负，是一位很好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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